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网2023年11月17日https://www.zgshige.com/c/2023-11-17/25433375.shtml# 

与《诗刊》发生联系是一种福分

蒋林

在《诗刊》首次发表作品，至今已三十一年了。能与中国最权威的诗歌刊物发生联系，是我的人生福分。

一、最“接近”《诗刊》的一次

一九八八年夏，我赴山东威海，参加由数家民间诗歌报刊组织的全国性诗会。在会上，我认识了刘钦贤老人。他是安徽省怀远县的《淮风诗刊》主编。刘钦贤与我在会上是泛泛之交；后来，我投稿，他发表；他赴合肥出差，途经定远看我；我与甘肃诗人林染分别发表关于诗坛现象的文学争论，他力挺支持我的观点……几度春秋，我和刘钦贤老人处成了很好的忘年交。说这个干嘛？有原因的。刘钦贤于一九五六年转业至中国作协诗刊编辑部，任秘书、编辑，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创刊号出刊之前的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为了回应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关于《诗刊》“什么时候发稿”的电话问询，时任主编臧克家，副主编严辰、徐迟，编委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联名给毛泽东写信、约稿。本来约的是此前在社会上广为传抄的八首诗作，不久，毛泽东亲笔回信，附上了十八首诗！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回信手札，最初是由秘书“刘钦贤捧着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兴冲冲地跑进了主编室”（沙鸥《中南海的回声》）；几十年后，退休老人刘钦贤告诉我：那封珍贵的书信，随我辗转多年，财产多有丢失，信件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还在我手里珍藏着！

闻听此言，我的第一反应是，《诗刊》编辑部好像一下子就搬到了我家隔壁，编辑部里，每个人的声音似乎都清晰可辨。这是幻觉，当然是因为刘钦贤的描述和渲染之故。他多次回忆与臧克家、徐迟、沙鸥等人的交往、回忆当年的编辑部办公环境、故人故事，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可以依靠想象而勾勒出来的实际场景。多年来，我对于诗歌、对于《诗刊》心存一份虔诚，那种浓郁的情感，一经撩拨，便是泛滥。

与一位曾经的《诗刊》秘书、编辑，在远离北京的安徽一隅，建立了很好的师友情谊，这于我，是一份难得而奇妙的缘分。由此，我再读《诗刊》，就莫名觉得，我与这份刊物，是有一点“特殊”关系的。

二、在《诗刊》首发作品后，听说我的责编是王燕生

在县里有诗友。其中一位是公司经理。他出差北京，到《诗刊》编辑部拜访，顺手递交自己的诗稿。回来后跟我们说，《诗刊》编辑部不是那么吓人的，老师们和蔼得让人意外。他还说，有个编辑叫王燕生，负责看华东地区的稿子，人很亲切，倒水给我喝，还送我出来。于是，我记在心里，再投稿，就在信封上“北京宣武区虎坊路甲15号诗刊编辑部”后面，加上了“王燕生老师收”的字样。

一九九二年，第十一期《诗刊》发表了我的诗《理解广东音乐》。在此之前，我没有收到编辑部的通知信件，许是邮局分发或是单位收发哪个环节丢失了。我是在报亭购买当期刊物，意外看到自己名字的。说实话，幸福坏了！我跟文友分享幸福感，文友笃定地说，一定是王燕生责编的。我也是这么认为。

多年后，我看到许多人写文章，纪念、缅怀王燕生先生，我没有具体的事例和细节，但与大家一样，有一份感谢在心里回旋。借这篇文章，我认真地在文字里鞠个躬：谢谢您！我的责任编辑王燕生先生！

三、被《诗刊》“聚焦”，被“特别推荐”

二零零零年，我从居住了三十多年的校园平房，搬上了教职工宿舍楼。五楼。临街。每日居高临下，得以换个物理的视角，观望平生最熟悉的街道。由此，我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重新审视现实生活。没想到，我的这一次创作调整，得到了《诗刊》的肯定和支持。

二零零二年，《诗刊.下半月刊》第一期，在头条“聚焦新诗人：本期力荐”栏目，以配发三审编辑手记的形式，发表我的组诗《西门大街》。这一组诗，是这个栏目的开篇之作。三审编辑分别是：责任编辑蓝野，编辑部主任林莽，常务副主编叶延滨。他们手记的内容摘录如下：

《西门大街》的作者专注于提炼凡俗生活中的诗意……用笔自然、亲切、机智，又不乏善意的嘲弄。从语境的设定到生存现场戏剧性的发掘，作者是用了心思的，乍读起来略为随意，再读便见作者故意藏掖起来的诗意的追求。建议重点推介。——蓝野2001年11月6日

第一次读蒋林的作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诗应该有诗人自己的个性。那些随风潮的诗是稚嫩的体现……可以用在“新诗人聚焦：特别推荐”栏上。——林莽2001年11月10日

同意。关注生活的要害在于用什么眼光去评价生活，重新组合和强调被我们漠视的细部。——叶延滨2001年11月12日

三位素昧平生的老师，分别把推荐我诗作的理由，郑重地放在我的组诗前面，客观中肯，毫无虚言，像是一顶闪闪发光的桂冠。印象中，《诗刊》对于一个基层的无名作者从来没有这么干过，如此隆重，如此大力，实在是叫做厚爱。

这组诗发表后，县里的宣传部长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文学会议——他也是文学爱好者。会上，他聆听了张炯先生的发言。回到县里，他跟我描述：张炯先生在会上说，当前的长篇小说如何、中短篇如何、散文如何；诗歌方面，不满意之处很多：但是，也有好的，比如我今天看到的新一期《诗刊》，上面有几首诗，我很喜欢，我给大家念一遍。张炯先生念了，然后说他为什么喜欢这几首诗，最后意犹未尽，又念了其中的诗句。张炯先生说我并不认识这位诗人，作品下面有简介，他是安徽省定远县的一位中学老师，名字叫蒋林。

宣传部长在底下一听，当然是高兴。散会后，他找到张炯先生要求合影，理由是，您老人家刚才表扬的那位诗人，就是我们县的，我是他的宣传部长。

这一组诗被《诗刊》肯定，坚定和增添了我的创作自信。自此以后，围绕“西门大街”这个中心意象，我写了一组又一组，分别发表在多家省市报刊，仅《诗刊》一家，就发表了三十首之多。二零一一年，我出版了诗集《西门大街》，通过博客，邀请到张炯先生为诗集作序。二零一四年，这本诗集获得第二届全国教师文学表彰奖（后改名为叶圣陶文学奖），本人获得第二届全国十佳教师作家称号。

回顾我的诗歌写作之路，我觉得，《诗刊》是引领和照耀我的一盏明灯，也是一张从虚空探向自己的慈祥的脸庞。此生能有《诗刊》陪伴，能让《诗刊》与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实在是一种福分，而且福分不浅。我爱《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