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起来原先想码字来着，结果一上来就碰见sonnyxu说约稿的事情。要找国内一线的大学生来写王小波，高考和大学教育。于是得瑟鱼就得瑟开了。

我这个人的心绪很容易波折，很容易从一件事情想开去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于是，只能看看博客，顺便跟sonny聊聊，说他们的杂志是金庸做主编，可是他还是觉得质量有点烂，因为管事的是学工程的，没有多少文人的细胞。说文人，两个都不准备从事文艺工作的半大小毛孩兴冲冲的议论开了。他说英国驻沪总领事曾经问了当地的政府官员一个问题，说，中国现在有没有大文人。这个非常中规中矩的愚蠢的政府官员给了一个相当标准的答案：中国现在大力发展经济。又问，但是当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也出了很多大文人？回答，我不知道回答，幸好我不知道回答。否则，大概真的没脸见人了。

实际上，潜台词很明白，文人是需要被纵容的，是需要像路易十六之于伏尔泰一般的宽容溺宠，不仅仅是金钱的纵容，更多的是美酒一样让他们肆意妄为不经斟酌就说话的诱惑，像李白，像苏东坡，他们的直白冲动或许惹恼了当权者，然而在他们的心里却不必为了舌头之存亡而担心，不必为了生活所需的米粮发愁，到处都是他们的粉丝，天下谁人不识君啊。当权者的纵容实质在于他们说出的话可以被听见，被更多和最多的人听见，当权者可以不同意他们说的话，但是却不能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力。

但在今日之中国，没有这样的纵容。所以，相应的，也没有人需要这样的纵容。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这不是橘子本身的问题，是土壤和气候的问题。但是土壤和气候又迫使原本优质的橘子品种变成了劣质的。思考者当然痛苦，更痛苦的是，他们所思考的内容被贴上了封条，永世不得启封。就像一个被绑在水牢里的人，刚开始，可以喊，后来，水一点点的漫上来。。。

人是神奇而智慧的生物，趋利避害是本性。所以，我们避免去触碰禁区，但当禁区越来越多，多到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的时候怎么办？道路以目么？如果十八年值钱的事情再来一次，还会是同样的结局么？或者，十八年之前的那样的人，还存在么？现在和从前不一样，要不然就在这儿完全的闭嘴，把注意力永远集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要不然就出去，出去爱怎么说怎么说，可是在这块地上的人却不知道外面的人说了什么。所以，说实话，现在中国的文人是很多的，每个人都可以写两句，但大文人是没有的，因为似乎我们不需要了。

我一直很赞同俺老爹的一句话，人要了解现实，但不能屈从于现实。每个人的性格里面都应该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所以我选了少年中国说刻在我们的毕业礼物上，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看一遍。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了，没错。但其实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都是多元的，就是在儒家一统天下的时候也会有隐士，也会有炼丹向佛的。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永远的主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

说话的欲望和环境的纵容，缺一不可。

所以，设立保护说话者的规则。我跟sonny 说。他笑说我咋跟马英九一个腔调。

我笑。虽然台湾人会在立法院打架，但是能够在立法院打架本身就是值得我们羡慕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是谁，也从来没有投过票，谁代表我们？

看湖南大学一个校友的blog，说南方周末变软了，说话的口气开始遮遮掩掩。我理解。总编也是人，也有妻儿老小，总是被请进去坐坐谁受得了？为什么一直被当作斗士的一份报纸如此的脆弱？因为，我们可怜的法律体系里面居然没有一部关于新闻媒体的立法。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权者说了算。谴责一份报纸是没有用的，在这个现代的国家，法律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law is the reason from passion。从事法律的人，应当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悲悯的情怀的一帮人。理智是血淋淋的感情上绽开的蓝莲花。

可惜，学法的学生不在少数，可真正具有法律精神的不多。上一期的南方周末专门做了一个中国法学院的调查，太多为了圈钱和占资源而仓促建立的法学院使得中国的法律毕业生大半是次品。看到那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从前的初中数学老师改行了，当律师去了。又想到当初决定去不去美国的时候和老爹的一番对话。

我说，我去了美国对中国的法律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办？他说，自学就可以了。

好像，连对法律最虔诚的人都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信心。

 

乱世出英雄。

 

 

好了好了。。。不能再写了。。。不做愤青很多年，偶尔愤一次居然腰酸背痛了。。。好久不写檄文，都不会写了。哈。不过，其实做做愤青很不错，人不得瑟枉少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