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人会感到孤独，这是必然的。这种孤独源于一种潜意识中的对抗。这种对抗其实就是一种对于环境的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是消极的，被动的。人们总是希望交流，孤独者更是如此，但是孤独者因为失去了交流的对象而只好将自己封闭起来。并不是没有“交谈者”，寻找“交谈者”是容易的，问题仅仅在于“交谈”不等于“交流”，交谈可以是从个人在最庸俗的意义上的言语往来，是两个人在一个时间段里的相互发声。这里可以没有任何真实的倾诉，两个人的内在世界是完全封闭着的，谁也没有真正进入对方的真实世界之中。这种最流俗的言语往来，不仅不可能解除孤独之境，倒是更呈现了孤独的存在。在经过一番或长或短的谈话或谈论以后，彼此可能更为佰生和隔膜了，因为彼此都可能发现对方仍站在言语之外。而生活中的交谈大多如此。有意识地封闭自己的真实存在是历来被教导的处世原则，中国人更是从来如此的。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自愿地选择了孤独，而是因为险恶的生存环境告诉人们只有这样才是自保之道。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这更是成为一种存身之道。言语招祸的事常常发生，就使得人们不得不自我封闭起来。在当今时代，这一点似乎变得不是特别重要了，因为那个随时有可能被告密者送进牢狱的时代毕竟远去了，但是另一点更普遍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那就是交谈的职业化。职业化是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当然这一点由来已久，但那个时代也没有今天这样严密地构建着我们的生活。这是因为分工的特别明细所致。不断地产生新的职业，只要某种行为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它就有可能变为一种职业。人们不是先确定自己的角色，然后选择自己的职业，而是先选择了自己的职业，然后再确定自己的生活中的角色。职业决定生存。正因如此，人们的交谈才大大地职业化了。政治家用自己的行话交谈，作家们甚至也用自己的行话交谈，其他的职业就更不用说了。人们的时间大部分在职业服务中度过，职业交谈成为交谈的最重要的方式，然而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而只是一种角色完成。这种交谈所实现的是行为的协调性。人们借此使生活按照人所共知的方式运转起来，但精神的交流在这里并没有真正实现。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谈时，他关注的是这个人当下的行动，而并不关注这个人内在世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才是真实的存在。正是用一种职业交流的方式，保证了生活的表面的流动，却使得人们的内在存在彼此隔绝开来。因为职业性的交谈常常掩盖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的独特性。为什么越是人口聚居的大城市，人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陌生，倒是在那偏僻的乡村里，反而容易培养出质朴的感情。乡村的最大财富是它的闲暇，所以在职业交谈之后，还有很多时间用于情感的交流，城市的服务设施使得人们彼此的需要降到了最低点，而乡村则不然，服务设施的短缺使得人们永远处于相互需要的境地。一个药灌可能要全村人来用，一把理发推子也可能供全村几百口人用，就是这种现实把乡村生活维系起来，情感交流因而成为可能，一旦人们感到不再彼此需要，这种情感交流就必然要中断，因此，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正在消灭这种原始的交流方式。一旦消灭了乡村式的交谈，乡村生活的本质特点也就丧失殆尽了。这并不一定是生活的幸事。它意味着人类生活的最后的田园诗黯然褪色了。而精神的孤独将成为唯一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