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指引诗歌
《中国农村青年》编者按:也许读者还记得,1994年本刊“文学爱好者”栏目曾经发表过辽宁诗歌作者于成大致本刊编辑的一封信。在信中,于大成讲述了他怎样在贫穷的生活中开始诗歌创作,怎样终于不甘忍受贫穷的生活而走出家乡去商海里淘金,最后又怎样重新回到贫困的生活中重新走向诗歌。《农村青年》“文学爱好者”栏目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有过和于大成相同相似的境遇、经历和感受。《农村青年》创刊10年来,我们发表了大量来自沂蒙山区、湘西、商洛山、淮河岸边、黄土高原的青年农民诗人创作的诗歌。作为《农村青年》的文学编辑,我们经常想,为什么这些处于贫困生活中的青年农民诗人的诗歌最能打动我们的心?为什么他们创作的诗歌最具真挚的感染力?贫穷与诗歌有着怎样的关系?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形势下,面对贫穷,诗人该怀有怎样的心境去创作?
本期发表了安徽诗人蒋林的文章《贫穷指引诗歌》。蒋林认为“贫穷围困诗歌,也指引诗歌”,他肯定了贫穷对诗歌的正效应。他的这种观点很可能对处在贫穷境遇中奋力创作诗歌的人是一种鼓舞和安慰,也可能会引起那些不甘于贫困,正奋力摆脱“君子固穷,诗人必然贫穷”观念的诗人们的争论。但不管人们持有怎样的观点,贫穷都是中国农民诗人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在蒋林之后,有更多的诗人,尤其是曾在贫困环境下创作诗歌的农民诗人谈谈他们的观点和看法。
在一个物质饥饿症十分严重的时代,诗歌正在成为笑料。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高贵和美,普遍地不被人们关注,或者说人们所能接受的高贵和美仅仅属于快餐式的,如标签上昂贵的价格和各色商品的漂亮。生命的灵魂暗若一件过时的旧衣服,扔了便扔了,或者毫不珍惜地捐献给别人。因此这样的时代可以称得上诗歌(艺术)的冷酷时代,因为灵魂的匮乏(抑或多余)乃至自觉地丧失必然带来生命的冷却和机械化形态。
不幸的是,我们这些自以为代表诗歌尊严的人就恰恰落在这个时代。而更为不幸的是,诗歌的尊严因为我们整体素质的低弱和一些人的盲目狂热与精明功利,正在受到来自内部的消解!这样,诗歌的光芒黯淡了;诗歌在这个时代遭到最为严重的内外夹击。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人类对于自身灵魂的安置是多么地艰难与多么地不需要;甚至,处于物质饥饿症时代的人们,对于灵魂的存在以及是否需要营养的问题还持莫大怀疑。我们在说出“诗歌”这一个词的时候,似乎已经听到灵魂悲哀的声音。灵魂躲在诗歌的深处,肉体在物质中挣扎——面对这种广泛的灵肉分裂现状,自以为代表诗歌尊严的诗人、代表人性高度的诗人,他拨不出竖琴上的和谐,也吹不响芦笛里的生动,他应该觉得很痛苦。
诗人的痛苦源自诗歌对于现实的无力深入和诗人对于诗歌的宿命式依赖及崇高化想象。这决定了诗人的孤寂生涯——他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完全是柏拉图式的。在这个基本的真实前提下,“君子固穷”,诗人必然贫穷。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贫穷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低下,更有精神性焦虑引发的灵魂虚火,这种属于诗人特质的因素。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困兽犹斗的诗人和诗歌,可以发现,诗歌在这个时代已经演变成一定程度的诗人独享的哀歌。现在我们所能阅读到的大量诗歌材料,无非有两种主要的文本,一种伪诗,另一种即远离诗歌本质的——实际是它在努力向诗歌本质靠近又被贫穷击退的无可奈何的诗。
贫穷围困诗歌,但贫穷也指引诗歌。我们清楚地看到诗歌在人性上升时期的推动力,更清楚地看到在此过程中那些发誓要把贫穷的牢底来坐穿的可敬的诗人。因此我们确认贫穷对于诗歌的正效应,即纯化了诗人对物质世界的幻想,将种种失落的情绪转换成诗的意象或者叫做诗的材料。至于贫穷对于诗歌的负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诗人只要诗歌;终日考虑贫穷的问题,只会离诗歌愈来愈远;在这一点上,真正的诗人是绝不唯物主义的。
“诗歌存在于文明之前和文明之后”(希梅内斯语意),诗歌是超越了毁灭的永恒。诗歌在人类浸淫于物欲的时候,就携着人类的灵魂躲在时空的死角,但它们存在着,悲壮地凝视这个时代!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诗人的人,首要的任务是在诗歌的冷酷时代,发现诗歌。这是宿命赐给我们的发配令,无可更改。回望诗歌的苦难史,令我们欣慰的是诗人在贫穷中所能达到的境界是他的时代和同类无法想象的也无法解释,因为贫穷作为一种状态并不受关注,它只是选取一个默默灿烂的向度,唯一地与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诗人的人,建立了一种相依为命并且天长地久的关系。
(原载《中国农村青年》1995年第四期以及《诗神》1995年第五期;首发于《谷雨》诗报总第十期)
《谷雨》是我县农村几个青年诗人办的民间诗报。我说过,用最好的作品给民报民刊,是对他们的最大尊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独自到离城十里的泉坞山中学,一个学兄的家里。他去上班了,我说要借一点安静写点东西。就写了《贫穷指引诗歌》。学兄当然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只知道中午老酒伺候;只知道我喝得非常快活。我剑指《谷雨》,有的放矢,笑傲贫穷,坐论诗歌。是鼓舞农村文友的精神,更是自我激励。在贫穷的状态下写诗,这是多么富有古典浪漫美感的画面,但说出来又是多么残酷和荒诞。有人浅薄地笑话,有人肃然起敬。逆流和反差之中,我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对于当代诗歌是多么重要。被《中国农村青年》和《诗神》月刊转载了一下,这篇文章传播面得以增大。我想,要是如编辑所言,“他的这种观点很可能对处在贫穷境遇中奋力创作诗歌的人是一种鼓舞和安慰”,那我就非常欣慰了。犹如喝了学兄的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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