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句俗话：“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那个年代，当教师是“有心报国，无处使劲”，就像《说唐》里的李元霸一样，浑身的劲没处使，恨不得把地提起来、把天扯下来！只可惜没有下手之处，便喊道：“恨地无环，恨天无把！”。

    别的职业是用一分力，有一分功，而教师每用一分力，只有一分过。传授知识成了罪过，只有带学生劳动才不被指责。但是，每天都让名义上是“中学生”的孩子们在劳动中虚度光阴，我的良心有愧。于是，我就布置学生写日记，学珠算。

    1977年10月7日晚上，机关干部和教师照例在供销社的楼上开会，主要是公社书记传达秋播现场会的精神。在会议开始前，文教干事抢着读了一份教育部的文件，是邓副主席在文教、科技大会上的讲话。讲了善待教师和科研人员，肯定了教师的工作也是艰苦的劳动。对那种钻研业务七天七夜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陈景润为例）。我的精神极为振奋。

    1977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且允许非毕业班的学生参加高考，师生们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学校决定，挑出十几个学生加班加点培训，参加高考。我抓紧一切时间参阅过去中学的教材，编制高考复习提纲。在高考培训之余，我还将自己的教学体会写出文章寄给报刊。

   1978年，《湖北教育》第一期上发表我的题为《用行列式法解方程组  尽快排除拦路虎》的文章，在兴山教育界首开先河。该期的目录刊登在《湖北日报》上，小学的武汉知青教师仇美珍率先转告我。当时已经从教研室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的王盛春正好在省里开会，看见我的文章署名将“志”误排成了“忠”，还专门到杂志社去更正，杂志社说下一次发表文章再更正，王盛春回到兴山后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

     同在1977年10月，电台也播出了中央决定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动了一下，但是想到我只是“大一”的学生，完全不知道大学数学系后三年要学哪些内容，便把这个念头打消了，一心扑在辅导学生备战高考上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研的想法又在心里发酵，我决定上阵搏一搏。考数学研究生，在山区无处谋教材。我哥哥是华中工学院“大三”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在湖南的一个山区县，他也报考了研究生，我向他求援，他给我寄来一本俄语数学书和一本高等代数，虽然离所需要的书还差得很远，总算聊胜于无。我就抽空抱着已有的四本书啃，为了攻克俄语，我坚持每天用俄语写日记。

    1978年3月底，我的第二个女儿又诞生了，好在岳母家鼎力相助，没有分散我多少精力。但是，辅导学生参加高考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没有丝毫懈怠，只好不断给自己加码。当时每周只有星期天一个休息日，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星期天不是开会，就是给学生补课。

    临近研究生考试前几天，我走到四十多里外的平邑口兴山教师进修学校，那里有一个教师叫冯发石，是武汉大学数学系“大四”的学生。当年，我和他都报考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我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后走回学校，天全黑了，我还在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河谷的公路上边走边背有关知识。我知道自己考上研究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通过学习、考试的过程，我可以知道研究生的标准有多高，大学数学系的学生要掌握哪些知识。1978年5月15日开始考研的初试，考了三天，科目有政治、外语、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考试结束回到学校后，我竟然能将所有的数学考题及自己的答案回忆写出来。……接到没有录取的通知，已在我预料之中。冯发石初试录取了，后来又到武汉去复试，顺利地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数学研究生。

    冯发石在武汉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时，遇到了武汉师范学院的一个中年女教师，名叫李若莲，李老师是被学院派到武汉大学研究生班进修的。李老师原来是我们平行班的数学教师，没有教过我们。当冯发石偶然提到我和他同时考研时，李老师将我夸奖了一番。冯发石特地写信告诉我，鼓励我继续考研，叫我与李老师联系。后来，我给李老师写了信，李老师给我寄来两本习题集。之前，我报考研究生只是试探一下水深，短暂而匆忙的几个月时间，对于大学数学系的课程还远远没有弄清，决定继续报考研究生。暑假回到宜昌，我买了各种版本的大学数学书及俄语书，抓紧时间继续学习。

    由于超负荷运转，身体出现了各种不适，血压升高，心脏隐痛，严重影响了学习效率。我没有倒床，一直坚持教学和复习，直到1979年研究生考试结束。虽然这次也没有考上研究生，但是我把大学数学系的知识都学了一遍，可以毫不心虚地对别人说，自己是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了！这也给我后来的教学和撰写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