城市当代舞蹈团在头一个十年（1979-1988年）里默默耕耘，成功培育了三位香港第一代的现代舞编舞家：黎海宁、彭锦耀和曹诚渊。这三位从无到有地把属于香港的现代舞创造出来，还要肩负教育及培养观众的责任。在起初十年间，香港还是被称为“文化沙漠”，观众对现代舞不甚了了，有些舞蹈界的前辈甚至认为这种舞蹈抄袭西方，艺术品格难登大雅之堂；但通过舞团努力，证明了香港艺术家也能以现代人的思维去创造属于现代人的舞蹈。有趣的是，黎海宁、彭锦耀和我虽然是土生土长于香港的第一代编舞家，却都是在香港以外的地区接受现代舞训练，随后回到香港，在工作中琢磨自己的风格路向，从尝试中摸索形成个人的舞蹈特色。

我在1989年成为城市当代的艺术总监后，重新为舞团厘定艺术方针——以挖掘、培养和发展本土编舞人才为主。从1989年到1995年的六年间，城市当代舞蹈团步进「本土发展时期」，一方面敞开大门，邀请愿意尝试的年青舞蹈家们替舞团编舞，让他们能在宽松的艺术环境中自由创作，另方面也在行政和舞美技术上提供相对完善的配套服务，如此一来，香港第二代编舞家们便迅快地成长起来了。

与第一代编舞家不同，第二代编舞家大部分在香港的专业舞蹈圈中接受启蒙，奠定根基后才往外国深造。他/她们的首次编舞经验大都发生于香港，而且一开始便充满自信，各以鲜明的个性投射于自己的舞蹈。当第一代编舞家们用了十年时间去琢磨自己的创作路向时，较年青的一群却轻快地放下「香港」或「中国」的文化包袱，以潇洒而自由的心态去进行现代舞创作。

当今香港第二代编舞家中，最受观众注意的几位都是在城市当代舞蹈团中首先崭露头角，而他们最出色的作品也几乎都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制作。当中包括：

在广州出生，少年时移居香港的梅卓燕。她于1981年以业余舞蹈学生的身份考进新成立的专业香港舞蹈团，没多久凭其细腻传神的舞蹈演绎，晋身舞团主要演员席位。虽然在舞团期间以跳中国民族民间舞为主，但梅卓燕身上一种洒脱自然的风骨，让她在一众浓妆艳抹的舞蹈中显得别树一帜。鹤立般的个性也注定她在1990年主动辞离香港舞蹈团，成为独立舞者，进行自己的独舞创作演出。她创作了许多小品舞蹈，但第一台大型舞蹈作品，就是在1992年为城市当代创作的《关于某些女人的故事》。

在香港出生，在香港业余学习芭蕾的伍宇烈，中学毕业后到了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学校深造，以其高挑优越的身体条件和扎实的基本功被选中进了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可是这位具有王子气质的男孩不喜欢跳芭蕾，却更喜爱以现代舞的方式来颠覆传统。在加拿大度过了两个沉闷的舞季后，他决心回来香港，可幸当时的香港芭蕾舞团不懂欣赏伍宇烈的顽皮和幽默，使城市当代舞蹈团获得了慧眼识英雄的机会。我在1993年亲自邀请伍宇烈为城市当代编排他在香港发表的第一支舞蹈《单吊西游记》。

在香港出生的潘少辉，学生时代在香港的爱国学校里读书，并跳遍了所有爱国红色舞蹈。中学毕业后，自然投考了以跳中国民族舞蹈为主的香港舞蹈团，却遭投闲散置，而他就利用晚间空余时间在大学里修读社会学，成为一位社会学学士舞者。潘少辉的成熟思想和智慧带他在1985年转投城市当代舞蹈团，并于1987年到美国深造舞蹈，同时再拿一个政治学硕士学位。他在1993年回到城市当代，凭借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学者般的研究精神，创作出第一部属于自己的大型舞剧《九龙城狂人某日记》。

梅卓燕、伍宇烈和潘少辉的舞蹈风格各极其异，却在九十年代初，成为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新一轮风格印记。除了这三位出类拔萃的年青编舞家跟舞团有着密切联系外，还有众多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的毕业生纷纷在舞团发表作品。其中包括余仁华于1992年发表《线索》、梁家权于92年发表《打鬼》和王廷琳于94年发表《寒风碎》等，到今天他们都还是活跃于香港舞坛，举足轻重。可以说，在我当艺术总监的头六年里，为香港培养了不少新一代编舞家，而这些第二代香港编舞家的出现，开启了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本土发展时期」。

梅卓燕

 伍宇烈

 潘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