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忆”和“洞穴”隐喻的指向

（一）“回忆”隐喻的阐释

如果我没记错，关于“回忆”这个具有神秘气质的难题，是出现在《美诺篇》里面。这个难题的实质在于柏拉图以一个童奴的学习故事，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历史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教育来说是根本的，那就是我们“如何知道那不知道的知识” ？或者说，一切理性之物，思维所向之思维的那个东西是如何被“知”的？

其实，《美诺篇》的教育故事很简单，无甚可令人惊奇之处，因为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之中，并不是童奴自身真的发现了解题的思路，好象真的“回忆”起来了“曾经”的知识似的，因为，作为一个推论性质的数学题目，答案早已隐藏在前提之中了。苏格拉底给出了前提，只要稍微具有一些推理能力，结果是不难获得的，如果碰到的是一个愚笨之人，那就不免要大费周章了。所以，重要的是故事本身要向读者传递一些什么样的隐藏着的，因此是需要被解读的信息？

“回忆”说的提出，秘密在于，我们如何知晓心灵曾经获得过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知晓知识本是心灵同在之物，而后来由于某种原因遗失，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变为了潜在的了呢？结合以上这个故事，也许它想说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和逻辑的洞察，结果蕴藏在前提之中，终结蕴藏在开端之中，理性是一个圆圈，其中的一切都存在这么一个同一。这表明了一个道理，知识是内蕴于每个人的心灵，它是蕴藏于心灵的本性之中的，心灵先验地拥有把握知识的能力，然而这取决于对每个人内在理性的能动的开发。因此，在某种程度自然可以把一切知识的获得称为由“回忆”获得的。但是，柏拉图真正想说的是，知识的获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来自个体的理性的反观与内省，辩证法在外表上体现为与他者的辩驳与对话，实质上，这首先是自身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这为西方开辟了一条通往深沉庄严的内在性的人性的渠道，因为真理来自个人的内在心灵的把握，通常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才倚赖于外在的触发。

在《斐多篇》里，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与“回忆说”结合了起来，让人深省到理性的伟大，道理也是一样的。它的论证策略是这样的：如同大小、高低、贫富、贵贱的对立，生与死也是对立的，生是生，死是死，灵魂作为一个此生“在生”的东西，它的前世肯定是“生”的，它不可能死，这么说更有诗意，“死是不可能的”，它的后世仍然是灵魂，灵魂不朽，而对来世的灵魂神话式的幻想成为《斐多篇》以及后来很多著名对话的结尾。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想象，我以为这显示了精神的高贵。

可以这么说，《斐多篇》里面关于“灵魂不朽”的对话与论证，推进了“回忆说”的思想，这再次证明了，教育它不是所谓的“内化”，更不是“外烁”，它只是诱导，诱导后人进入不可见的超验世界，以期瞥见一丝来自神圣之物的光亮。因此，教育来自理性的根本规定，而且，我们可以说它首先是经典的阅读和对话，因为只有经典里才有着理性的最高本性的显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典，包括中外所有的经典应该成为教育的基本，这决定着教育的品质。

（二）“洞穴”隐喻的阐释

“洞穴”隐喻出自柏拉图最伟大的对话录《国家篇》，据说柏拉图对这篇对话录精益求精，曾删改过七次之多。这篇对话录里，还有好几个其他方面的比喻，比如“鸟笼子”、“蜡版”以及玄妙的“天体描述”，虽然在后世都可以见到其改头换面的踪影，但在西方思想史，都不如“洞穴”隐喻有名。在当代的政治哲学文献中，大概也没有比这个隐喻使用的频率更高了。我以为这个隐喻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作为柏拉图中后期的作品，它其实是前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总结，虽然并不是转折的第一个开端，因为在之前的《斐德若篇》与《会饮篇》里面，这种转折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转折一个就是深层思想主题上的变化，另一个却是阐述方式的变化。《国家篇》就是这种转折的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终结。可以这么认为，作为柏拉图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对话，它把其前诸多零碎、片段性质的思想总合在一个篇章里面，包括灵魂的不朽，古典式的爱欲，回忆说，原型说等等，而“洞穴”隐喻可以说是这些思想绝妙的深化和升华，一个全新的表达形式。它通过直达心灵，引人入胜的语言惟妙惟肖地描述了灵魂的超越之路，超越的必要性，与超越的可能性，试图为人类思想史描绘出第一幅灵魂处境的五彩斑斓的画卷，不凡庄严、崇高的承担，也不凡伦理、政治的谨慎。此后，这种崇高的沉思与想象在伟大的思想家那里以不同却又统一的方式再现着，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柏拉图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开端，亚氏、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统属这一柏拉图开创的伟大传统。而在世界历史的展开下，东方世界的觉醒不是也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这条通向自由的精神之路吗！

事实上，与“回忆”说相比，这一“洞穴”隐喻更富有教育的意蕴，它直接地展示了教育的过程，根据精神最高本性的规定性，教育是实现从现象世界向理念世界超拔的必经之路，在其中，有些论证过程是有问题的，比如相论，这在柏拉图后期的《巴门尼德篇》里已经有所批判，据陈康先生说，实际上柏拉图最终放弃了相论，而亚氏在他的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探索的《形而上学》中也不凡思辩、晦涩的批判。然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区分是本质的，它来自这样一个存在的洞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洞察直接地定调于此在的情绪之中，由此一精神的起源出发，精神本身无可避免地会给自己规定一个更高的真实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见，但是恰恰仿佛只对理性的观看敞开，所以显得不可确证，作为此生来世的依托。到此为止，凭借自由精神的发展，教育为人性确立了超凡脱俗的可能，为人性奠定了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可能，然而，教育仅仅停留在此一地步，却是危险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主观精神仍然处于通过扬弃与自身对立的他物回复自身的，主观的，直接的自为存在，它本质上要求确立起自己的客观性，因此需要进入客观精神的领域，从而达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真正地实现自由。正如《国家篇》整本都是建立在对正义的原型的对话、探索的基础上一般，教育理应在善与正义之间把守好自身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