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劝我好好活下去的人，都是不爱我的人”。

    这话实在值得玩味一时。“爱”被规定为将心比心，同时被规定为特定情况下的“让死”。那些劝告与鼓励则成为一种生存的牵系。身患重病于是失去了生存的趣味，要求着离别，是自然的、脆弱的想法，也不免是一种决断的勇气。然而，似乎还不够决断，因为这位女孩不能处理好“爱”与“被爱”的矛盾，于是发为不免深沉的感叹，感叹里有着现实的阴影。这样说起来，倒是女孩为着亲人朋友的感受而活了下去。这样说起来，她的“爱”倒是观念与行为的统一。

    于死亡面前，一切都变得脆弱不堪，在极端的处境之下，“爱”多么不合适宜，又多么必需，很难评判。事实上，上述”爱“的矛盾，不过是现实生活矛盾的一种转化罢了。“爱”如果仅仅是一种感情，那么本身就具备一种“自然”的合理化，然而这种合理化不过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失去了“理性”的正当基础。然而，“爱”作为自然的因素，是需要在理性的现实中得到扬弃的，“爱”只不过是牵强的“形式”的观念，只有充实于不同实质的”理念内容“，才能得到自身的完整的统一。所以凡是借着”爱“的名义的人，理应受到”爱“的内容本身的指控。

     所以，爱的教育本身是一种拥有理念的教育实践。儿童的自然在于其天真、纯粹，他（她）的活力在于想象的活力，然而有着生命的单纯与严肃。童年的意义正在于把”梦幻“作为单纯的、可能的现实的严肃。这种严肃之中有着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然而究竟，童年只是一种过渡，这种过渡的美好与悲伤一方面体现在童话之中，没有了童话，或者说现实的对”童年“独特性的关怀，也就失去了这种过渡。另一方面，儿童的理性在于成年人的理性，成年人的现实间接地是儿童现在、未来的现实。所以，爱的教育在形式上是成年人的理性与童年的自然的统一，然而有着实质不同的统一。这种实质在于”精神“的自由或是不自由。我们需要培养自由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