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岳寺”故址寻踪

岱岳寺在泰山历史上，有非同一般之地位。隋开皇元年（581），文帝“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 [1]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〇〇《传记篇·兴福部》记此事作“名山之下各为立寺” [2]），在泰山者名岱岳寺。此寺隋唐时期成为泰山南麓影响最大的寺宇。隋仁寿间敕令于天下遍建舍利塔，其一即置于岱岳寺中。

惟岱岳寺址不见史录，赖非先生考云：“岱岳寺位置何在？从隋文帝曾颁分舍利于泰山之阴的神通寺来看，岱岳寺不可能也山阴。况且，岱岳寺是以五岳首寺的名义来接受舍利的。而对泰山的典祀，自古以来皆在山阳。因此我们推测，岱岳寺位置必在山阳正路脚下不远的地方。” [3]又推测：“《岱览》曾记载过岱岳禅院，在城（泰安城）西南，单从寺名来看，两者似乎有点关系。” [4]

按：岱岳禅院（又作禅林）实非岱岳寺异名，据《泰山道里记》云：“炼魔堂一名岱岳禅林，嘉靖间主簿州人张思齐同弟思周、思蓴以禳父疾建，有提督肥城李邦珍记。”其创建时代明晰可考，与隋唐之岱岳寺非同一庙庭。但赖非先生认定“岱岳寺位置必在山阳正路脚下不远的地方”确具卓见。

今据《续高僧传》与《广弘明集》中关于岱岳寺之描写，皆提到“岳庙”之异，《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慧重传》云：“仁寿置塔，敕召（释慧重）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续流照。岳上白气三道下流，至于基所。岳神庙门无故自开，如是者三。识者以为神灵归敬故也。” [5]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佛德篇》也云：“泰州于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庙内有鼓声，天将晓，三重门皆自辟。或见三十骑从庙而出，盖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来至数里，云盖出于山顶。五色而三重，白气如虹，来覆舍利。散成大雾，沾湿人衣，其状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雾气乃敛而归山，分成三段，乍来乍往，如军行然。盖亦岳神之来迎也。” [6]《法苑珠林》卷四○也有类似记录。上述描写虽涉神异，却反映了一项事实，即岱岳寺位置必然毗近于东岳庙，若相隔綦远，则很难演绎这类场景。今知东岳庙周边之寺宇仅两座，东邻之冥福禅寺创构于唐，北邻之建封院宋前是否存在无考，不仅寺名与岱岳不相关，其沿革也与岱岳寺无涉，都应排除在外。岱岳寺址之所在，似乎是“风景曾不殊，往迹杳难追”。

但上世纪一项考古发现，为追寻岱岳寺旧址提供了新线索。1957年在长春观旧址出土一方隋代造像记，其石呈六面体，高19cm，系一观音造像之底座，其上镌文有：“大隋开皇十一年岁次丁亥三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观音菩萨主张子初共邑义人等，同修大观音菩萨一区。以此善因，上愿皇帝陛下祚延无穷，化等金轮皇帝；又愿父母师僧法界含识邑义人等，生生世世常生净土，善愿从心。（以下信士题名略）” [7]

此造像出土于长春观址，说明斯地在元初建观之前先为佛寺，且隋代业已创建。虽造像记未书寺名，但所标之时间隋开皇十一年（591），与隋文帝诏立岱岳寺之开皇元年（581）及置舍利塔之仁寿二年（602），均时距甚近。鉴于目前所知泰山南麓隋寺仅此一座，且其地同岱庙毗近，与《续高僧传》《广弘明集》述事相合，因此岱庙西北的这一失名寺院，很可能便是岱岳寺。

岱岳寺故址这一推定，随之能解开岱庙历史上多重疑案——在今岱庙基址之上，留存有大量的佛教遗物。如大殿院西侧碑台上，立有石幢一座，其高7.5米，文尽已漫灭，惟座上西蕃莲纹尚存。因无字可识，民间俗称为“秦皇无字碑”，实则为佛教石刻。然此一古老经幢何以立于岱庙，世皆不得其详。又庙中立有《颂佛残刻》，“残石八棱，尚存其一，字体似裴君公美，词诵佛法有玄致”，前人多推其系移自庙东邻之冥福寺，《重修泰安县志》卷十四《艺文志·金石》云：“（残刻）当为冥福寺遗物，盖宋拓岱庙，冥福寺地多为所占也。”然近世岱庙新出文物，则足推翻上说。1970年在岱庙西花园温室与北城墙之间清理排水沟时，在地下挖出多件宋代陶制妙音鸟。妙音鸟为古建筑上装饰构件，其造型源自印度传说中名“迦陵频伽”之神鸟，具有明显佛教特征 [8]。那么岱庙内为何出土诸多佛教饰物呢？从其出土地点（岱庙西北部）来看，显然与岱庙东南之冥福寺无关。今即确知岱岳寺故址在岱庙西北，则可推知这批妙音鸟连同无字经幢、颂佛石刻（均在岱庙西部出现），都应是该寺之旧物。大约宋代之后，因泰山南麓佛教受到挤压，岱岳寺日渐衰微，其寺宇半被岱庙所兼并；及金元之际全真教派兴起，各地道徒大举侵占佛寺，岱岳寺残馀庭院又被据为道观（长春观）。据元僧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称：道徒侵占寺庙后，皆打碎佛像，拆除舍利宝塔，磨损原碑以灭迹 [9]。因此岱岳寺原有之标志物（如隋造像碑、妙音鸟等）皆被有意清除（石幢一字不存，疑非全因岁久风化，而是人工铲磨所致），导致这一隋唐名寺渐湮没不彰。岱岳寺之废，标志着佛教争夺泰山主峰失利。这一名寺的兴废，实为佛教在泰山南麓从鼎盛到衰微发展历程之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