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人性难移

     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开始，就留下了一条成规：到农村搞“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员，必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家一年到头很难吃到肉，而具有城市户口的人每月由国营食品公司供应一斤肉，便规定工作队员每月到区里集中开会一次，也顺带改善一下伙食。

    我们这些下队劳动的大学生一人住一户农民家，除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尽可能为农民家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如挑水、推磨等等。我们也沿袭了“四清”工作队员的规矩，每月在区里（峡口镇的吊脚楼石板街）集中一次。

     在区里集中时，我们用集体户口买回每人每月一斤的配给肉，在当地的一家饭馆将十斤肉一起煮了吃一顿。在吃饭时，大家也说些民间笑话。如《酒鬼》：“有一个酒鬼，受到老婆的严厉管束，两人达成妥协，凡是老婆在话语中说出一个与‘酒’同音的字，就可以喝四两酒。有好长时间老婆说话都没有带‘酒’字了，眼看快到重阳节，酒鬼出门去找了一个朋友，叫这个朋友在重阳节前到他家去找他，他则故意离家回避，要朋友对他的老婆如此这般地说一番。这天，朋友到酒鬼家找他，老婆说：‘他出去了，有什么事我转告他。’朋友说：‘我叫王老九，明天就是九月九日重阳九，我约了九个朋友登高看秋景，清他带几瓶好酒。’ 酒鬼回家后，老婆佯装无事，他只好主动地问老婆是否有人找过他，心中却暗喜。老婆若无其事地说：‘有一个叫王老三三的人来找你，他说明天是重阳节，他约了八个人还有你一起去登山，要你帮他带几瓶二锅头。’酒鬼听后气得晕倒在床上。老婆吓得一边哭一边喊：‘我的个天哪我的个地呀，你生也为酒，死也为酒……’酒鬼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嘴里喊道：‘半斤！’（旧秤十六两为一斤）”此外，还有宜昌地区流传的“王娲娲系列笑话”，如《三等仓》、《儿童饼干》等。吃饱喝足之余，又进行了精神会餐，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才朝生产队所在的山上爬去。      

     快到过年了，“过革命化春节”的口号又在报刊、广播上轮番出现，号召下乡知青不要回城过春节，农民在春节期间也要出工劳动。天气越来越寒冷，白天劳动只有一些零星农活（这本来已是农闲期），劳动力过剩，晚出工、早收工。但是为了记工分，人们还是不缺勤。当时我住在一户男主人是哑巴家的阁楼上，头顶上的瓦缝可吹进冷风和雪花，寒冷的长夜更加难熬。一天早上，我被冻醒了，罩在被子上的塑料布已经积了一些雪。我赶快起床，东家还没有一丝动静。我心一横，将行李略作收拾，罩上塑料布，便轻轻地下楼出门。踏着积雪，跌跌撞撞地下了山，乘车换船回宜昌的家了。

     一个多月后，我惴惴不安地返回兴山。在去双坪的山路上，正好碰上双坪大队的大队长下山，他当头一句就问：为什么过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我支吾了一句便与他檫身而过。好在他不在我所住的小队，平时很少接触。

     当山花点点绽放，野草随风舒展的时候，在春天的芬芳气息中飞来了一个消息：通知我到大队学校代课。在全国的政治大潮中，当时的大队小学（五年）已由戴了帽的初中（两年）发展到戴帽高中（两年），仅有三、四个原来教小学的公办教师 和几个民办教师。校长一再向大队党支部叫苦，此时，一些大队干部（如党支书、大队长、民兵连长）的子女也跟进了高中（当时的学年结束被改在寒假）。按当时的政策，在农村劳动的大学生是不允许随意抽调到其他部门的，党支书先试探一下，首先将我一个人抽到学校代课。他们将我的吃、住都安排在学校。到学校后，校长又安排我在周日及全区教师的学习日（每月三天）为举办“阶斗展览”画画，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画了一段时间，若干张大大小小的水粉画基本上形成了系列。校长便开始在大队举办展览，逐步发展到公社、区里展览。过了五、六年，我的工作换了两个区后，听他们的文教干事说，我为展览画的画还在用。这时，我又利用一个暑假为我所在的南阳区画了一些宣传画。

     不久，甘发贵被抽调去陪同县委副书记梅子峰搞水利调查。大队的其他三个大学生都抽到学校代课。当时，主席发表了：“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的指示，举国上下都在学习演唱样板戏。学校也组织了演出队，由于有我们几个大学生的参与，演出队在方圆几十里名声大振，我这个“新四军的郭指导员”也名闻遐迩。

      在学校又教了一个多月，全国兴起了办“学大寨展览”的热潮，我们几个大学生又被抽调到县城去参加办展览，我们的农业劳动锻炼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由于媒体长期宣传知识分子的弊病，当地人将大学生看成了一个怪精灵。认为大学生对劳动、生活一窍不通。当时，在全国都流行着一则笑话，说大学生到农村后看见大片的麦苗而惊呼韭菜长得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起就经常下农村劳动，不断聆听这则笑话，不辨韭麦的人已微乎其微。除了这则常规笑话外，他们还会不断地从生活中捕捉素材。我们刚进村时手足并用的走姿编成了《大学生走路——手足并用》；我有一次在住户家吃包豆豉的饺子，因为太咸，便将饺子捻破了吃，这又编成了《大学生吃饺子——捻破了吃》；当时，全国正在大力宣传用一种发酵的“糖化饲料”喂猪效果很好，当地农民都没见过。有一次，胡丽清看见一户人家在将水泡黄豆磨成含有大量泡沫的浆，准备做成鄂西一带人民爱吃的一种“懒豆花”。她惊奇地问道：“你们在做糖化饲料？”农民哈哈大笑，从此便产生了重量级的笑话《懒豆花变糖化饲料》。

     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大学生对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我刚到双坪大队时，他们用一个老人传下来的题目来考我：

      獐（每只）十八（斤），兔（每只）三斤，鹌鹑四两不用称，九十九只一百斤（此题指旧秤十六两为一斤），多少獐、兔和鹌鹑？

     我做出了正确的解答，他们十分佩服。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叫你去写、去画、去表演、去教不同的科目，我在兴山的教师生涯中，教过体育、音乐、美术、农机、语文、外语、物理、化学，开手扶拖拉机等等，学生都觉得津津有味。直到后来，才长期教自己的专业——数学。我曾在南阳河中学教过音乐课，当我调离南阳河中学几年后，有一次在县城汽车站乘车，碰见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农村女孩，她一看见我就喜笑颜开、手舞足蹈地唱起了我教过的一首歌：“小锄头呀手中拿，手呀么手中拿呀；井冈山下种南瓜，种呀么种南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