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山东文学》2016年01期）

苏门四学士

一位文坛领袖，受到无数读书人的敬仰和众多追随者的推崇，必定具备高出同时代人的文学功力和人格魅力。将自己铸成伟器之后，他必定还能爱惜人才，欣赏人才，发现人才，引荐人才，这才算遵循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儒门圣训，进入了仁者的行列。

在北宋文坛，欧阳修和苏东坡是公认的泰山北斗。欧阳修发现和引荐的人才很多，特别优秀的有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苏东坡发现和引荐的人才更多，特别出色的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苏东坡“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一生经历坎坷，但他仍有自鸣得意之处——“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独见之早和先见之明确属其骄傲自豪的资本。那些天才角色如同精金美玉，世人尚未赏识之前，苏东坡就凭慧眼鉴定他们为国士。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苏东坡感叹道：“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 、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陈履常即陈师道，是“苏门四学士”之外深获苏东坡赏识的诗人。后世有人扩而充之，将黄庭坚（鲁直）、秦观（少游）、张耒（文潜）、晁补之（无咎）、陈师道（履常）、李廌（方叔）合称为“苏门六学士”。

元祐年间（1086—1093），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同在史馆，与翰林学士苏东坡交往密切。他们去苏家做客，苏东坡必定吩咐朝云用入口甘馨的密云龙茶款待，因此苏家上下全都长了几分记性，四学士来访，别的茶叶就不用登场亮相了。为此苏东坡填写过一阕茶词《行香子》：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金缕，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密云龙茶产自福建武夷山，是宋朝的北苑贡茶。据欧阳修的笔记《归田录》所载：“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襄）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苏东坡时任翰林侍读学士，给宋哲宗赵煦上课，年轻的皇帝赏赐龙茶给苏老师，颇存敬意。由此可见，四学士能在苏府喝到密云龙茶，确实是非同寻常的礼遇。

苏东坡比黄庭坚年长将近九岁，属于同一辈人。起初，苏东坡在好友孙觉家里读到黄庭坚的诗文，啧啧称奇，赞许其大手笔可与古人一较高下。孙觉便趁热打铁，对苏东坡说：

“这位作者，目前知道他的人还不多，你是当今文豪，在稠人广坐中称赞他，就会引起众人的关注。”

“他就如同精金美玉，不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想要逃避盛名难上加难，哪里用得着我逢人说项！”苏东坡笑道。

黄庭坚个性强直，轻视外物而自重，他的文运好，官运却非常差。后来，苏东坡路过济南，在李常家里读到黄庭坚更多的诗文，从侧面加深了对黄庭坚的了解，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黄庭坚超凡脱俗，别说势利之辈难以接近他，就是苏东坡这种放浪形骸之外的高士，也不一定能与他交上朋友。但没过多久，黄庭坚就主动写信给苏东坡，恭恭敬敬执弟子礼，他尊重苏东坡，犹如尊重自己敬畏的师长。这对师徒从此交往频繁，书艺切磋，诗歌唱和，长达二十余年。

苏东坡之所以能够成为百代文宗，是因为他虚怀若谷，善于博采众长。苏东坡曾表示他要向黄庭坚学习，也确实效仿“庭坚体”作过诗。为此，黄庭坚愧不敢当，写诗相赠：“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意思是：我的诗就像周朝的小国曹国和郐国，浅陋得不成其为大邦。先生就如同幅员辽阔的楚国，拥有五湖三江。……我是一棵枯树倒入深涧大壑，遭到波涛冲撞，一万头牛都拉不动它，只有先生独力抬举……由此可见，黄庭坚对苏东坡既心悦诚服，又感激不尽。

在宋朝，翰林学士接近皇帝，可谓清贵之极，许多文官的理想莫过于此。元祐二年（1087）冬，苏东坡升任户部侍郎，他呈上《举黄庭坚自代状》：“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他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成为翰林学士，这可不是什么顺水人情，而是他识才爱才的极致表现。

苏东坡与黄庭坚均为文艺全才，他们走得近，除了惺惺相惜，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极富幽默感。黄庭坚作《茶诗》，“曲几团蒲欲煮汤，煎成车声入羊肠”，苏东坡读后笑道：“黄九怎得不穷？”别人钻进死胡同就叫倒了大楣，黄庭坚竟然一头钻进了又细又窄的羊肠，不穷才怪。

黄庭坚曾在京城相国寺见人背着一个大葫芦，专卖大葫芦种，一粒就要数百钱，许多人受骗上当。春天种下后，夏天收获的仍是普通的瓠瓜。有位姓黄的书生靠看相谋生，他恭请黄庭坚用大手笔为他写句广告词，黄庭坚允诺，一挥而就：“黄生相予，官为两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一笑！”意思是：黄生给我看相，预言我的官职将是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寿命可到八十岁，这就是所说的“大葫芦种”。可发一笑！黄生的预言完全失准，自不用说。黄庭坚调侃黄生是“大葫芦种”，等于说他骗人不打商量，可是黄生没有细究，不知道被调侃，看广告的人不知本源，更是莫名其妙。世间谬种流传，往往如此。

黄庭坚曾为附马爷王诜书写《尔雅》，苏东坡作跋，他写道：“鲁直（黄庭坚字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这不仅是评论书法，也是评论为人，大艺术家必是大矛盾体，喜欢左手搏击右手的人，正如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十有八九是顶尖高手。

有一次，苏东坡与黄庭坚在一起探讨书法。苏东坡说：

“鲁直最近的字固然清新遒劲，但笔势有时过于瘦削，有点像是树梢上挂着的蛇。”

“先生的字，在下固然不敢妄加评议，但偶尔也会觉得扁圆浅显，有点像是石头下面压着的虾蟆。”黄庭坚立刻回敬，毫不含糊。

两人打成平手，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黄庭坚丧妻之后，断绝嗜好，吃素食，饮清水，无欲无求。晚年，他将苏东坡的画像悬挂在卧室里，每天早晨都要焚香礼拜，神色极为恭敬。有人说，他这样做未免太过谦虚了，因为论声名，他与苏东坡已不相上下。黄庭坚闻言大惊，离席躲避，他郑重声明道：

“庭坚只愿做东坡居士门下的弟子，怎么敢与先生平起平坐！”

江西诗派的诗人为了光耀门楣，不免大吹法螺，将苏东坡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应该说，这并非黄庭坚的本意。

苏东坡遭到宰相章惇的迫害，六十一岁时被放逐到天涯海角。黄庭坚遭到宰相赵挺之的忌恨，六十岁时被贬谪到远郡边城。亲友忧虑，他倒是乐观，认为宜州就是宜人之州。

此前，苏东坡谪居惠州，回复黄庭坚的来信，对这位大弟子入黔后的饮食起居和当地的风土人情颇为关心。他听说宜州的气候大体上接近长沙，倘若真是这样，情况就不是太差，可以安顿下来。苏东坡不放心的是黄庭坚囊空如洗的财务状况，询问他途中是否遇到知诗书、明道义的人，伸出援手来接济他。苏东坡的处境稍好，但遇到难处，也只能用时间换空间，等待有朝一日水到渠成，船到桥头自然直。由于命运的牛绹牵在别人手中，他们未雨绸缪，不会有太多功效。这封信凸显了苏东坡对黄庭坚的殷殷关切和苦中作乐的精神，温暖而感人。在另一封信中，苏东坡还郑重其事地介绍侄婿王庠和眉山奇士程遵诲去宜州探望黄庭坚，信尾开玩笑道：“他们的诗文、人品俱佳，各怀致穷之具，与我亲近，又不远数千里寻访鲁直（黄庭坚字鲁直），这两人将来遭受穷鬼迫害的程度，真是不可估量！”在贬谪途中，黄庭坚读到苏东坡的诗句“前路山可数，后骑且勿驱”，高兴地说：“此老未死在！”意思是：这位老先生不会客死在惠州，他还能回到岭北去。黄庭坚的预言是准确的。

宜州太守秉承上峰的旨意，不许黄庭坚住在城里，当地没有驿站，也没有民居可以租住，他就抱一床被子住宿在狭小的城楼里，白天喧闹，附近是屠牛场，夜晚寂静，鬼影子不见半条。因此黄庭坚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喧寂斋。他焚香而坐，用三文钱就能买到的鸡毛笔写字。有一天，天气闷热，黄庭坚饮酒微醺，将腿脚伸出城楼去淋雨，他对身边的范寥说：

“我平生没有这么快意过！”

崇宁四年（1105）重阳节，黄庭坚与友人在宜州城楼上宴集，身边的人都在说：“今年北方会有大战，将军又能立功封侯了。”于是他即席填写了一阕《南乡子》：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填完词，黄庭坚倚栏高歌，旁若无人。只过了二十一天，他就辞世了，没能等到近在眉睫的大赦，像同门好友张耒那样返回故乡。

如果说黄庭坚是苦行僧，秦观就是典型的风流才子，堪称宋词婉约派的一代词宗。同为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对秦观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秦（少游）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李清照是大家闺秀，如此有赞有弹，秦观在九泉之下也不好吭声。

秦观与苏东坡初识，颇具戏剧性。他听说苏东坡来扬州，就在苏东坡必经的一座古庙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用的是东坡体的书法。苏东坡看到这首诗后，大吃一惊，连他都辨别不了这首诗究竟是自己题的，还是别人题的。在好友孙觉家，苏东坡读到秦观的大量诗词作品，拍案叫绝，击节称赏，他感叹道：“此前模仿我的字迹在寺壁上题诗的作者，一定是这位青年才俊！”他们的见面也就顺理成章了。后来，苏东坡在《秦少游真赞》中称赞秦观“其服野，其行方”，“其言文，其神昌”，既可仕，又可隐，“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即”为“接近”的意思），可见其道法自然，逍遥自得。

秦观比苏东坡小十二岁。年轻时，他自诩“功誉可立致，而世上无难事”，但他的“功誉”全在文学方面，至于立功报国，封侯拜相，则是镜花水月，终归虚无。

秦观崇拜苏东坡，经常形于辞色，溢于言表。熙宁十年（1077），苏东坡从密州太守移任徐州太守，秦观前往拜谒，欢聚了一段日子。此后，他仿照李白的名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写诗向苏东坡致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秦观的《黄楼赋》专为苏东坡建造的徐州黄楼创作，苏东坡读后，击节再三，盛赞这位门徒有“屈（原）宋（玉）之才”。

正如邢恕（字和叔）所言，秦观的文章铢两不差，不是从大秤上称来的，而是从戥子上戥来的。有人告诉秦观：“东坡先生夸赞你的文章如美玉无瑕，倘若较量精雕细琢的功夫，无人能够超过你！”秦观说：“年少时我喜欢作赋，雕琢的习惯早已养成。正如东坡先生所讲的，对于炼字我从不畏难。但我的作品词华气弱，这是我的不足。”秦观具备自知之明，这个优点非常强大。一百多年后，元好问将秦观的诗定性为“女郎诗”，很可能也是针对他“词华气弱”的短板而言。

苏东坡视秦观为“异代之宝”，但有时他也会出语批评，用力敲打。秦观从浙江会稽到京城汴梁，拜见苏东坡。苏东坡说：

“真没想到你近来居然学习柳永，创作艳词。”

 “虽然我的学问不济，但还不至于此。”秦观辩解道。

苏东坡就拎出秦观的词句“销魂当此际”来敲打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柳永句式。敲打完毕，苏东坡问起秦观的新作，秦观随即吟诵“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轂雕鞍骤”，苏东坡笑着说：

“十三个字只描写了一个人骑马从楼前经过，太浪费笔墨。”

很显然，苏东坡对秦观的词作期望值很高，他特别欣赏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在众人面前称呼秦观为“山抹微云君”。

谪居黄州时，苏东坡写信给秦观，劝他多著书，秦观此前所论练兵、治盗的篇目很好，具备实用价值，积累数十篇，即可成书。至于时事，多有忌讳，少谈为佳。苏东坡还劝秦观在著书的同时要积极应举，争取早日考中进士。

苏东坡写给王安石的书信，《苏轼全集》里仅收录两封，其中一封书信的内容是苏东坡离开黄州后向王安石极力推荐秦观，表彰秦观的几大优点：“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苏东坡深知王安石的影响力巨大，倘若王安石肯在公开场合夸奖秦观几句，就能使世人重视秦观的才华和品德。

苏东坡有一个同胞姐姐，由于婚姻生活不幸福，年纪轻轻就弃世了。他并没有一个同胞妹妹，但民间故事“苏小妹三难新郎”流传甚广，那位遭到编派的新郎不是别人，就是秦观。若不是苏东坡从旁支招，新婚之夜，秦观连洞房都进不了。实际上，秦观的妻子是徐文美。他不曾为妻子填过一阕词，写过一首诗，可见两人感情不深。秦观喜欢侍女边朝华，纳为侍妾，写诗赞美她为“织女”。后来，秦观想逃避俗务，学道修真，就断绝情缘，让朝华的父亲把女儿领回去，另外嫁人。他写诗给朝华，末尾两句是“不须重向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离”。朝华离开了二十多天，她不肯改嫁，要回来陪伴秦观，秦观心一软，就收回成命。一年后，秦观仕途受阻，学道修真的愿望愈加强烈，他对朝华说：“你要是不离开我，我就不能修真了！”这回他用慧剑斩断了情丝，修真的愿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贬谪搅黄，至死也未达成。

古人认为，玄虚的诗谶非常灵验。宋朝时，于诗谶之外，又添词谶。秦观在处州（今浙江丽水）梦中作词，结尾是“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已预示他将死于古藤州（今广西藤县）。苏东坡听侬君沔讲起秦观的这桩轶事，为之老泪纵横，于是亲笔抄录秦观的这阕词，收藏起来。

元符三年（1100）初夏，苏东坡得到命令，移居廉州（今广西合浦县），他写信告诉秦观，他正在等候泉州人许九从外地返回儋州，只有此人的渡船牢稳可靠，估计六月下旬可以出发。要是顺风满帆的话，渡船沿着海岸航行一天可到石排，第二天渡海即可到北岸的递角场。“若得及见少游，即大幸也”，苏东坡信中的这个愿望没有落空，在海康县，阔别多年的师徒终于会面。令苏东坡高兴的是，秦观“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但令他吃惊的是，秦观自作挽词一篇：“……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秦观自料身后事如此凄凉，字字催人泪下。

只过了一个多月，秦观就在藤州光化亭中暑而死。死前，他给客人讲述梦中所得的长短句，直讲得唇干舌燥，想要喝水，凉茶端来了，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它，微笑而逝。苏东坡得悉噩耗，两天吃不下东西，但他怀疑这个消息属于误传和谣传。别人也曾多次误传和谣传过他的死讯，不足为奇。他倒是记起了一件趣事：本朝大臣丁讽风瘫后，有人误传其死讯，京城诸公竞相致奠，丁讽在家坐收赙礼——数千串纸钱和数百坛美酒，他把纸钱悉数退掉了，把美酒全都留下，节省了一大笔酒资。

苏东坡抵达白州（今广西博白县）那天，秦观的死讯得到证实。他写信给欧阳元老，哀叹道：“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秦观早逝，刚过知命之年，是苏门四学士中寿命最短的一位。噩耗传开，一位爱慕他的歌姬伤心不已，自杀身亡。一年后，苏东坡病逝于常州。在另一个世界，这对肝胆相照的师徒或许还能够神魂聚合。

晁补之学无所遗而胸次自高，道德淳正而文字高雅。黄庭坚称赞晁补之的文章似司马迁、班固，落落词高，有秦汉间风味。十三岁时，晁补之拜名儒王安国为师，精修儒家经典，学问大进。在《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中，他自承平生想做皋陶、傅说、汲黯、刘向那样的贤臣，虽通晓兵家孙武、吴起的学说，却因为道不同而弃之如敝屣。晁补之精研易学，颇有创见，棋艺也很高明。苏东坡与晁补之的叔叔晁端彦（字美叔）同榜及第，友情很深。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任新城县令，彼此打过不少交道。晁端友是位深藏不露的诗人，多年后，苏东坡才了解到这位已经过世的老部下竟是位诗文高手。

十九岁时，晁补之萃取杭州山川风物，精心撰成《七述》，他斗胆去拜访杭州通判、文学大家苏东坡。苏东坡读完晁补之的文章，感叹道：“我可以搁笔了！”他还称赞晁补之“于文无所不通，博辩俊伟，绝人远甚”，预言这位年轻才子“将必显于世”。据《宋史》所载：“（晁补之）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晁补之得到苏东坡和宋神宗如此高大上的称赞，遂名满天下。元丰年间，好友陈师道以诗戏之：“闻道新文能入样，相州红缬鄂州花。”所举二物均为当时众口交赞的好东西：相州红缬是相州出产的红色丝织品，鄂州花是鄂州境内绽放的白色腊梅花。

晁补之好吟诗，好画竹，对谋生理财不在行，一度穷到全家食粥的地步。苏东坡写过一首诗，善意的调侃很诙谐，对这位门徒寄予的却是真心的关怀：

 

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

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             

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

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

 

诗中的“那得饱”就是“哪得饱”的意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东坡讲这话，确实风雅，但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毕竟清瘦的竹子画多了，无济于辘辘饥肠。穷饿出秀句，愤怒出诗人，固然有理，但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间愤怒者不多，穷饿者倒真是不少。

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可能是与苏东坡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

元祐六年（1091），晁补之任扬州通判，过了一年多，苏东坡任扬州太守，这对师徒同衙合作，“相从江海”，总共有九个月时间。他们在一起办事，有商有量；在一起饮酒，有醒有醉；在一起赋诗，有唱有和。可想而知，这对师徒相当合拍。他们都迷恋陶渊明的作品，苏东坡和陶诗多达一百二十四首，晁补之和陶诗也不少。晚年晁补之落叶归根，修建了一座归来园，自称归来子，陶渊明的隐逸精神对他影响至深。

晁补之在秘书省任职长达十五年，“怡静乐道，未尝近权要，士论高之”，嗣后，外放为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齐州境内有一群强盗，大白天抢劫行人的财物，颇为猖獗。晁补之派人侦悉其姓名、行踪，以及获赃数目。某日，他设宴款待客人，开席前召集巡捕授以方略，结果酒席还未散，巡捕就将那群强盗悉数捉拿归案了。办案神速，效率竟如此之高，州府中的官吏无不大吃一惊。当时，河北饥民逃荒，途经齐州，络绎不绝，于是晁补之请求朝廷拨给粮食一万斛，他亲自督办境内的救济事宜，修建安置点，准备各种生活用品，煮粥煎药，总共救活了数千人。晁补之在山西河中府任知府时，大河中的浮桥已经朽坏，他想尽快修缮，有关部门却不肯配合。晁补之就预先规划，材料齐备后，一天之内修理完工，满城百姓为之欢呼。谁说书生不会办事？苏东坡有治理之才，他的弟子晁补之也有治理之才。

有一次，晁补之向苏东坡转述了司马光的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耳。”苏东坡听罢此言，赞叹不绝，他还记起了前辈的诗句“怕人知事莫萌心”，在这位文豪看来，良心安妥始终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崇宁年间，元祐党人再度遭到迫害，较之绍圣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身为“皇帝中的艺术家”，宋徽宗对北方劲敌奉礼甚敬，岁币有增无减，对当朝名士却手下无情，诏令禁毁苏东坡及其门下弟子的诗文，就是不折不扣的罪恶行为。晁补之去世二十八年后，七十卷诗文集《济北晁先生鸡肋集》才由其堂弟晁谦之编定印行。

在“苏门四学士”中，张耒年纪最轻。他出生时，掌纹天然形成一个“耒”字，因此得名。张耒身材高大，体壮如牛，与许多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反差，陈师道写诗调侃道：“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大腹便便如战鼓，饥肠辘辘似雷鸣，如此描写，令人印象深刻。时值炎热的夏天，黄庭坚写诗调侃张耒，“六月火云蒸肉山”，也相当滑稽。从体貌特征方面来打量，张耒真是活脱脱的弥勒佛，圆头大耳，满面春风。这回黄庭坚写诗就不再是侧面调侃好友，而是正面表扬他了，“形模弥勒一布袋（布袋和尚是弥勒佛的原型），文字江河万古流”，连人带文一起夸。张耒得“肥仙”的绰号，这个“功劳”肯定要记在同辈好友们的“功劳簿”上。

起初，张耒与苏辙交游，苏辙对其诗文赞不绝口，苏东坡向来信服弟弟辨识人才的眼光，对他的门人自然是青睐有加。张耒先后受知于苏氏昆仲，可谓幸运之极。

四朝元老富弼去世后，苏东坡接受富家后人的嘱托，撰写《富韩公神道碑》。好些日子过去了，他仍没理清行文的头绪，没找到下笔的灵感。一位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文学大师遇到这种情形，的确罕见。

有一天，苏东坡睡午觉，梦见一位体形魁梧的老人来家做客，这人是前朝宰相寇准，两人促膝深谈，聊了很久。醒来后，苏东坡文思泉涌，立刻下笔撰写《富韩公神道碑》，原原本本，将富弼一生的功德娓娓道来，文章一气呵成。在兴头上，苏东坡让门徒张耒充当第一读者。张耒是直性子，真人面前不打诳语。他说：

“碑文结尾处有一个字不够妥帖。‘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为轻重，而一赵济能摇之。’我认为‘能’字不如‘敢’字好。”

张耒用“敢”字置换“能”字，增添了结尾的神韵和感情色彩，令人看到富弼的伟大和赵济的可恶，苏东坡欣然采纳。

苏东坡做翰林学士时，张耒在史馆当值，常去苏家走动。通常，他不喜欢提问，如果他提问，就一定是个新奇的问题：

“先生有句诗‘独看红叶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

“刘白堕很会酿酒，此人的姓名事迹见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苏东坡轻松作答。

张耒的脑筋还是没转过这道急弯，他皱着眉头继续问道：

“既然是一个古人，岂不是很难倾倒他吗？”

“魏武帝曹操的《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也是用酿酒人的姓名来代替美酒。”苏东坡耐心解释。

“毕竟用得不当。”张耒摇了摇头，做出评判。

“你应该先去找曹家那汉交涉，怎么来这里纠缠？”

苏东坡的话音一落，满座大笑。原来，苏东坡所说的“曹家那汉”，一语双关，既是指曹操，又是指张耒家的仆人曹某。曹某监守自盗，弄丢了张府制酒的器具，张耒已经报案，官府正在侦办。

乐的时候，人在一起；苦的时候，心在一起。苏东坡谪居岭南，张耒派人专程去惠州给苏东坡送信送物。苏东坡回赠桄榔方杖一根，要张耒“勿诮微陋，收其远意尔”，礼轻意重，张耒能懂的。

崇宁元年（1102），张耒在颍州太守任上，拿出自己的俸禄，到当地荐福禅寺办法事，祭奠尊师苏东坡。当时，元祐党人碑已立于京城端礼门，朝廷正以高压态势毁损元祐党人的声誉，禁毁他们的诗文。苏东坡和苏门四学士都“荣幸”登榜。张耒选在这个时候以卵击石，自然触犯和激怒了朝中权贵蔡京等人，张耒被贬官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在黄州安置。苏东坡和他的门下弟子跟黄州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氏兄弟、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去世后，张耒硕果仅存，北宋末期，去向他求教的读书人很多，大家轮流赠送醇酿佳肴给这位又高又胖的美食家享用。张耒的文学观与其恩师相当接近。苏东坡认为作者有意，如同市人有钱，市人有钱则百货可办，作者有意则辞达而文成。张耒诲人作文，以理（相当于苏东坡所说的“意”）为主。他认为天下文章都是“寓理之具”，“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果作者只重文采而忽略理念，想写出精品佳作，简直比捕风捉影还难。他与友人论文时强调：“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张耒还将文章形容为水，开闸之后，“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漪，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的初始形态无不平平淡淡，奇变是其自身的体量和沿途所遭遇的地势、气候所致。相比之下，沟渎蓄积的死水波澜不惊，“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有力者想方设法日夜震荡它，也见不到任何奇变，只能见到青蛙蹦跳、水蛭扭动而已。道理通达的文章就如同江、河、淮、海的洪流，不刻意寻求奇变而奇变自然形成。震荡沟渎，试图造就波峰浪谷，这根本就是违背物理。作者单靠雕琢文字而取胜，适足以彰显自身的浅陋。当时的学者都认为张耒的文论有胜理存焉。

苏门四学士紧紧围绕苏东坡这道黄金中轴，彼此间结下深厚的友谊，书信往返，诗词唱和，把酒言欢，联袂出游，自不用说。张耒撰《祭曹无咎文》，开头就写道：“惟我与公，交游之义，外虽朋俦，情实兄弟。”晚年，他们遭受政治迫害，被贬谪到穷乡僻壤，天各一方，再也找不到把晤的机缘，遭遇最惨的是黄庭坚和秦观，两人客死于瘴疬之地。

有道是，“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元符三年（1100），秦观的儿子秦湛从藤州护丧北归，秦观的女婿范温在零陵（今湖南永州）等候，一同抵达长沙，正好与黄庭坚相遇，三人握手大哭。此时，黄庭坚穷困潦倒，但他仍拿出二十两白银作为赙金。秦湛说：

“先生刚从远方受苦回来，怎可耗费财力助办丧事？况且归葬的各项费用我已凑齐，我想把先生的赙金还给先生。”

“你父亲是我的同门好友，相交的情义，如同手足。他去世的时候，我未能在身边诀别，为他入殓。出葬的时候，我又不能去送他上山。我太对不起你父亲了。这笔赙金是用来表达我对好友念念不忘的心意，并不在于银钱本身。”

长者之言，感人肺腑，秦湛低下头，两眼饱含热泪，收下了这笔沉甸甸的赙金。

魏文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下了个结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他的意思是：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汉代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与同时代人傅毅的声名、才华不相上下，班固却小看对方。文人以自己的所长轻视别人的所短，是一种毛病，敝帚自珍则是另一种毛病。

有趣的是，在苏东坡与苏门四学士之间，这两个毛病都毫无踪影，他们只有惺惺相惜，只有彼此激赏。苏东坡与王安石是政敌，但他始终承认和肯定王安石的不少诗文均属上乘之作，他指出王安石的毛病在于好为人师，强求别人向他看齐。这是正常的批评，而不是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