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长沙晚报》2015-04-08）

履行精微的母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衡哲教授撰写过一本倡导妇女解放的小册子，但与那些头角峥嵘的女斗士相比，她的观点稳妥得多，有商有量的语气也温和得多，她并不主张妇女同胞敌视身边的男性伴侣，无端地将自己从家庭生活中剥离出去。

    在这本小册子中，陈衡哲教授发过一句感慨：“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叫爸爸放下手中的书本，跑过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陈衡哲教授认为，妇女解放是女性从观念和行动两方面把自己塑造成对家庭、社会有用有益的新人，而不是自求多福，自寻轻松，盲目而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所以说，一个女人得到解放，不仅要拥有与男人平等相待、平等相处的若干权利，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给丈夫、子女、家庭和社会带来良好的氛围和影响，造成双赢、多赢的局面。

    陈衡哲教授一直实践着自己认同的理论，在家中，她“独裁”、“专断”，任鸿隽教授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乐得享有遐迩皆知的惧内的美名。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与任鸿隽、陈衡哲结为挚友，他的妻子江冬秀没有接受过新式的学校教育，欠缺文化知识，在老家安徽绩溪，她是严格遵照三从四德的标准塑造出来的传统女性。按理说，江冬秀是正版的贤妻良母才对。实际上，除了脾气暴躁，她在不少方面确实恪尽妇职。然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陈衡哲喝过洋墨水，做过北京大学首位女教授，她才是最高标准的贤妻良母，不仅能照顾好家人的饮食起居，还能帮助家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抗战期间，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江冬秀并未随行，待在国内无所事事，整天东风、白板、红中、发财，沉溺于牌局，不能自拔。一旦失去父亲的引导和管束，胡适的幼子胡思杜就频频逃学，与一些公子哥儿打得火热，混迹于上海滩那些声色犬马的娱乐场所，不仅荒废了自己的学业，而且眼见着整个人都堕落了。无奈之下，胡适将胡思杜接到美国，但恶习非一日形成，也非一日可以根除，胡思杜不思进取，竟把学费拿到跑马场去买彩票，撞大运。胡适曾骄傲地说，“思杜是我创造的”，言下之意，他对恩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念兹在兹，所以要给爱子取名“思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猛烈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中，胡思杜来了个窝里反，向大洋彼岸的父亲投去一枚重磅炸弹，他斥骂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连“遗臭万年”的成语也用上了。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可谓立场鲜明：“他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倘若胡适读到这篇出自幼子胡思杜之手的诛心之作，该会怎样苦笑和悲叹呢？

    1950年3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引用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诗》第四首以明心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然而胡思杜是他的儿子，不是什么寻常的“瓦片”，他被打破脑袋之后，只能暗自惭愧教子无方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正当事业辉煌之际，陈衡哲却毅然决然地辞去教职，为的是从繁忙的教务中抽身出来, 做一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据说，当年她下定这个决心，与胡适的女儿素斐不幸染病夭折有很大的关系，她突然省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这话出自一位五四时期功成名就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口中，与“推动摇篮的手即是推动世界的手”出自一代天骄拿破仑之口，同样耐人寻味。事实证明，陈衡哲付出的努力结出了硕果：长女任以都和儿子任以安都是哈佛博士、美国教授，次女任以书很有孝心，她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国内，照顾双亲。

    “履行精微的母职”，女人必须用心血去浇灌这七个字，才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