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十四年》中有这样一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电影《何以为家》中，赞恩曾抱怨道：“这到底是个什么破国家！”在他幼小懵懂的心里，已然懂得战乱让生活变得积贫积弱。唇亡齿寒，国家动荡不安，小家则无法得到保护，人民只能流离失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脱贫攻坚的背景下，云南省昭通市累马寨村民易地搬迁，脱贫致富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电影《安家》中向我们娓娓道来。影片真实地向我们讲述了中国社会迈入小康之际的生活场景，有血有肉，温暖动人，呈现诸多亮点。

一、好故事源于好小说

电影《安家》改编自沈洋的中篇小说《易地记》，小说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创作，电影赓续了这一来自生活的血脉。

贫穷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顽疾，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再到孙中山“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都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势必摆脱贫困，共同致富的夙愿。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里程碑事件无疑是书写主流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催化剂，因此《一步千年》、《你是我的一束光》、《安家》等一系列展显云南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的影视作品面世，云南本土电影产业欣欣向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期。

有水才有源，电影的源头，便是原著，便是剧本。电影《安家》中，沈洋既是原著作者，又是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人物心理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因而呈现在观众眼里的形象，便显得立体而形象。该剧故事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在原著《易地记》中，首先，人物语言各具特色，精彩绝伦，方言的使用流露出浓郁的云南地方特色。比如：开篇就有好逸恶劳李有光时常挂在嘴边的“三个子”——“为了城头人住上新房子，自己整成龟儿子，没有哪一级政府管老子。”诉说出了底层老百姓的内心诉求与真实情感，极具现实意味，令人深思。其次，淋漓尽致揭露出了贫困山区部分村民生性贪婪的丑恶嘴脸，最突出的便是累马寨的首富祖拱嘴，祖拱嘴吹嘘自己在城里做生意，拥有上千万的资产，回村时，脖戴小指粗的金项链，手戴两枚硕大的金戒指，还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在后开着豪车，对其展开疯狂的追求，这一幕成功打造出一个“暴发富”的形象，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投来羡慕的眼光。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祖拱嘴为舆论制造的噱头，当他得知累马寨在易地搬迁时，政府会给予相应的搬迁补贴，于是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之名火速回村，为了获取更多的搬迁款，早将村里地下有金矿的故事编纂得有板有眼，并游说同村村民李有光，对此事大肆宣扬，纷纷劝告村民们不要轻易搬迁，需拿够了钱才行。如此阻碍政府工作，损害人民群众整体利益，酣畅淋漓的揭示出了金钱诱惑下企图不劳而获的丑陋人性，发人深省。然而，祖拱嘴佩戴的首饰不过是铜制的假冒品，追求者也是租来帮他壮大声势的，更令人憎恶的是，租来违法豪车充场面，漠视法律法规，走上违法犯罪的边缘，其虚假伪善的做派表露无遗。正是因为有诸如祖拱嘴、李有光这样坐享其成、贪得无厌的村民，累马寨的脱贫工作才困难重重、障碍无数，这也揭示出为何前两任驻村干部都无法顺利开展群众工作的原因，同时也为新一任扶贫干部赵卫国开展工作的艰难性埋下伏笔。最后，作者对于累马寨自然地理风光的书写更是一大亮点，秀丽的自然风光令人向往，让人赞叹。出色的原著犹如一片沃土，为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场景布局等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提供了广阔的生长发育空间。

二、好典型来自真实生活

在电影《安家》中，导演着重刻画驻村干部赵卫国与刺头村民李有光这两个典型形象，他们一正一反，在易地搬迁过程中斗智斗勇，妙趣横生。经由娜仁花、范雷两位实力派演员的演绎，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活与立体。影片中，身为党员干部的赵卫国宵衣旰食，从驻村开始，便时时刻刻将累马寨的易地搬迁工作放在心上，坚持一户一户走访，一家一家宣传，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落到了实处。虽然赵卫国是女性，但在开展群众工作时果敢坚毅，有理有节，具有十足的党员风范，在气势上丝毫不逊色。在首次走访李有光家时，要求先喝下三杯高度白酒后才开始谈话，面对故意刁难，干部赵卫国沉着冷静，果断喝下三杯白酒，这让色厉内荏的李有光汗颜，竟吓得从板凳上摔了下去。当李有光利用村委会广播煽动村民反对村里小孩学习唱歌、玩游戏时，赵卫国一席话掷地有声，像是在地上放了两个炸雷，稳定住了混乱的场面。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虽然赵卫国是镇政府派来驻村的干部，但在影片中并没有把她刻画成高大全脸谱，当走访第一家村民李有光，被故意刁难以后仍旧吃闭门羹时，她打通书记电话哭诉为何将她派往这样的地方，遇到的村民有多么刁钻，多么不支持工作，但当书记准备换人担任驻村书记时，她立马说，搬迁工作还没有完成，怎么能换人呢，这样的书写看起来十分矛盾，却是一个驻村干部内心纠结的真实写照。尽管工作难度大，但赵卫国并没有懈怠，依旧坚守初心，当赵卫国再次鼓起勇气，耐着性子挨家请求村民与其交流沟通，但村民们不予理睬时，挫败感直击她的内心深处，憋屈得顿时泪流满面。当李有光多次扰乱工作秩序时，赵卫国不再客气，严厉喝斥，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这一驻村干部形象，充分体现了基层干部在处理干群关系中的张弛有度，以及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

与赵卫国这个正面形象相比，刺头村民李有光则截然不同，他的内心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蜕变。一开始，他是出了名的懒汉，终日酗酒，无所事事，丝毫不相信政府，认为易地搬迁单纯是政府想要开采地下的金矿，谋取利益而已，因此对党员干部赵卫国恶言相向，极力阻挠搬迁工作。他坚信村里首富祖拱嘴所言，村里地下有金矿，并将此事传得有理有据，沸沸扬扬，让广大蒙在鼓里的村民深信不疑。当赵卫国发现村里小孩没有得到良好照顾与管教，组织孩子们统一学习知识时，李有光恼羞成怒，认为赵卫国蒙蔽大人不成，便从小孩子下手，因此急忙赶去村委会用广播向大伙控诉，对干部破口大骂，不堪入耳，为此还与村长柳干巴的妻子大动干戈，吵得不可开交。但李有光这个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他看到在赵卫国干部的帮助下，全村解决了取水难的问题后，内心开始有所触动，在得知地下有金矿一事原来是祖拱嘴一手编造，用来欺骗父老乡亲的事情以后，李有光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党员干部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变。最后，在赵卫国儿子的帮助下，李有光找回了自己出走多年的妻子，一家人得以团聚，这一举动让李有光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心灵受到洗礼，并最终在女儿和妻子的支持鼓励下，主动找赵卫国办理手续，让累马寨易地搬迁工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电影中，除了赵卫国与李有光两位一正一邪的强烈对比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妇女与儿童。最典型的便是肖洁和李有光的女儿兰兰。肖洁是累马寨妇女群体的代表，她们勤劳善良，淳朴真诚，不同的是肖洁接受过教育，思想先进，不仅受驻村干部赵卫国的嘱托，带领村里小孩学习知识，而且响应政府号召，率先办理搬迁手续。兰兰则是村里所有儿童的缩影，她希望母亲能够回家，父亲不再酗酒，期盼爱与关心，渴求知识……这些灵动鲜活的人物，得益于小说原著和电影编剧充分扎实的调研、对原型人物的深度访谈，以及演员们的传神演绎。从原著到影视改编再到电影的上映，作品在反复锤炼中不断升华，因此人物变得可亲可信，极富代入感和时代气息。

三、风光美映衬人性美

谈及云南，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昭通地区的脱贫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昭通大地的自然风物是累马寨人民摆脱贫困，迈向新生活的见证者。由于自来水难以抽入海拔在3000米的累马寨，因此看到乡亲们需要翻山越岭1小时来到卧龙河取水、囤水时，驻村书记赵卫国自掏腰包，为村里购入抽水泵，解决了村民们取水难的问题，这一举动成功获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为了继续深入群众，赵卫国不仅与当地群众开展拔河比赛，而且进行“两人三足”并排登山的活动，在山顶歇息时，孩子们向大山喊出对知识的渴求，村民们也在集体活动中与干部赵卫国交心，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影片中的大远景和航拍镜头，将云南大地的壮丽景观尽收其中，游戏的凤凰顶、驮水的卧龙河、漫山遍野的鲜花……不是天堂胜似天堂，这些自然风物既是党员干部与当地村民交流沟通的敲门砖，也是开展扶贫工作的便利渠道，更是云南地域性特征焕发出的新时代魅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袤无垠的滇东北大地上孕育出了朴实无华、淳朴善良的人民。李有光、祖拱嘴最终幡然悔悟，知错就改，不再造谣生事，积极动员大家支持易地搬迁工作。当全村村民兴高采烈的坐上大巴走在搬迁途中时，积劳成疾的干部赵卫国晕倒了，境况紧急又恰逢堵车，全车村民心急如焚，此时，刺头李有光主动提出要背着赵卫国走小道赶去医院抢救。在赵卫国身体恢复期间，村民们络绎不绝，纷纷前来看望，李有光更是背着满满一背篓自家种的核桃“给干部补身体”，这一幕动情的体现了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的鱼水之情，折射出人性的广阔与蜕变，这样的人性之美让人看了热泪盈眶。累马寨易地搬迁工作的圆满完成，预示着村民们的新生活即将开始。片尾，村民们身穿鲜艳亮丽的民族服装，“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一曲耳熟能详的《大中国》响彻整个广场，唱出了累马寨各族人民走出贫困，迈向富足的喜悦，彰显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与风光相得益彰，地域性与民族性相辅相成，这样的剧情设计合理贴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将生活中的点滴赋予了艺术审美特质，使得电影的层次愈发丰富。在云南高原的博大背景中，有一群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拼搏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的融入，多姿多彩的彩云之南显得更加美丽。

    山河无恙，才有万家团圆；百家努力，方能国泰民安。扶贫之路漫漫，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华儿女披荆斩棘，踏过万里征程，在挫折中向贫困宣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影片以“安家”为名，朴实无华的诉说了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中践行易地搬迁这一重大举措，娓娓道来村民们离开世代居住的大山，定居城镇，步入城市生活的困惑与踌躇，以及行为和思想的步步转变。电影中以赵卫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孜孜不倦地投入工作，以李有光为主的村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蜕变成长，每位人物的内心情感都充沛饱满，党员干部与群众间关系的张力得到了充分体现，促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一主流题材电影变得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最大限度的与观众达成了情感共鸣。

王红彬，男，故事片电影编剧、导演。国家一级电影文学编辑，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影视中心主任。曾在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电影编辑20年。系云南省影视审查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昆明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云之路》《会吼叫的铜案》《一千零一块傣锦》《鱼之味》等。

何煜1998生，女，汉族，就读于昆明学院2021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影视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