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在写作转型中回家

余华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这里的“回家”，即可以是他的故乡——那里是余华写作生涯的发端，也可以被看成是余华在先锋文学探索之路上，不断对传统与现实的回望。在艾略特看来，如果将文学的实验以及各种各样的探索视为一次出发，那么这一旅程，即意味着朝向陌生之地，不断开拓自己的疆界，意味着革命性的实践和新的历险。同时，它也可以被看成对起点的不断回望他预言说，我们所探寻的终结，将是来到我们最初的出发之地。

余华在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他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同时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浪潮。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毫不夸张地说，他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对文体模式的创新，是他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他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接后的空无一物，离间效果的营造，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诞生那天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两层含义，就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语言就好比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也就是说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余华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个单一方向上，以至不可避免的走向“语言的狂欢”，他在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进入90年代，余华先后发表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着他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展现出来。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余华在创作转型最为清晰而明确。回顾余华的写作轨迹可以发现，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记录了余华的学步痕印”，他在这部小说中建立起其独特的叙事技巧以及表达了其对人的不信任与对人性的挖掘，那么之后的《世事如烟》、《西北风呼啸的下午》、《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等总体上，都是这一叙事方式和创作思想的延续；如果说90年代初的《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的转型初露端倪，那么之后的《活着》则是余华在转型之路上踏出的最坚实的一步，而再以后的《许三观卖血记》则标志着余华最终完成了他的成长仪式。

有人说，先锋作家的转型是对形式与叙述实验性的减弱，是对文本思想的重归；有人说，这是先锋作家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是对先锋的背叛；有人说，这是先锋小说在商业化浪潮中对自我的救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如果想排除众多的判断，自己去看到先锋文学的何去何从，寻找到先锋小说转型的真正意义，那么就应该深入文本，从先锋到底是如何转型，在何处转型分析开去。

在余华早期的作品之中，启蒙“主要指向的是对遮蔽启蒙自身的历史理性的颠覆。”因此，在他的笔下，更多突出着对理性的反叛，对历史的推倒，对人性的批判，而反应颠覆的主要载体则是暴力和欲望。在余华早期的作品中，血腥的暴力场面与贪婪的人性欲望是不变的主题，作者极力把现实和人性的阴暗以暴力与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作者喜欢让读者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而这既是对现实与人性的批判，也是作者震撼读者的心，对读者的灵魂进行叩问，对大众进行启蒙的主要手段。

在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余华的启蒙姿态没有改变，但是，启蒙的方式和方向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后来的作品之中，没有了血淋淋的暴力描写，作家开始深入社会内部，不再展现恐怖的一个个断面，而是展现在现实生活中的长期苦难，描写人们面对质朴而真实的生活时的生命体验。不再写暴力，开始写苦难，也意味着，不再是在血腥中展现人性的阴暗，而是在苦难的忍耐中表现生命的伟大。作家也开始深入人的内心，小说人物不再是在现实压迫下的变态者，而是闪现着人性光芒的普通人。这种小说思想的转变，体现了作家不再是用对历史的颠覆来启蒙大众，不再是用视觉上的恐怖来触动读者，而是转向了更加柔和的方式，在作品中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在苦难面前的忍耐精神和人性深处的善良光芒。在更深层次上说，这也是余华生命哲学的转变。

余华曾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暴君式的叙述者”。在其8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的叙事姿态就仿佛是一个全知的上帝，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俯瞰自己的作品，因此，在早期的小说中，余华多以第三人称来进行叙述，而在《活着》中，余华使用第一人称，作者开始进入小说本身，成为故事的一环，这不能不说是余华叙事心态的转变。

另一个方面，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虽然也是用第三人称来叙事，但是作家的叙事姿态和早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深入小说文本就会感受到，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故事的转述，往往来自于叙述者的视觉印象，好比小说家安排好的故事，然后站在故事之外，冷静的叙述出他所看到的一切。而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德文自序中，余华声称他对故事没有统治权，他只是被选中完成这一工作的。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开始写出大量优秀的人物对话，而在小说中，作家不再是知道所有转折与结局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叙述的侵略者”，他开始变成一个聆听者，从文本里淡化了对小说的发展，作家更多的是一个追随的姿态，终于走下暴君的宝座，不再用视觉观察，而开始寻求与小说人物的对话，余华成为了一个“民主的叙事者”。

如果比较余华两个时期的作品，会很容易的发现，在前期的作品中叙述带有很强的视觉性，而在后期，对话则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所以，在余华的早期作小说的人物是平面化的，就像一个个木偶一样的表情僵硬，甚至用数字来代替人名，这些符号化的人物都是为着体现作者的思想而存在的，他们的对话少而短，大部分的对话，是机械式的表达作者的意图，表达作者的思想。到了90年代，余华开始意识到小说人物的主体性，他说：“我发现我笔下的人物开始反抗我叙述的压迫了，他们强烈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不再去安排叙述中的人物，而是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小说人物仿佛摆脱了身上的枷锁一般，性格要丰满得多，在描写人物时余华并没有传统的列出人物的脸谱，而是在对话中渗透出人物的多面性。在《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小说的人物，开始自己演绎故事，自己说出自己的心声，余华巧妙的运用反复和罗嗦，把语言世俗化和民间化，而在这些日常生活的言语中，小说中的人物仿佛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过着实实在在的日子。而对于小说人物的内心，不再是作家去揭示，而是让读者通过小说人物的言语和行为，自己去发现。这样一来，小说人物、作家自己还有读者，实际上获得了三方面的良性的互动。余华显然对自己的这一转变是满意的，他觉得自己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

中国的先锋小说是从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模仿开始的，在早期对西方的思想以及叙述方式的纯粹借鉴之中，先锋文学确实给文坛带来了活力，先锋小说家们也获得了极大的鼓舞，但是一批有远见的先锋小说家也开始注意到，先锋文学在西方的阴影下发展的偏向以及先锋小说对读者的远离，他们开始致力于先锋文学的本土化和大众化，而余华的转型就是代表。事实上，从这个方面看，先锋小说的转型，其根本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先锋小说家开始从西方的影子下走出来，重新开始审视自身，面向本土。当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思想与外来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相结合时，相伴而来的不光是先锋小说的简单转型，更标志着作家自身和先锋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另一方面，小说可读性的提升，思想表现的温暖化，也激发了大众的阅读兴趣，这对于先锋小说的良性发展和人性启蒙的传播都是有利的。而形式和思想这个天平到底怎么平衡，两者能否兼顾？或者说在先锋性和大众化上能否达成双赢？这又是先锋文学在转型路上要思考的问题。在抛开对错的判断后，我们再次回头看余华的转变，心中会不由产生敬意。因为每一次的蜕变都意味着艰难的选择，一定的抛弃和巨大的风险，就像毛虫转变自己一样，可能变成美丽的蝴蝶，也可能作茧自缚。转变本身便是对自己的颠覆，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而现在的我想与余华等先锋作家们走成一列，一直向前的，不光是评论与批判，更多推动先锋文学的不断超越，是身为写作者对文学良性发展的责任感和发自内心对写作的无限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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