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老坟台立碑者齐人龙考述

齐应凯

（2022年6月）

齐人龙，陕西吴起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于明朝末年（或清顺治年间）至康熙年间，与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吴起（当时为陕西庆阳府安化县白豹里）二道川老坟台的另一位立碑者齐人凤为兄弟。通过查阅他人资料时，我从《清圣祖实录》和《平定三逆方略》（清代敕纂钦定、官方修撰的25部军事方略中的第一部）两书（网上均有）中惊异地获得了一些与齐人龙紧密相关的史实，兹考述如下，供族人参阅。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发生了“三藩之乱”，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镇王先后发起的反清叛乱事件。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吴三桂于是发动了延续八年之久的规模浩大的反清战争，波及十一省，参加和响应吴三桂起兵的，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其主要成员或骨干都是原明朝降将，以及李自成、张献忠、郑成功余部及南明残余部属。事变后，据清官方统计，“逆臣”共有26人，其中20人是明朝降清武将，其余6人并未做过明朝的官，有两人还是清初进士。（据《清史稿》之《逆臣传》）又据统计，各省布政使以下文职“从贼官”523员。康熙二十年平叛，次年勒德洪等奉敕开始撰修了《平定三逆方略》，书中“下·卷四十六”记载：（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戊寅，尚之信奏伪将军马承荫等来降。承荫于五月二十六日率伪将军郭义、伪总兵齐人龙及伪文武官缴敕印来降，之信以闻。”既称齐为“伪总兵”，说明并非清廷任命，应该是吴三桂反清、齐人龙等人依附后被吴所封。

康熙十八年七月，“甲戌，以郭义为左江总兵官。将军莽依图奏：当逆贼围困南宁时，郭义、齐人龙悉力固守，数与贼战，非他处投诚者可比。今闻左江总兵官缺员，以湖北总兵官傅魁调补。倘念边疆要地，乞以郭义或齐人龙补授兹缺，用开归诚之路。上谕：郭义原任左江总兵官，率众归诚，勤劳昭著，仍复原任。齐人龙亦有劳绩，如有应补之缺，听该将军题补。其湖北总兵官原缺尚未补人，令傅魁仍回原任。”（《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十六）

“郭义，明末清初福建海澄人。清康熙间任左江镇总兵官，与马雄同守柳州，旋同叛降吴三桂。雄死，与雄子马承荫降清，给总兵衔，协守南宁，以功仍授左江总兵官。后承荫复叛据南宁。事平后，义免官遣回籍，寻卒。”（据词典网）

康熙十九年，上谕“命安置四川投诚官兵。”投诚官兵内“文官内堪用者，暂行委署；不堪任者，旗下官员令其回旗，吴逆所属之人察明暂留成都；如系各省人民，悉遣还本籍。”（《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

从以上史料中可知：马承荫、郭义、齐人龙等先任清军将领，后叛清，又归顺。吴三桂叛清前，齐人龙先后受马雄、马承荫节制。马蛟麟，清代陕西固原（今属宁夏）杨建堡人，伊斯兰教徒，先祖在明朝世袭爵位，享受朝廷俸禄。（据《<经学系传谱>中“粤西镇台”马蛟麟考述》）光绪年间的《固原州志》载：“马蛟麟，顺治初集乡团以御流贼。”流贼指李自成起义军。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任潼关营千总，后隶属左良玉部，降清后以副将委守武昌，继任岳州副将、总兵官，而后一路升迁,直至荣禄大夫，官居一品。齐人龙有可能在早年间就追随马蛟麟，进而到了广西。顺治六年马蛟麟随定南王孔有德征广西，攻打南明政权残部，历任总兵官、提督（未获旨即死），原本不属于吴三桂的直系势力。顺治八年（1651年）马蛟麟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同年卒于官。其族子马雄，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九月诏授二等男爵，先后任广西总兵、提督，镇守柳州。十二年，吴三桂叛乱，马雄和孙延龄（孔有德女婿）等奉清廷之命抵御。次年九月，孙延龄、马雄、左江总兵官郭义（驻南宁）先后叛清归附吴三桂。康熙十七年8月18日，吴三桂死。马承荫是马雄之子，奉父命据守南宁，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5月26日率部投清。8月，诏授伯爵，佩将军印从征，仍统其众驻守柳州。十九年3月初6马承荫再次叛清，两军展开大战。后马承荫深感势穷，率文武官弁660余名、士兵7300余人再次降清。又据《广西地情网·大事记》：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五月十七日，马承荫于柳州率叛军开城投降。七月，清廷令“拨满、汉官兵押送马承荫及标下守备（守备为五品）以上官来京”，康熙以其“背恩复叛，致误征讨大事”处死马承荫，并击散其党。（《清圣祖实录》，卷六三）至此，马蛟麟、马雄、马承荫几代在广西的军旅生涯结束。

根据以上官方史料，齐人龙先前确曾当过左江镇总兵官郭义的助手（与康熙二十年古碑所记的广西柳庆等处地方副总兵基本吻合），并且一度曾随马承荫依附吴三桂反叛清廷，后又归顺投诚，在此后的对吴作战中还立有战功，被镇南将军莽依图上疏朝廷建议补授总兵官，但清廷下旨由郭义“仍复原任”，而齐人龙则等待“题补”。马承荫再度叛清时，他是否也参与，无考。不久后“三藩之乱”平息，郭义被“免官遣回籍”，想必齐人龙作为郭的副手也应该是“免官遣回籍”的同等待遇。至于他是何时、以什么方式参加清朝军队的，尚难稽考。

当时被清廷处死者非常之多、免职者甚众，康熙定下惩治吴三桂及其余部的条例：“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指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对人数众多的副将以上将吏和吴三桂的所有旧人、兵丁悉数调到京师，对他们逐个甄别，分清每人“从逆”情罪轻重，把那些朝廷认为可恶的“从逆”者统统查出来，副将以上的将吏统统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他们的16岁以上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成年子女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安插。（《清圣祖实录》，卷102）

根据清官方史料中提供的判刑级别，齐人龙应该在被杀之列。但是，康熙十九年7月清廷令押解马承荫及其党羽赴京，二十年10月29日清军荡平吴三桂，而这一年的农历二月初五，齐人龙、齐人凤等人却在故乡修谱（据西峰齐家楼家谱记载），还同吴起本地一大批族人一起在老坟台为祖先立碑。这就说明，齐人龙当时未获死罪。否则，在那么严酷的战争形势和惩罚条例下，连自己和家人性命都难以保全，怎么还会有心思有时间为祖先立碑，而且还敢于堂而皇之地请茂州知州撰写碑文，并将自己的大名堂而皇之地镌刻于碑上呢？连总兵官郭义都未获死罪、免官遣回原籍，他一个副职自然也幸免于难了。而作为他的兄弟的齐人凤也可能受到牵连而被免官遣回原籍。因此，他们二人在老家立碑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