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作家易宗夔在《新世说》中记录曾国藩的言行，尽管篇幅有限，但寥寥数笔，往往传神。奇葩就是奇葩，不服不行啊！

 有一次，曾国藩与幕僚开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这就透露出了可怕的内部信息，一个人要干成大事，先得将良心流放塞外才行。

 曾国藩一生如楚人斫垩，运斤成风，最为人称道也最遭人诟病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尚属遥控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这方面尤称行家里手。法国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对于洗脑的诸端好处，曾国藩领会极深。他跟朋友、僚属和家人谈话写信，时时处处都记得运用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上三遍紧箍咒，有些人实在受不了，却又不得不强作欢颜，领受他老人家的“盛情”。

 曾国藩皈依孔孟，诚意正心的功夫堪称一流，即算如此，他仍被左宗棠骂为“貌似君子，实为小人”，这冤该到哪儿去诉？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喜欢给人洗脑，犯的就是这个毛病。不过，曾老师给人洗脑，你可以明里受洗，暗里拒洗，与法西斯的强行洗脑还是有着天渊之别。倘若一定要作客观评价，曾国藩的洗脑技术虽然不算高明，成果也不算突出,但显得相当厚道。某些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的洗脑对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这正是他的功德所在，凭此曾国藩打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定律，曾家一直人才辈出，至今不衰，决非偶然。

 最令人惊诧的是，洗脑大师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将它们弃若敝屣，一改理学家的惯常面目，示人以阴阳家的普通声气。朱克敏《雨窗消夏录》记载：“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临到生命的暮晚时分，曾国藩传世的口诀竟是“不信书，信运气”六字，这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早已产生信仰危机，怎能不教儿女、友人、部属跌碎眼镜？曾国藩平日讲求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经他不懈的熏陶，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半信半疑，将信将疑，他这位“伟大的导师”内心却根本不相信，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吗？我倒觉得，曾国藩有此一说，就算良知未泯，真诚未绝。在生前，他肯揭破神圣的假面，拆穿真实的谎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总算还讲求一点“临终关怀”（不是生者关怀濒死者，反过来，竟是濒死者关怀生者）。法西斯的洗脑大师们却死到临头仍要一口咬定自己那套鬼把戏是天经地义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妄图将世人永久蒙敝在鼓里，关禁在笼中，宅心反而远不如曾国藩仁厚。

 曾国藩终生相信运气，但他崇信运气的态度前后有微妙的变化。壮年时，军书旁午，戎马倥偬，局势忽好忽坏，时好时坏，他的赌兴无一晷刻不与运气挂钩。“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在这段话中，他特别强调自信心，运气还占不到绝对上风，但这种顽强的自信心逐年逐月消磨，终于所剩无几。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也不免慨叹：“成败利钝，实关天命，吾尽吾心而已。”两位大清帝国的柱石忠臣，身处艰危之境，都把天命和运气看得极为重要。

 你可能会说，曾国藩以六字真言传世，玩的是黑色幽默。此言差矣。中国传统读书人口口声声不离孔孟之道，真心认可的却只是孟子的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他们往往以儒家精神吹响冲锋号（“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却以道家精神鸣金收兵（“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临到晚年，血气既衰，斗志瓦解，他们回望来路，多半会惊得冷汗浃背，倘若运气再差些许，比九死一生更糟糕的结局将是一瞑不复视。曾国藩岂不是有过两次战败后因为绝望而跳水自尽的经历吗？正是有见于此，他才善意地给后人留下六字真言——“不信书，信运气”。

 近日，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微博上发言：“现在中国的信仰就是钱，政府的信仰就是GDP，个人来讲一切就是钱钱钱！”这话当然过于笼统和绝对了。但中国当下很大一部分人拜金，则是不争的事实。悲摧一点讲，数亿房奴白天累得眼冒金星，晚上才能够瞅空做一做流金岁月里标配的“中国梦”。这些被迫入“教”的“新孔教信徒”（他们的教主不是孔二，而是孔大，即孔方兄）就算对曾国藩的六字真言不以为然，也只能够保持沉默，毕竟好运气不像新鲜空气那样够用（新鲜空气也快不够用了），跟它闹拧了可没什么甜美的果子吃。你说“不信书”是信仰危机，那就是信仰危机，反正没有多少人会把它看得比经济危机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