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写了好几个孔目，虽然着墨并不算多，却也写出了这些人的处境和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吏治的腐败。

 　　应该说，《水浒传》作者对孔目这类人是颇有好感的。因为作者所写的孔目，大部分是好孔目。这些好孔目有正义感，总想帮助受害的英雄。林冲被高俅所害，关进了大牢，遇到的是一个“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的当案孔目孙定。他知道林冲是受了冤屈的，要救他，府尹却说，这是高大尉“批仰定罪”，“怎周全得他？”孙定说：“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庭的，是高太尉家的？”仅此一句反问，就写出了这孙定的性格。最后，还是在他的竭力主持下，才给林冲判了脊杖二十，刺配沧州，要不是这个孔目的主持，林冲也就没戏了。武松被张都监所害，也多亏了一个孔目的帮助，才得以逃脱，这个孔目姓叶。作者说“这人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贪爱金宝”，但就是这个不肯贪爱金宝的叶孔目，还是收了施恩送给他的一百两银子，才把这文案改得轻了。作者却仍然要对这个孔目大加赞颂：“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西厅孔目心如水，海内清廉播德音。”这种赞扬就很有意思了。明明是受了礼才办事，却仍说是心如水。可见一点正直、一丝天良已经到了多么缺少、多么珍贵的地步了。由此也可见出清廉之难了。我们仔细想想，在一个恶势力十分猖獗的社会环境中，敢于帮助被恶势力陷害的人，这本身就要冒很大的风险，虽拿了一些酬金，但也确实是难能可贵了。这种所谓“清廉”，其实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清廉，而是在一个腐败社会中存在的比较而言的“清廉”了。这里的“心如水”，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心如水”，只不过是天良未泯，还有一点正义之心罢了。《水浒传》中还有一个孔目，也是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的，那就是救戴宗和宋江的黄孔目。他是戴宗的朋友，眼看戴宗和宋江马上就要被杀，他没有办法，急中生智，竟想出一连串的忌日，总之是一连五天不能杀人，最后把梁山英雄给等来了。这件事，充分表现了孔目的机敏。

 　　这些孔目虽然知道被害者是完全无罪的，也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无辜受害者稍稍缓解，不致立即被害死，却并不能还无辜者以清白。比如武松，本来无罪，明明是被张都监陷害，但叶孔目并没有可能为他昭雪冤情，而只是让他活下来罢了。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些生活在夹缝之中的孔目，首先考虑的还是自保，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那就会危及他们的利益甚至身家性命，他们就不会干了。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在普遍腐败的吏治环境中，极个别人的清廉正直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体的吏治状况的。这些孔目们所做的事，只能到此为止，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走上与整个统治阶级对抗的道路。《水浒传》里有一个梁山英雄，也是孔目出身，他就是铁面孔目裴宣。这人原是京兆府的六案孔目，只因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就被一位朝廷派来的滥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亏得邓飞、孟康等人搭救，便在饮马川做了“山寨之主”。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裴宣走到这一步，问题就出在“分毫不肯苟且”上，像救林冲、武松和戴宗的那几个孔目，恰恰都是只能苟且从事，做不了彻彻底底的好人的。如此看来，这种在官场的夹缝中生存的孔目，是有三条路的，一是彻底泯灭天良，助纣为虐，做坏事；再就是虽天良未泯，却也不能洁身自处，只好苟且从事，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也做点好事，如果情况对自己不利，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还有一种情况，这是裴宣式的，不能苟且，最后只好走上叛逆的道路。这里说的第一种人，也有一个例证，那就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他与毛太公合谋，一心要害死解珍解宝，最后被邹渊、邹润杀死，落得个身首异处，也是罪有应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对孔目有好感？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些孔目都是些读书人，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读过些圣人书的，所以在作者心目中，这些人虽身居污泥之中，却也还是尽量去做“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这大概也透露了作者的一些自我评价的心情。因为作者也是知识分子，不免对知识分子会多些好感。《水浒传》中两个可以读“天书”的人，都是有知识的，一是宋江，二是吴用。晁盖没文化，虽贵为一寨之主，却没有读“天书”的资格，甚至还要被屏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在这方面，作者对裴宣的描写，也可作为佐证。作者说裴宣“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稳”，“问事时智巧心灵，落笔处神号鬼哭”，虽有武艺在身，却显然是一个白面书生。作者对文化人是十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