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教师节的日子，我不由自主地、也想起我上学时情景，想起我的母校，想起我的老师，也想起我最敬重的校长。

那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开始上学是在我父亲上班的地方、内蒙东部劳改农场保安昭小学，小学二年级时跟母亲回到老家，即现在的通辽、扎鲁特旗、宝力搞村（公爷仓）。那是个蒙古村，村里没有汉语学校，我只好到邻近的汉族村上学。那所学校的的名称叫：“红旗完小”。全称是：红旗公社完全小学。

何伟先生，是小学校长。他当时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长得很英俊。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有文化、有知识、有修养的，很了不起的人。

因家离学校远，我只好在校住宿，一住就是五、六年。刚开始时我还小，再加上我的幼稚，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尤其是何校长，经常逗我玩耍，平时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爱护我。对一个当时远离父亲身边而幼小的我，对老师和校长的关爱感到特别的亲切。这样，在长达五、六年的与老师和同学共同生活中，由于何校长的特别关照，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们之间也的确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从感情上讲他不仅是我的老师和校长，也可说是我的长辈。我十分地敬重他。如果说，老师对学生有恩的话，那么他对我的恩情最深，这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

我曾让何校长给我改过名，原因是嫌我的蒙古名太啰嗦，叫起来很不方便。我的蒙古名叫：“乌力吉巴雅尔”。的确，老师和学生叫我的名子时都很费劲，感觉很别嘴。有时同学们也经常拿我的名字跟我开玩笑。就此，我也感到很不自然。有一天，我自己跑到何校长的办公室，请他给我改个名；校长似乎也懂得我的用意，考虑一阵后说：“那就先叫包尔吧，正好和苏联的保尔谐音。”从此，我由“乌力吉巴雅尔”改称“包尔”（也就是姓氏的后面加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就这样我用“包尔”这个名字一直在这个学校念完高小。事实上，我正式上学读书就这么几年，严格地说是个高小毕业生。也正是“包尔”这个名字，伴随了我整个少年时期的学生时代。我所有的主要文化基础，也正是在何校长所领导的“红旗完小”里学的。虽说文化不高，却可受用一生。

另外，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和何校长感情进一步深入，也给双方留下一生都难以忘掉的记忆。

那是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也就是高小毕业的前一两年，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何校长就当然地、很快就成为全校的头号批斗对象。一开始部分老师带领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校长的“罪行”。那时，好象每个学生都必须写揭发材料或大字报，否则就不是革命的好学生。我也违心地凑合着写了一份，大概内容是何校长上课时曾骂过学生，上纲上线为这是封建主义的教学方法。其实是生搬硬造。大字报贴出后，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打心里感到对不起我最敬重、最感亲切何校长；每次看到校长那忧伤而含冤似的眼神时，我痛感内疚；以后再也没写过。至今想起此事时，都后悔莫及；尽管那张大字报无关紧要，我还是承受了一次莫大的良心上的谴责。后来何校长真的就背上了“牛鬼蛇神，走资派”罪名”。并被当时所谓的“造反派”们关了起来。

校长和个别其他校头头同时被关押，学生基本停课，我们大一点学生都是“红卫兵”组织的一员。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揭发当权派的罪行，批斗和看押被抓的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正好我负责看管我们的校长的任务。这回总算是给了我一次补偿愧对校长和报恩的机会。

何校长患有肝硬化病，关在以阴冷潮湿的屋子里，伙食也很不好，实在够他受的。当时他家在十多里外的旗所在地鲁北镇。其家人也不好关照，虽然他爱人常以看病人的借口来看望校长，但是来的时候都要受到严格限制。第一点就是不许家人给带吃的（有怕中毒或自杀因素）。另外接见的次数和见面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没人可怜和照顾他们的，一是怕麻烦，二是怕受牵连。可我顾不上这些，利用我仅有的职权，想尽一切办法照顾我的校长。每当我的班时，我就事先告知校长的爱人，趁天黑人少时让他们偷偷的见面，有时还一起过夜。更严重的是我曾多次向他通风报信，透漏内部情报，使他逃避和应对造反派的整治。这使他少遭了不少的罪。

后来“文革”结束，校长和其他一些被整的人，都平反了。我也早已离开了学校。当时的“文革”热潮，迫使我失学回到农村。何校长听说后，曾多次托人捎信，说要帮忙给我找工作。也可能是出于我们的友好的师生感情，或许是，以此来回报我在非常时期对他的关照。但我很快就当兵去了，未能接受他的好意。后来我每次回老家、打探他的情况时，总能听到他念念不忘和感激我的言论。遗憾的是我们自“文革”分开后，一直到他临终前也未能见上一面。这是我一生中又一件应该做而没做到的一件大事。不过，他那既是校长又是长辈、受人尊重的高大形象，以及从我孩时就建立的深厚的师生情谊，牢牢地刻在我的心中。

借教师节之际，并利用我的博客空间，写下这一小段回忆，以此表示我对已故校长的一种深深的怀念。也表达我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思念与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