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惜别兴山

在兴山一中工作期间，能得到尊重，感到十分欣慰。但是，物资仍然匮乏，生活依旧粗糙，不见好转的身体状况还是令人忧心。因为身体差，头上怕冷，在兴山一中的教师中，只有我经常戴着帽子。为了维持基本的睡眠以及身体的正常运转，我不得不每天在野外行走两个多小时，老师们都知道我是“行者”。

 1988年5月1日，我在兴山一中教过的学生王义侠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揭开了1986年5月1日我给她们上课时，她们都笑起来的缘由，这才使我恍然大悟。王义侠在明信片上写道：“赵老师：转眼又是‘五一’了，记得前年‘五一’大清早，您穿着黑裤子和皱皱巴巴的灰西服（西服是学校发给全校教师纪念教师节的），脱去了常戴的蓝帽子，人精神多了，我们都很新奇，您也不太自在，说：‘今天过节，穿穿新衣服’。可晚自习时，就又还了原，我们失望极了。真的，那一天议论得最多的就是‘旧貌换新颜’的赵老师。”

到山区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都对天真无邪的学生、善良纯朴的家长、美丽纯净的自然环境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已经在兴山工作了十七年，身体状况堪忧，再延缓几年，很难觅到宜昌的用人单位；还有，在宜昌从十个月起就随奶奶长大的大女儿面临小学升初中的尴尬局面：要她到兴山上学，家人不同意，要在宜昌上初中，又没有宜昌户口。此时，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大学生分配到山区工作满五年后可以调走。可是，当地的领导却对文件作出自己的解读：“过去分配到兴山的大学生不属于该文件范围。”

我逐级向上申请调动，各个部门都设置了障碍，而联系的一个个用人单位，也因为没有及时到位而被先到者取代了。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向各级领导陈述家庭困境，有领导的儿女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曾经在家长面前夸赞过我。经过县常委讨论，终于同意了我的调动请求。在宜昌，以两小时的过硬“试教”，被纺织部直属的企业宜昌纺织机械厂子弟学校录用，于1987年10月率妻儿调入了该厂。

我们调到工厂后，只享受了短暂的“工人阶级”余惠，迅即被卷入了工厂改革的大潮，有过恐慌，有过辛酸。在工厂改革的初期，我们子弟学校被划为“二线单位（即次要部门）”，工资及福利与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拉开了距离，工厂要学校自己想办法创收。老伴因严重的慢性病多次住院，长期服药，又下了岗，收入大为减少；两个女儿还在上学。我自知肩上的担子沉重，业余时间就给学生有偿补课，收取比其他地方低的费用。在给学生补课时，我仍然坚持一个底线，不收自己直接教学的班级里的学生，不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看着工厂摆脱了大社会、高福利的羁绊，进入市场拼搏奋进，感到这是社会在进步，心里没有怨言。

曾经被锁定在农村受穷的农民，是“改革开放”最广泛、最明显的受益者。不再缴纳土地税和各种提留，某些种植项目还能得到国家补贴，又能自由外出务工或经商，在城市买车买房。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农民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首次超过了城镇人口。

鼓励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与当地的人民共同奋斗，是促进国家快速发展的有力措施。现在国家采取了人性化的轮换政策，还有诸多优惠，如免除大学贷款，优先考研，优先提拔等等，与过去的那种带有惩罚性的、有去无回的做法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