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在跨越两年的时间里，复习、参加研究生考试，但是，对待学校的各项工作仍然兢兢业业，毫不松懈，多次被评为先进。

  1980年，我被任命为南阳河中学教导主任。又当选兴山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1年6月，全县各区的高中撤销，集中在位于峡口公社“平邑口”的兴山师范校址内办一所单设高中，取名叫“峡口高中”。7月，我被任命为峡口高中副校长（没有正校长），行使校长职权。

  自从我被任命为峡口高中负责人后，便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工作。当时正是暑假期间，烈日炎炎，我经常骑着自己买的旧自行车往返于南阳河与新学校之间，一个来回就是90多华里，一个暑假没有一分钱补助。新学校所在地平邑口没有集镇，只有一个小药铺，一个供销社。饿了没有饭馆，渴了只能到小河里捧水喝。这里离县城大约十多华里，没有公交车，要办事全靠步行或骑自行车。

“峡口高中”的教师并非从原来各区的高中选优调集，因为这里生活很不方便，没有人愿意从区镇调到这里来。开办初期，七拼八凑总算把学校办起来了。见面之初，我恳请教职工和学生都称我为“赵老师”。我自任一个班的数学课，早晨在全校领操，白天挤时间下厨房挑水，平整操场，晚上查学生寝室等等，想把学校办成“君子学校”，可惜现实与理想有很大的差距。

  作为小小负责人，既无财权又无人事权，学校经济十分拮据，无法解决教学及教师的困难，学校没有吸引力，高素质的教师不愿意来此工作。再加之经过多年的混乱，道德修养荡然无存，对没有实权的领导软磨硬抗、阳奉阴违、违法乱纪屡见不鲜。

   因为过度劳累，我的血压升高，心跳时时出现“三连律”、“奔马律”等异常现象，县医院的医生诊断为高血压性心脏病（简称“高心病”），叫我到宜昌去治疗。因为我还没有病倒，出外治疗，学校的工作无人顶替，只好拖着。

   我在峡口高中负责人的岗位上奋斗了三年，诚恳而坚决地向教育局领导提出辞职。为了表明诚意，在辞职时我又推荐我们武师数学科的一个同学周祖彪来当校长，他当时还在偏远的山区高桥区初中担任副校长。在新学期开学前，教育局批准了我的辞职，我被调入兴山一中教书。兴山一中当时囊括了很多数十年中分配到兴山的饱学之士，受到全县人民的尊重，能在这个学校工作是很幸运的。

  1984年调入兴山一中，教高三文科班和理科复读班两个班的数学。我虚心向老教师他们学习，认真钻研各种资料，敢于创新，在教学中初见成效。

  在1985年9月9日全国第一个教师节上，兴山县委、县政府给一批教师授予了“优秀教师”的称号，我有幸名列其中。不久，我担任了数学教研组组长、理科党支部书记。教学精益求精，颇受学生欢迎。来一中听课的宜昌地区教研室数学教研员李作松听过我的课后大加赞赏。

  1986年，我连续在《中学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周校长看到了这一可喜苗头，在全校召开了首次论文宣读大会。在会上，周校长和我分别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获得了学校的奖励。这一年，全县举行优质课比赛，我上的课《一种特殊的三棱锥——正四面体》获得县级优质课奖（黑板上的图形都是我徒手画的）。

  1986年，宜昌地区数学学会成立，李作松教研员推荐我担任常务理事。当时，兴山一中的资深数学教师向朝宗尚在病中，我推荐向老师任常务理事，我担任理事。不久，我又加入了湖北省数学学会。

    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学校相对固定了高三的任课教师。我连续三年担任高三的任课教师，精力严重透支，身体状况下降，经常失眠。为了维持睡眠，保障教学，每天不得不在县城周边的山岭走一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