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香港：对贪腐行为零容忍

香港媒体记者，可谓无孔不入。他们的眼睛就像无数台全方位的高倍监控摄像机，政府高官的一言一行，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稍有不慎，便被大曝其光。轻者受到公众谴责，重者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位香港高官去北京公出，为了工作方便，租了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租一辆宝马、奔驰之类的高档车，回答是：“不行啊，万一被记者盯上就麻烦了。”

香港广播局一位处长，因携带内地一名艳女出入酒吧，被香港记者抓拍并见于报端，迫于舆论压力，这位处长不得不提前退休。

在某种程度上，媒体曝光对贪腐者的震慑作用，不亚于法律的制裁。

港民对贪腐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即使贪污一块钱，也可能遭到举报，没有贪腐额度限制。在香港，非法获利1元与100万同罪，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行贿与受贿也是同等罪行。廉政公署反贪腐的矛头也并非仅仅指向政府官员，而是对任何一个受雇于政府、公管机构及私人企业的雇员，都实施监督。

香港对行贿、受贿者的打击力度，是我们内地难以想象的。

 仅举几个案例。

案例之一：

早在多年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案例。

一名邮差给一户人家送信时，对这家的菲佣说了一句“恭喜发财”，菲佣给了邮差2港币的“红包”。这家女主人获知此事后，将邮差举报到廉政公署，邮差被送上法庭。在法庭上，控辩双方为是否属于贿赂行为而展开了激烈辩论。控、辩双方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最后，控方律师问证人菲佣：“如果他不是邮差，你还会给他红包吗？”

菲佣迟疑了片刻，回答：“不会。”

结果，法官以此话判定邮差属于受贿，罪名成立。

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恭喜发财”，仅仅因为收了2元钱的“红包”，就被定为受贿罪，听起来似乎觉得可笑，觉得香港的法律小题大做，为2元钱打官司，太不值得了。

但是，这起2元钱的受贿案，却成为香港反贪腐案例中的典型案例，被写入了廉政的案例文件。这旨在告诫众人，对贪腐行为采取“零容忍”，贪污没有限额，非法获利1元和100万都要受到法律制裁。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不敢受贿，也就没有行贿。二者互为因果，可谓缺一不可。正因如此，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不得不三思而行。

案例之二：

2008年10月16日，香港邮政署向各邮局局长发出通知，同年11月1日起，提高大部分邮用文具售价。赤柱邮局局长李某，得知这一消息，花10 340元港币在赤柱邮局买下930件将要加价的邮用文具。11月1日，他拿出165件文具，以新价格卖给了两名邮局业务员，由他们转售给市民，赚取差价380元港币。

12月5日，李某被廉政公署拘捕。

在法庭上，李某懊悔不迭，为了区区380元港币，他将失去任职三十一年、月薪2.7万元的赤柱邮局局长之职，并且丢掉了2020年退休可获得高达150万元港币的俸禄。

审判官指责李某的行为：极度愚蠢，打击了对公务职员的信心，为了380元钱，让三十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香港，行贿和受贿成本极高，对贪腐受贿的打击力度让港人谈“贿”色变，谁都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这样一来，少了许多幕后交易，多了几分公平与和谐，社会自然干净了许多。

案例之三：

几年前，导演王家卫筹备了几年的电影《2046》终于开拍，一名娱乐记者想进拍摄现场抢新闻，门卫不让进。记者就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记者被举报行贿，因此获刑入狱三个月。

案例之四：

2006年12月，一个来自内地华中师大的学生陈某，来香港某大学攻读数学博士。考试前，陈某将1万元港币放到一位来自内地的副教授信箱里。之后，陈某通过电子邮件向副教授索要试题和答案。不久，陈某接到副教授约她见面的邮件，就在陈某兴致勃勃前来赴约之际，却发现等待她的除了教授之外，还有两个陌生人。懊悔和泪水，还有六个月的铁窗监禁，是她为此付出的代价。

也许，我们会想：这位教授太不够意思，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何必跑到廉政公署去告一个学生的状，害得人家还得坐牢呢！

其实，正是这种不分是非的同情与迁就害了我们，使整个社会越来越无视法律，越来越没有规矩。

在香港，人们做任何事情，首先想的不是人情，而是要用法律的准绳衡量一下：这件事符不符合法律？符合法律方可为之，不符合法律便不可为之。

案例之五：

在内地，去驾校学车，给驾校师傅带去一条烟表示表示，拉拉关系，以求得到师傅的关照，这是常见的现象。但在香港，一位去学车的人，就因为给驾校师傅送去一条烟，结果被定为行贿罪成立。

在采访中，遇到几个从内地来香港创业多年的中年人，他们身价过亿，却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年时光，原因就是陪着内地或外国来的某些官员，为他们提供吃住行费用，结果被廉政公署逮住，被定为行贿罪。他们对我讲起这段经历时，仍是一脸的无奈与委屈。

在香港，民众活得比较简单，心不累，逢年过节，不必考虑给上司送礼，上司也不敢收。孩子过年所得红包也只是10元、20元而已，象征性的，绝不会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元给孩子大红包。

2004年，香港政府颁布了《2004年接受利益（行政长官许可）公告》，《公告》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在婚丧等特殊场合，收受朋友的财物不得超过2 000元，收受其他人士财物不得超过1 000元；普通场合，收受朋友的财物不得超过400元，不能收受其他人士的财物。此外，上级不能接收下级的利益。《防止贿赂条例》第19条规定，一些行业的潜规则，如医疗“红包”、工程回扣等做法，都不能成为犯罪的免责理由。

廉政公署的做法，改变了法不责众的不良现象，强化了民众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当然，廉政公署对内部违法人员也绝不手软。

2003年4月，助理调查主任刘某在调查时，被疑犯暗地录了一段刘某诱使及威吓疑犯招认罪名的对话，结果被起诉妨碍司法公正和发假誓罪，被判入狱九个月，成为廉政公署成立以来第一个入狱的工作人员。

2012年4月，总调查主任曹某及高级调查主任陈某，因妨碍司法公正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被判处监禁两年六个月，助理调查主任欧某被判处监禁一年零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