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12-19

龚自珍之死

 是真名士自风流，若让龚自珍自己确定一门看家功夫，非怜香惜玉而莫属。他花费重金，收藏到汉代美人赵飞燕的玉印一枚，将它视为奇珍异宝，特意选址昆山，筑“宝燕楼”一座，顶层专藏赵氏玉印，用情如此之深，一时传为佳话。某日，龚自珍见人在旧址上建新屋，挥利斧砍伐桃树、海棠，竟动了恻隐之心，从斧斤之下“救得人间薄命花”。他对同时代的美女、才女的呵护就更不用说了，与老前辈、随园主人袁枚相比，亦不遑多让。然而世俗的说法是：龚自珍风流过头，终不免死于花下，代价太高，未免有些不值当。

 龚自珍的情敌很不简单，居然是荣恪郡王绵亿的儿子，姓爱新觉罗，名奕绘，此人在文学上的造诣殊非浅显，所著《明善堂集》流传于世。奕绘受封贝勒，著名才女、美女太清西林春是其福晋（原为侧室，后扶正）。太清原本姓顾，江苏吴门人。奕绘做官颇能驾轻就熟，还特别喜爱交游，府邸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四十四岁时，龚自珍任职宗人府主事，是奕绘的下属部员，常去奕绘的府邸交差。贝勒从不把他当作属员看待，而是尊为座上宾，任由他在府邸中行走，与顾太清诗词唱和。

 才高获赏，日久生情。龚自珍与顾太清的罗曼蒂克确实有风可捕，有影可捉，但与他的死因挂起钩来，就有点惊悚片的特殊风味了，容易离谱。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的诗句，“缟衣人”即指顾太清，她喜欢穿缟衣（白衣），朱邸指贝勒府，飞骑传笺，而且是在夜晚，稍有想象力的人不难打开脑门。两人明里暗里通了情款，合手把一顶绿油油的帽子牢牢地扣在奕绘头上，难度还能有多大呢？太清的容姿太美太眩目，她的定妆照是：一身白衣，一袭红斗篷，凌波微步，宛若天宫仙子，手指、手臂洁白如玉，骑在高头骏马上轻弹琵琶，惊艳不可方物，见过的人都说她是王昭君再世。

 情圣都有绝活，龚自珍与顾太清的会面就不一般，他们用蒙古话聊天，用京片子谈论诗词，用吴侬软语调情，以此瞒天过海，蛛丝马迹处处可寻，男女情之所钟，神魂为之颠倒，岂能长期遮掩众人耳目？何况龚自珍情场得意，也做不到守口如瓶，到底还是被奕绘瞧出了破绽。贝勒固然爱才，但也不肯扮演活王八，于是他暗中派人追杀龚自珍，一定要致他于死命。所幸顾太清的仆人忠于女主，侦获这个阴谋，及时通知了龚自珍。

 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三日傍晚，龚自珍突然辞职南行。“不携眷属，独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夷然傲然，愤而离京。”他自谓出走理由是“罡风力大簸春魂”，意思是高空的强劲风力簸荡春魂，使之惊恐不安，借喻仕途凶险。有人说，这其实是打马虎眼，他逃之夭夭，是因为京城有无常鬼索命。龚自珍只身逃往江南，路费不足，只好到处蹭饭，好在他名气大，朋友多，不至于吃闭门羹。《己亥杂诗》中有句“侥幸故人仍满眼，猖狂乞食过江淮”，描写的即是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顾太清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红杏出墙，百口莫辩，被奕绘之子逐出了贝勒府。

 龚自珍与顾太清的情事有个非常诗意的名目——“丁香花公案”，传说各异，有人认为，顾太清瞧不起当时的无聊文人陈文述，后者怀恨在心，背地里扮演造谣者的角色，使此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晚清文人冒鹤亭写过《孽海花闲话》，他言之凿凿，咬定奕绘用鸩酒谋害了龚自珍的性命。于是就有历史学家跟他较真，煞一煞他好为武断的文风。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作《丁香花公案》一文，考证出己亥年（1839）奕绘已然亡故，地下枯骨何能派遣杀手寻仇？这样一来，冒鹤亭的断言不攻自破。在长篇小说《孽海花》第三回、第四回中，作者曾朴借龚自珍的遗妾褚爱林之口，将龚顾之恋讲成了艳情故事，连迷药都派上了用场，《聊斋》的气味挥之不散，小说家的编派功夫倒是不弱。

 龚自珍仓皇离京，远赴江南，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是：他引导舆论，力挺好友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销烟，得罪了军机大臣穆彰阿，后者势焰熏天，龚自珍惹不起，倒还躲得起，于是乎弃官出京，诗人的性情天真烂漫，满以为逃得越远越安全。

   知命之年，龚自珍殁于浙江丹阳。据吴昌绶编撰的《定庵先生年谱》，确切地说，龚自珍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于丹阳县署“暴疾捐馆”。当时，他担任云阳书院讲席。此处语焉不详，病状如何，全无记载，令人疑窦丛生。民间传说更是添油加醋，节外生枝：龚自珍竟然是被美貌的姬妾灵箫鸩杀的，只因灵箫移情别恋，与某生偷欢时，被龚自珍抓到现行，好不羞愤，变心的妇人下手遂如此之毒。这一说法也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史料支持，仍属杜撰和臆测，不足为凭。一位诗坛巨擘，死因不明，徒有谜面而无谜底，真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