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芳:忆社新君
(2011-11-06 2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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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忆社新君
刘铁芳
大概是教育技术系合并,组建教育科学学院的时候,社新君就成了我的同事。开始时是教育技术系的普通教师,后面转到成教办,做成教办主任。
说起来,我跟社新君直接打交道的时间并不多。记忆中,每次见面他,都是面带微笑地打招呼,话语不多,但足够让人感觉到他得热情。这些年来,我似乎从没有听社新君大声呵斥,特别激动,给人的感觉总是不温不火。
去年年底在四楼小会议室,院务会上讨论成教办奖励问题,社新君进来,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简单汇报一下成教的收支情况,就安静地听着。去年全校成教的效益下滑不少,只有我们学院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200多万。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社新君功不可没。永波副院长提出几个奖励方案,如果按增加的200多万提成来算,可以拿20万。我作为教职员工推选出来的纪检委员,考虑到成教办人员除了奖励,还享有行政人员的平均奖励,如果这种奖励太高,怕大家难以接受,当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依照09年的数字,按比例增加。09年是奖励9万多,按比例增加就是9万多的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也就是13万多,这个数字看起来颇有理由,容易被大家接受。果然,我提出来,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认同,结论马上就敲定下来,社新君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想来,除了考虑比例,确实还是需要考虑眼下成教工作的难度。社新君一直有乙肝,但做成教办主任,少不了应酬,这本身就容易对肝造成伤害。而社新君恰恰就死于肝癌。
社新君在湘雅附三医院检查之后,是11月2日找熟人住进湘雅附二医院,这所湖南最好的医院的。3号早上,我跟另外几位同事商量教育学重点学科申报的事情后,在陈君副书记的办公室聊了一下,正好赶上汪书记过来,说是要去医院看社新君,我随即请求一道过去。到了病房,社新君下去做B超。大家关切地聊起他的病情,说起来是充满着期待,主要是碰上了好医生,手术安排也很及时,也期待病灶并不是肝癌,盘算着做完手术,一个月做几次化疗,然后逐渐减少化疗的频率,两年后就应该无大碍了。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社新君的爱人突然哭起来,大家连忙安慰,说她自己不能垮,要给社新以信心,她很快就镇定下来。随后说到做手术前,要找个亲属献血,社新的爱人准备自己献,或让社新的妹妹献血。这时旁边学院办公室的杨魁主任马上提出自己献血,很快就下去办手续,献血去了。
几分钟后,社新君回来了。我正好在门外,看见社新走过来,俨然轻松,就像出趟差回来,略带风尘,见到我们,谈笑风生。进病房后,近10个人一起聊起来。钟毅平院长说起他几天前晚上做的梦,说梦中遇见狗咬,最后把狗嘴撕烂了,后面跟会解梦的人谈起,那人说这个梦预示着你的下属会有些问题,但后面处理的很好,有逢凶化吉之兆。旁边的社新君一样是爽朗地听着,就像平常听着朋友们的笑谈。我们要出来了,社新君说起了感谢之辞,记得他说,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特别是刘教授过来了。
走到电梯间,社新君也在后面跟来。医院电梯忙,半天等不到。我们准备走楼梯了,社新君在旁边静静地踱步,看着大家一个个走开。我走在后面,这时的他似乎有些落魄,不再笑容满面,脸色凝重,恍然有失。但我确实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有想到——那就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第二天中午12点开始手术,原本肝脏手术是6个小时左右,社新君的手术做了8个多小时,手术后随即进了重症监护室。据说中间有大出血,半天止不住。5日早上6点不到,社新君就走了。我得到消息是5日9点多钟,陈君副书记发来短信:“贺总走了”。
我匆忙赶到学院,很多同事已经守候在院里,等待灵车过来,让社新君到他生活、工作的地方转最后一圈,也让这块熟悉的土地最后一次亲近她熟悉的孩子。因为家属和医院方有些争执,灵车一直到下午1点才过来。从新民路、到学堂坡,再到学校里面他住得上游村,最后回到学院外坪,绕场一圈。长长的鞭炮响起,大家在哀痛中守护着社新的灵魂,如何眷念着天天出入的学院,又无可奈何的随着灵车和送行的车队走开,走向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社新君走后,大家开始重新反思当初家人的决定是否妥当。依照医生的说法,不做手术,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做手术,成功的话,可以活5-10年,但也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家人和朋友其实并没有把社新君病情的严重程度告诉他,只说是动肝脏常规手术,好多给他信心。但社新君他之所以坦然地接受手术,绝非因为他不知情,而是基于他对医院医术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勇敢地跟命运赌一把。
社新君赌输了。依社新君的为人,他一定坦然地接受这个赌局的结果。整个手术安排井然有序,医生应该也是回天乏术。真正能怪得上的也许只有两个,一是当代医学的有限性,二是难以违逆的命运。社新君走后,家人跟医院有些争执,怀疑医院有不作为之嫌,但我想社新君在天有灵,他一定不希望家人卷入这种争执之中,他会承认是自己输了。生命本乎自然,脏器切割原本就是人向自然的挑战。成功者有之,但在自然面前认输,也许原本就是人类永恒的宿命。
今天上午,最后一天一直在医院陪护的成教办同事杨海燕,神色黯然地告诉我,说他要打上吊针去手术台时,紧握着她的手。进手术室大门前,还跟外面的亲友和同事挥手。就是在大门关上的刹那,突然看见他眼泪直流。这成了海燕老师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影像,也是社新君留给他的亲人和朋友最后的悲情记忆。
仔细想来,社新君确实并非对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没有察觉,他只是如他一贯的生活姿态般地把开朗与笑脸奉呈给自己的亲人,给关心他的人们,给这个他深爱的世界。他是在表演着他的不知情,只有在最后的时刻,他把眼泪流给了真实的自己。
社新君不是名流雅士,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职员。他淡定地坚守在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里,认真而踏实地生活过。他以自己的友善、热情、踏实,默默无争,在这个茫茫的人世中,活出了人性的质朴与良善。
社新君的人生已经永远地定格在46岁,但我们还活着,我们是社新君曾经温热地活在这个世界中的见证者。从今以后,我们又多了一条好好生活的理由,不仅是为自己,也为活在我们记忆中的社新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