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香港舞蹈历史上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舞团，城市当代的第一次公演，理论上应该让人充满憧憬；可是，如果让我尽量客观地描述，这次演出只能说是平淡度过。

    我们这班青涩的年青人，谁也没有太多运作专业舞团的经验，却是说做就做，轰轰烈烈地排练，创作，宣传，演出。在我们的宣传册子里，骄傲地宣告：我们要建立香港的当代舞蹈文化。当时我们的心里也以为，这样年青优秀的一群艺术家，在这个‘文化沙漠’里，努力奉上的第一次精彩演出，香港观众应该兴奋地排着队，热烈购票。

    结果是，我们第一次的演出总共卖了五十张门票，大部分都是亲友们为了捧场而来。演出后，当然是潮水般的掌声响起，因为观众都是朋友嘛，而五十人一块努力鼓掌，也勉强做到掌声如雷了。

    第一场演出的观众里有两位特别来宾，是戏剧界的钟景辉和刘兆铭。演出后，他们到后台来鼓励我们这拨初生之犊，钟景辉更特别为演出写了一篇观后感言，登在〖大公报〗上，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算是城市当代舞蹈团获得的第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可惜虽然当时把文章保存下来，却因为年代太远，储存不周，后来在舞团搬迁的时候，遗失了这些舞团的早期文献，真是一大憾事。

    大家兴奋过后，不得不面对现实：香港人实在不懂舞蹈，也不知道什么是现代舞，更不要说，请他们买票来剧场看现代舞了。那怎么办？大家商量后，共同决定：既然没有观众，我们便创造观众。

    创造观众的方法，便是直接到学校去，面向年青学生，一方面表演给他们看，一方面解释为什么我们爱跳现代舞。当然要到学校里讲解和演出，除了节目必须免费之外，还要得到学校方面的允许和合作。

    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同志们坐言起行，当即从电话本中找来当时全香港四百多所中、小学的办公电话，一通一通地拨过去，主要是联系各学校的校长，争取他们的批准，在每周全校的集会中拨出时间给舞蹈团进行示范讲演。

    主动把舞蹈带到学校里演出，在三十年前的香港，可以说是一项创举。当时不要说学生们从来没有看过现代舞，连老师和校长们也不了解是什么一回事。可能因为香港社会过度地商业化，艺术也免不了变成商业的一部分，而舞蹈既然是以身体为艺术，那身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买卖的一部分。在许多人心目中，跳舞的人，男的是‘舞男’、女的是‘舞女’，总之是奇形怪状，不像正经人家。

    记得早年曾经跟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是舞蹈演员时，对方瞪着眼看着我，问的一些问题，让我啼笑皆非。比如：「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正常时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平时在那一所夜总会里跳舞？」

    我们自然明白学校校长们的担心，为了要到学校里做示范演出，我们不但要在电话中绘形绘色，有时更要跑到校长的办公室里亲自示范，好让老师校长们能够放心，知道我们只是热爱舞蹈的‘疯子’，而不是乱搞色情项目的‘坏分子’。

    城市当代舞蹈团的第一次学校示范讲座，发生于1980年的秋天，第一所探访的学校，是位于香港大角咀区的鲜鱼行小学。那天的情形，我历历在目。

    我们一班舞者扛着跳舞用的地胶，带着音响器材，来到学校的礼堂。所谓礼堂，是跟停车场连在一块的一片空地，平时可以用作体育游戏运动；有聚会时，学生集合在空地一边的小礼台前，席地而坐。我们就在小礼台上跟学生见面，进行讲座和演出。香港的早秋，天气还是酷热，当年的鲜鱼行小学是一所为渔民子弟而设的民营私立学校，条件不算太好，更不要说在这个露天礼堂有什么空调设施了。

    我们在舞台上，汗下如雨，老师们瞧着过意不去，拿了两把电动大风扇，放在小礼台的角落，冲着我们直吹。因此直到今天，我还能听见那天风扇轰轰的转动，伴着音乐，夹杂着偶尔传来的学生们的欢笑呼声。

    1997年，城市当代舞蹈团代表香港出访加拿大温哥华演出，演出结束后，一位成熟已经身为人母的华裔加拿大移民，兴奋地来到后台，找到我，跟我说：想不到竟然在加拿大可以看见来自香港的现代舞，而她第一次看现代舞，便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她的学校，就是鲜鱼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