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中国舞蹈权威们一开始便把‘当代舞’放在现代舞的对立面：现代舞是西方的，晦涩的，难懂的，而‘当代舞’是中国的，开朗的，易懂的，总之现代舞就是魔鬼，‘当代舞’就是天使，这样简单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不但毫无必要，更凸显了本身对现代思潮的无知与偏见。

    我在1999年曾写过一份在中国发展现代舞，并解释现代舞的立场书，希望解开某些人对现代艺术的误解死结，看来效果不大。可单就今天中国‘当代舞’作为一门独立舞蹈品种来看，如果它是坚持着必须是中国的，开朗的，易懂的，则它的发展前景绝对不容乐观。

    中国的‘当代舞’跟中国的传统舞蹈的不同之处，应该是它的创造力吧，没有了创造性的‘当代舞’，又是从中国传统舞蹈发展出来的，那这种所谓中国的‘当代舞’跟中国已经有的舞蹈，如新编的民间舞或古典舞，没什么分别。可是创造力这个东西嘛，讲究的就是有想象的空间，可以天马行空，想人之不敢想，做人之没有想过的东西，包括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和形式。可是中国‘当代舞’的一顶大帽子盖下来——必须是中国题材的，有开朗内容的，易懂的表现形式的，那艺术家的创造空间便一下子被压缩了好多好多。

    有几多？我们中国的古人曾经说过：「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算他个八吧，我们中国‘当代舞’的题材内容，便有八成生活中不如意的经验不能应用。我们也知道，无论艺术家的创造力如何高妙，艺术的想象源于生活，还是不变的。中国‘当代舞’一开始便这样束手束脚的，如何腾飞起来？无怪乎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当代舞’，几乎全是军队的创作，也只有军队里严格控制，包括艺术家的被规划好的想象空间，才可以创作出中国的‘当代舞’。

    这种既想鼓励创作，又急忙自我画地为牢的中国‘当代舞’，常常让许多中国的编舞和艺术家无所适从。我记得多年前和上海的舒巧老师合作编排一台舞剧《三毛》，以台湾女作家三毛的生平为背景，是很中国的题材，内容浪漫温馨，而且用的是中国观众都很易懂的舞剧形式，在今天看来，应该属于‘当代舞’的范畴，可是舞剧的发展到三毛移居非洲，和当地的非洲土著一起生活，要排一段非洲舞的时候，难题就来了：如何用中国的舞蹈语汇来排演一段非洲舞？幸亏当时舒巧老师和我都很放得开，也不管别人怎样说，就凭自己的想象力，霹雳啪啦地把那一大段非洲舞蹈排了出来。如果用今天的所谓中国‘当代舞’的自我设制的定义去看，《三毛》这套舞剧大部分都是‘当代舞’，唯独是那段非洲舞，因为不是中国题材的，就变成了‘现代舞’。那舞剧《三毛》应该是‘当代舞’还是‘现代舞’？我想没有人搞得明白！

    同样地，今天中国许多现代舞者们以自由自在的心态去进行创作，题材不会自我设限，内容喜怒哀乐并存，表现手法更是各极其异，谁知被中国舞蹈学术机构的强行定性，变成是西方的，晦涩的，难懂的，确实让人莫名其妙。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有两位舞者：刘斌和许一鸣，前者刚刚创作了一支纯抽象，没有故事情节的舞蹈《卜》，后者在数年前编过一支非常沉痛的，怀念他逝世父亲的舞蹈《爸》，从中国舞蹈权威人士看来，应该都属于晦涩难懂的‘现代舞’，可两人在一年前合作编排了一台让观众看了，人人开怀大笑的舞剧《再见蜗牛》，以中国舞蹈界的标准来看，这个舞剧应该算是观众喜闻乐见，人人皆懂的‘当代舞’。我问刘斌和许一鸣，他们编的舞蹈到底是‘现代舞’还是‘当代舞’？可连他们自己都是懵的。根据中国舞蹈权威对‘现代舞’和‘当代舞’的解释，可能我们只能这样说：在跳《卜》和《爸》时，他们是现代舞者，而在跳《再见蜗牛》时，他们就是中国‘当代舞’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