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建校60周年，兹将我亲身经历的某些专业的建立经过，记录下来，以了解建业之不易。

一、中西医结合：在上世纪50年代，我院仅有针灸室及地方名中医定时来院为病人诊治。1958年10月党中央对西医离职学习中医报告的批示中提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校党委十分重视，从医院及训练部抽调5名骨干离职3年学习中医。同时医院于1959年建立中医教研室，聘了2名老中医开展临床工作。1961年初西学中回院，为了开展中医课，由我主编军医系及护校所用两本中医讲义。在无前例可参考的情况下，我们把讲义编得有条理、易懂、有彩色图谱、有病例讨论、中药及处方列表等，开始了学员教学。以后中央号召全体医护人员学中医，因此教学还包括全院高年资医师。总后卫生部及301总院等还要求我们去讲中医，一去就是一个月，可以说是课时最多的教员。

 1962年全国4所著名中医学院各分配一名首届毕业生来院，增强了我们教学力量。

我在西学中时的毕业论文是用现代方法研究烧伤伤员舌象，以后也继续在这方面研究。又综述了西医在舌象方面的研究，是全国第一篇有关中医的西医研究综述。即使在文革后期，当我们在西安时，还利用废弃的心动图仪，改装成测脉搏波速度仪，研究了弦脉和滑脉的脉波速不同。此文参加了上世纪79年代末在广州召开的全军中西医结合会，是仅有的一篇研究理论的材料。

文革结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1980年在广州召开自然辩证法大会，会上不少发言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不可能的，好像京剧不能和越剧结合一样。骂当时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是神父领导和尚，甚至对我们西学中进行围攻辩论。吕维柏、陈泽霖和我请示了文革前上海卫生局局长杜大公及季钟朴院长等，以后在会议食堂贴出创仪，建议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以后改称学会），得到许多人的响应。于1981年正式成立了该会，我是理事。我也在该会的四诊、虚诊及老年病、糖尿病、中医外语等专业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尽了我的一份力量。

因为各种原因，领导上有时强调中医，有时强调现代医学，我也因此在中医科和西医内科之间多次调动，这对我工作影响很大。吸取了开始时的经验教训，最后我立志，人在中医科时，不放弃内分泌门诊等工作，人在内分泌科时，我研究的中心仍是中西医结合。这样我虽然要比别人多花一倍的力气，所得仅是别人的一半，但是中西医结合的路我是走定了。我在带研究生时，先从体外实验筛选中药——动物实验——临床研究，用这条路研究中药治糖尿病，使我们的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至今不论是中西医结合，还是西医内分泌、糖尿病，都还可以有我一席之地。

二、内分泌专业：上世纪50年代我校并无内分泌专业，但有楼方岑教授发表的《有胸腺瘤的柯兴氏综合征》及我发表的《糖尿病肾病》、《肾小管性酸中毒》等文章。1962年中央高教60条发布，我院乃成立各学组。大内科分为6个学组，其中有内分泌学组，由我任组长，同时把原中心实验室改为内分泌代谢实验室，划归此组。当时尚无放射免疫测定，测甲状腺功能用蛋白结合碘、测肾上腺功能用尿17-羟及17-酮等指标。我们把当时测17-羟用大量有害肝脏的四氯化碳的方法，改用其他溶剂的微量法，避免了污染。当时规定大内科其他专业的高年资医师要轮转内分泌专业。1964年全国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内分泌和肾学术大会。那时属计划经济，全军分配9个名额，我校内分泌一名，我带了近10篇文章出席此会。至今我还保留该会名单及论文题汇编。

文革后，因中华医学会尚未恢复，1980年由中山医科大学某编辑部出面召开全国第二次内分泌会，学术工作由钟学礼、许曼音、伍汉文及我等负责。

文革后百废待兴，总后卫生部科训处袁处长几次找我要求我校办内分泌培训班。他认为当时缺的就是内分泌及血液专业的人员。因我当时在中医科，而内分泌又是西医内科内分泌组的事，有些矛盾，拖延几年。最后于1979年由总后卫生部下通知办此进修班。这是全军第一个内分泌班，为期一年。我们为此专门译了一本内分泌诊断的书。这批学员以后大多为全军内分泌专业的骨干。1986年1月全军内分泌专业组成立，我也担任副组长。我校内分泌在全国全军也都有了一定的地位。

三、肾脏专业：上世纪60年代以前，内科都是成立心肾组，肾脏病和心脏病在一起，但学术上名存实亡。一直到1964年上述的广州会议才脱离了心，但临床未改。文革后期，我院在西安时，杨经南院长派各科骨干赴沿海地区取经。内科田永文回来后提出肾脱离心，改与内分泌合。杨院长同意我把床位及编制也并过来，于1973年成立内分泌肾学组，同时把原属于泌尿外科的血透室也划过来。当时血透室只能作简单的平板透析。田永文医师设计了国内第一张腹透液配方交工厂生产，又设计了自动腹透机，做了一些工作。

但此时肾内分泌科（当时称内三科）无固定病房，在个各病区流浪，给其他科和自己都不便。当时科内4个主治医师，按自愿分为两个专业。由于床位少，一个主治医师只能管10多张床。一次有关领导问我为什么不能一个人管20多张床？我说是因为专业不同。他很生气的说：“我这里只有内三科，没有什么专业”。我说如果这样，我也没必要做此领导。于是书面写了辞职报告送了上去。以后汪润瀛副院长批评这件事，有关人向我道个歉，才恢复原状。

由于某些原因，1986年我只能直接找了王冠良校长，他支持提个副主任分管肾专业。最后于1988年3月肾内科独立建制，在行政上与内分泌科分开，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

在校60年，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是今天所不能想象的，不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总会得到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