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当代舞蹈团成立之后，我作为出资者，自然是以‘老板’的身份跟团员们签约，也被视为舞团的建团团长。但其实在建团之前，我虽然在美国和欧洲学习，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专业舞团，只是直觉地认为，如果要跳舞，便要专心一志，舍此别无它途。因为没有经验，我在建团之初，也曾经请教过不少香港舞蹈界的前辈。当时香港的舞蹈界大抵分成两大阵型：业余舞蹈和商业舞蹈。

    业余舞蹈是指在民间教授各类型舞蹈的舞蹈老师。他们有从英国回来的芭蕾舞老师、有从内地迁移来港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老师、有通过教育学院研习外国土风舞的老师、也有在国际比赛中获过奖项的交谊舞（国标舞）老师。当时小小的香港，虽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却有许多业余舞蹈学校，学生每周到学校里上一到三次舞蹈课，教学质量不差，学生水平不俗，有些甚至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早期团员如黎海宁、黄爱龄、戚家凤、王志强等便都是在这些学校里接受启蒙舞蹈教育。

    商业舞蹈是指以舞蹈谋生的舞蹈员，他们集中在两个场所：夜总会和电视台。七十年代末的香港，娱乐商业活动开始攀上高峰，可是红磡体育馆等大型演出场地还没出现，所以走红的歌手如罗文、谭咏麟、梅艳芳等只能在夜总会里举办演唱会，需要大量伴舞演员；香港的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也大行其道，不但每天晚上荧屏里载歌载舞，每年一次由电视台主办的「香港小姐竞选」，更成为全城唯一文化盛事，几乎所有人都呆在家里观看电视上的美女竞选，以致当晚的食肆和商场门堪雀罗，而「竞选」里的压轴节目更是一场炫目华丽极尽视听之娱的大型歌舞表演，也必定成为翌日全城报章杂志，和坊间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资料，舞蹈便从这样的渠道渗透进香港人的意识里。

    在请教如何运作舞团的时候，我才发现，城市当代舞蹈团在当时的香港舞蹈界里完全不被看好。一位教授业余芭蕾舞的前辈老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如果你真是希望走专业的路，只能去外国，香港不是个跳舞的地方。」另一位在电视台里当综艺节目编导的朋友带着不无怜悯的腔调跟我说：「看看能否安排舞蹈团在电视综艺节目里挂个号，如果不能在电视台里表演，就只是死路一条。」

    我心里不忿，觉得为什么外国能有专业的现代舞团，而香港就不行。而且当时年轻，有点倔，觉得别人说不行的，偏要做点成绩出来才干休，于是埋首苦干，几乎整天耽在舞团里，什么杂务都不理。

    舞团未够一年，母亲去世，对我的打击挺大，不但是因为从此再见不上这位我最敬爱的亲人，也因为她的辞世，家里的生意责任一下子落在我的头上。斯时，我要同时继承家里的业务和开创一个人人说不可能的舞团，压力甚巨。幸亏我在美国大学主修工商管理，也拿到香港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对行政管理有一定的认识和能力。我潜下心来，把家里的公司重新改组，分权分责，以前所有事务全集中由母亲决策的局面，变成由多人共管的行政架构，而我成为最高理事局的主席，只需监察整体发展方针，实际的日常繁琐事项，则安排了经验丰富的公司经理们去具体操作。其实公司的经理们，都是与母亲合作多年的老臣子，从小看着我长大，我人前人后都以叔叔婶婶称呼他们，要我以当家身份去‘领导’他们，大家心里都不好过。所以新架构的设定，不但保证公司的行政运作畅顺，也能减轻公司业务对我的压力，让我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于舞蹈领域。

    虽然如此，当时在香港要建立和运作一个舞蹈团，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再加上我在八十年代中，已经看到香港经济转型的需要，人力密集的制衣业无可避免地要让路给其他金融及服务性行业，所以也慢慢地准备结束父亲母亲以之起家的制衣生意，而把焦点放在其他相对有利可图的行业上。这样的举措自然引来不少外间的冷嘲热讽，最难听的批评是：「曹诚渊是个败家仔，把父母给他的家当花光在不知所谓的现代舞上！」有比较温和的评论说：「曹诚渊是个二世祖，不务正业！」也有让我啼笑皆非却也非常感动的传言，说：「曹诚渊真是酷爱艺术，竟然把家里的公司都卖了，筹钱给舞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