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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0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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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与魔鬼博弈》

                       一字之师的收获

 


辛德贝格与中国女友

德贝格去过美国、俄国、格陵兰、中国、加拿大等好多国家。当过海军、水手、海员、旅馆招待、牛奶公司员工、枪械宣传员……

曾怀着浪漫的憧憬,当了法国派驻外籍军团招募的雇佣兵,派往阿尔及利亚,并签订了五年的“生死合同”。可是,兵营里残酷的现实、艰苦的训练、单调的巡逻、凶猛的恶狗,很快击碎了他心中的浪漫与憧憬。于是,他偷了一辆自行车,偷偷地开了小差,为此被通缉了十年。

他年轻气盛,血性方刚,爱打抱不平,爱打架。

当海员,看到别的船员受虐,他对长官大打出手,被关了禁闭。在上海一家饭店当接待员,与同事吵架,被辞退了。在上海丹麦牛奶公司工作,因跟德国同事吵架,被炒了鱿鱼。

总之,在他20多岁的人生中,因为吵架和打抱不平,屡屡被炒鱿鱼,被罚款。

丹麦驻沪总领事曾警告他:“不要再跟丹麦人打架,否则,你就要被逐出中国了!”

就是这样一个爱打抱不平、爱冒险、爱闯荡的丹麦青年,却在19378月,日军入侵上海和南京期间,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迹——

[]

写丹麦人辛德贝格在南京的事迹,不能不写到德国人卡尔·昆德(有称卡尔·京特)。

这次去德国采访,本想采访卡尔·昆德的后人,可是,费尽周折,却没能找到昆德家人的联络方式。

就在我对昆德后人苦寻不觅、深感失望之际,有人在我博客上留下一条私信,指出我在博文中的一个错别字,我回信表示感激。

没想到,一条重要线索就在这咫尺之间、却又万里之遥的博客中,被挖掘出来了。

对方得知我在丹麦采访辛德贝格亲人,告诉我,他认识江南水泥厂创始人之一的陈家后代。他说,陈家人不仅了解卡尔·昆德,而且与昆德父子有着很深的交情。卡尔·昆德去南京江南水泥厂任代理厂长,就是陈家父辈向公司董事会提议,经董事会讨论同意的。

真是天助我也!

我急忙问对方,我回京以后,能否带我去拜访陈家人?他回信说可以。

于是,从欧洲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就与这位素不相识的人相约,明天上午九点半,在劲松地铁口见面。

第二天,在劲松地铁东南出口,一位满头苍发、举止斯文的老先生,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徐祖哲,邮电系统退休干部,一位文字功底很深的老先生,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有关电讯方面很有史料价值的书,正准备出版。

凭我多年在外闯荡的经验,凭我这双阅尽人生无数的眼睛,我断定这是一位可信赖之人。

于是,跟着素昧平生的徐先生,来到一幢老式楼前,敲开六层的一户家门,一间两居的简陋居室,一位白发苍苍、微微驼背的87岁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陈克宽,邮电系统退休职工,爱好集邮,江南水泥厂创始人之一陈范有先生的二儿子。

这真是老天对我的眷顾,对我精诚之心的恩泽!

陈老先生的一番长谈,为我打开了一扇令我吃惊的大门,几乎颠覆了我原有的构思……

我原计划,本是循着辛德贝格和卡尔·昆德这条线索采访,写写两位外国友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中国同胞的事迹。不过,在此期间,我心里一直存有一丝疑惑:这两个国家的外国人,为什么会聚集到一起?他们赤手空拳,怎么能救助数万名南京难民呢?

当我听完陈老先生对江南水泥厂历史的叙述,再看看他捧到我面前的一堆资料,尤其听到他带着恳求语气说出的那番话,我似乎觉得,老先生心里好像隐藏着某些不便说出的东西。

他说:“张女士,作为陈家后人,我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写出那段历史,真实地写出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情况……”

我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尊重历史,尊重我所了解的素材,真实地书写那段历史。”我心里却直犯嘀咕,“老先生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但又不便多问。

 

当天晚上,我接到上海打来的电话,是陈克宽先生的三弟陈克俭先生打来的,邀我去上海采访,说他那里有更翔实的资料。

于是,我奔赴上海,来到陈家,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

陈克俭,83岁,上海市政府退休干部,头脑清晰,思维敏捷。

听完陈老先生数小时的长谈,再看看他捧到我面前的一堆资料,我发现,我原有的构想太简单、太主观了。

尤其听到陈先生最后说的那番话,我觉得,我有必要重新调整思路,重新整理素材,重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了。

他说:“张女士,我希望你能实事求是,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真实地写出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情况。我们感谢昆德和辛德贝格两位外国友人救了许多中国同胞。但是,希望你不要以贬低我们中国人来抬高外国人,夸大外国人在拯救难民中的作用!要尊重历史,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江南水泥厂董事会,究竟做了些什么?是不是像某些传闻那样,水泥厂的领导都逃跑了,把一个刚建成的水泥厂交给了两个外国人!请你好好看看这些资料,这是我退休后用十年时间,去档案馆,去江南水泥厂查阅了大量史料之后写成的。看完之后,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随后,他道出一些不便发表的事情,说到激愤处,老人低下头去,半天无语,只见他的苍发在灯光下微微颤抖。

我心里直犯嘀咕:他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都向我提出了同一个严肃的问题。而且,他们是江南水泥厂创始人的后代,这不能不令我认真地对待了。

末了,陈先生说出的一番话,越发引起我的重视。

他说:“日本人入侵南京以后,百般威逼我的父亲陈范有,逼迫他下令开工生产。我父亲不畏强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同意与日本人合作,以种种借口拒绝投产,与日本人整整周旋了六年,直到日本投降,江南水泥厂没有出产一袋水泥!日本人发现江南水泥厂出产的水泥,标号高,干得快,可军用,一心想掳为己有。”

我很吃惊:真是这样吗?

“绝对是真的!南京水泥厂的好多人都知道!不信你去南京江南水泥厂,问问那些老人,查查厂史!”他说得十分肯定。

我决定再次赴南京江南水泥厂,一探究竟,并请陈老先生帮我联系徐尔欣女士。

徐尔欣是江南水泥厂财务负责人徐莘农先生之女,小时候,经常去卡尔·昆德的办公室,很了解昆德的个性,也很了解江南水泥厂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在南京一家小旅店里,我见到了徐尔欣女士,一位很有教养的老人,83岁,鼓楼医院退休医生。其妹徐尔维是中国选派联合国工作的第一人。其父徐莘农与陈范有是北洋大学同窗,深得陈范有的信赖,所以陈范有才把水泥厂的财务大权交给他掌管。

女士说,日军入侵之前,代理厂长昆德他们还没有到厂,她父亲担心日军来了抢劫钱财,就将价值一万多元的金条、银圆和现钞装进布袋,缠在腰间,外面穿上大棉袍,带领几名工人跑到江北躲起来。等昆德他们到厂以后,父亲带人几经周折才返回厂里,将腰间所藏的钱财如数交给了昆德。正是这笔巨款,后来成了全厂留守职工开支、接济难民的救命钱。

我却听说,为这事徐莘农背了不少黑锅,传说他带钱逃跑了。原来,他是冒着巨大危险将巨款保护下来的。

女士说,日军入侵南京时,她才五六岁,家就住在水泥厂宿舍,周围没有学校,父亲每天在办公室里教她数学、中文和英语课程。她经常看见昆德来找父亲谈事,昆德中等身材,表情冷漠,不苟言笑。父亲让她叫昆德伯伯,昆德则摸摸她的脑袋,以示友好。昆德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跟父亲交谈时,却经常说英语,而且声音很低,好像怕被别人听见似的。在她印象中,昆德很古板,很正直,对工作很负责,爱打猎,经常看见他背着猎枪,穿着大皮靴,带着猎狗,上山去打猎。他夫人长得很漂亮,一头银发,个子跟昆德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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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转自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

地狱里的“天堂”

       ——不可忘却的人类和弦


我赴丹麦奥胡斯市海边采访辛德贝格外甥女等亲属

左下方是辛德贝格,右下方是昆德


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今天,我们纪念他,不但要回顾过去,还要面向未来。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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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女王为什么将一枝黄玫瑰插在南京的和平树下?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什么泪洒金陵?来自童话王国的小伙子,为什么在中国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带着这些被历史虚裹着的迷雾,我走进了童话王国——

写到丹麦,脑海里会浮现出遥远的北欧,漫长而昏暗的白昼,白雪皑皑,童话般的小木屋。人们静静地坐在壁炉前,捧着安徒生的童话,讲述着古老的美人鱼故事,谈论着丹麦著名思想家尼古莱·格朗德维格的人生哲学,讲述着丹麦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尼斯·延森的长篇小说《德奥拉夫人》……

一个幽静而美丽的童话王国,孕育着优雅而淡定的民族。

2014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怀着对童话王国的美好向往,来到丹麦日德兰半岛港口城市奥胡斯市一幢海边别墅前,迎接我的却是一幅狂野景象,海风狂啸,白浪滔天,带着海腥味儿的空气扑面而来,荡涤着我肺腑里久居城市所沉积的污浊。

我不由想起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中国名字为辛波)在一篇《一位水手的人生速写》中,开头的那段话:

 

他的一生都和蓝色的大海、摇曳的棕榈、东方的声音以及枪炮射击声联系在一起。他像任何一个一生漂泊于世界海洋的人一样,饱尝欢忧,历经战争、失败与胜利。

现如今,他人生的船泊在RHF的退休公寓里。但他眼睛里闪烁的,你依然可见眺望远方的眼神,你不知道何时风又会带着他去漂泊……

 

是的,一个酷爱大海之人,一生漂泊于世界的海洋,即使到了生命的黄昏,他那昏花的眼睛里仍然闪烁着眺望远方的眼神。他那鼓满风帆的心灵,仍然渴盼着大海的呼唤,就像飞行员渴望蓝天、运动员渴望赛场一样!

我想起曹孟德的那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想起巴顿将军离开战场之后的落寞,因为战场才是他灵魂的家园,是他精神的归宿。

今天,一位七旬老作家带着希望,来到这座日德兰半岛的港口城市,来寻觅一位丹麦人遗留在人类海滩上的足迹,以求叩开历史的大门,来探寻一位丹麦人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我站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边,昏花的眼睛里,虽然闪烁的不是眺望远方的眼神,但同样闪烁着对人生追求的向往。我心灵深处,依然激荡着对人类崇高精神的敬畏!

于是,我来了。

我从遥远的东方来,我为追梦而来,尽管我早已过了追梦的年龄。但是,梦于我来说,就像大海于水手、草原于骏马一样!

之前,我请中国驻丹麦使馆文化参赞李金生先生帮助,与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妮取得了联系。

来此之前,我曾奔赴南京,走进江南水泥厂陈旧的厂区,去寻觅历史遗留在厂区的蛛丝马迹,寻找陈年岁月遗留在那里的点滴记忆。

我曾久久地伫立在冷清、萧条的厂区里,追忆着那段凝聚着中华民族耻辱与鲜血的历史……

 

在海边别墅门口,迎接我的除了海风,还有辛德贝格的两个外甥女玛丽安妮和琳达女士,以及她们的丈夫。四个人都不年轻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前来给我当翻译的是我的外孙女张润乔。

于是,就在这海风不断敲击窗子的别墅里,我与辛德贝格的晚辈亲人们,开始了愉快的长谈。

坐在简洁的客厅里,伴着丹麦人特有的热情,清茶、咖啡、简单的午餐,还有玛丽安妮滔滔不绝、绘声绘色的讲述,一本本影集,一桩桩趣事,一件件往事,纷纷捧到我的面前,从上午十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整整六个半小时。玛丽安妮在美国读大学期间,经常跑到在美国定居的辛德贝格家里,跟舅舅去中餐馆就餐,跟舅舅的感情很好。

傍晚,我和润乔告别辛德贝格的亲人,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走了。

于是,一个鲜活的丹麦人带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带着他鲜明的个性,从发黄的资料堆里走出来,走到我的面前,走入了我的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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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辛德贝格出生时,就预示着他一生的漂泊。

1911年,远离北欧的两个东方国家,一个是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另一个则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家渐趋富强,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击败了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从而使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像肥皂泡般地膨胀起来。

1911219,一个婴儿的响亮哭声划破了日德兰半岛的寂静。一个小生命降生在奥胡斯市一家著名的奶酪厂商家里。

小家伙像许多丹麦孩子一样,一头金发,一双琥珀色的眼睛,是这个家庭里五个男孩中的老二,也是七个孩子中最活泼、最好奇的一个调皮鬼。

父亲约翰尼斯·辛德贝格和母亲卡伦·玛丽·辛德贝格,1903年结婚,多年后离婚,但没人记得他们离婚的准确时间。

父亲热衷于政治,曾经创建过公平党,主张人类要自由与公平,并参加过议员竞选,因几票之差落选了。1938年,父亲到《奥泽新周报》当一名编辑。

母亲负责打理奶酪厂。家里雇有保姆照看孩子。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是母亲带着他们坐着自家汽车,去服装店,给每人挑选新衣。当他们从衣店里出来时,个个都变成了漂亮的小绅士和小公主。

在玛丽安妮的别墅里,我见到了他们兄弟五个身穿西装的照片,帅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父亲虽然没有当选上议员,但他主张自由与公平的思想理念,对全家人的影响很大。对全家影响最大、也是对丹麦人影响最大的,则是丹麦伟大的思想家尼古莱·格朗德维格。

格朗德维格从人类的视觉来俯视个体生命,提出每个人都有其双重身份,每个人都具有高于国家与民族之上的使命与责任。他认为,每个人来到世界上,既是国家与民族的一员,又是人类的一员。在人类的生存中,人类一员的身份是首要的,是第一性的。它高于国家与民族之上。不论你是什么宗教信仰,什么肤色,什么国家,你首先是一个人,就理应得到一个人区别于动物的尊重。你热爱和忠于自己的国家,但要记住,在这种爱与忠诚之上,还有一种更崇高的人类之爱,即对人类的忠诚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敬畏。

对于小辛德贝格来说,这些理论太深奥,就像黑森林一样神秘,他永远也弄不明白。但是,父亲从小就教育他们,为人要热情,要正直,遇到别人求助能帮一定要帮一把。

对于一颗幼小的心灵来说,大人思想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像北欧凉爽而漫长的和煦阳光,久而久之,给辛德贝格的幼小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永不褪色的生命底色——正直、热情、乐于助人。

辛德贝格在这样一个富有、自由、公平的家庭里长大,养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性格。

小家伙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永远蓄满了好奇和冒险的鬼主意。小小年纪就一个人跑进森林里,去寻找什么黑森林的秘密,害得全家人四处寻找,在树林深处找到了他。母亲发现,每次家里搞得鸡飞狗跳,不用问,肯定是辛德贝格带头干的好事!小家伙因此成了大人眼中的“好奇宝宝”、“调皮鬼”,成为全家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小家伙的小脑袋里,第一次产生冒险的鬼主意,是七岁那年。

外婆的弟弟移居美国,回来探亲,摸着小家伙的脑袋,对他说:“小辛德贝格,你长大以后想来美国,就来找我啊!”

小辛德贝格扬起小脑袋,惊喜道:“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噢,太好了!”

就是这句话给野性十足的幼小心灵,打开了一扇向往世界的窗子。

一个闯荡世界之梦,就在七岁的小脑袋里诞生了。它就像一只刚刚孵化的雏鸟,在他幼小心灵里筑巢累窝,茁壮成长,只等有朝一日,羽翼丰满,它就要展翅高飞了。

14岁,羽毛未丰的叛逆少年,邀了两个同学,偷偷地跑到德国汉堡,准备乘船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可是没等上船,就被父亲开车追上来,被父亲“押” 回家去,挨了狠狠一顿批评。

初中毕业了,他既不想读书,又不喜欢奶酪那臭烘烘的味道,更受不了油漆工呛人的劳累。他向往大海,向往自由,一心想闯荡世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他的最爱。

17岁,稚嫩的羽毛刚刚丰满了。

在一个空气中弥漫着植物芳香的日子,少年潜藏了七年的出逃计划,终于得逞了。

当少年站在一艘开往美国的海轮上,听到轮船起锚的鸣笛声,他那蓄满小小狡诈的眼睛里,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和歉意。

他站在甲板上,默默地向亲人告别:“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妹妹,再见了!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别生气,我会给你们写信的……”于是,一心想闯荡世界的懵懂少年,带着他美好的憧憬,开始了他一生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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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分类: 现在进行时

 

祝朋友们新春快乐!鸡年大吉!

 

日本战败成本太低

从未停止过篡改侵略历史

     近日,日本APA酒店CEO出书称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并将书放在酒店房间里,显然是一种向世界挑衅的行为。

    其实,日本从未停止过篡改侵略历史:

1973年,铃木明在文艺春秋社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4年,被东京军事法庭送上断头台的松井石根大将的近侍田中正明,在日本教文社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是在给日本抹黑,用谎言抹黑!”

1990年,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公开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1994年,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发表同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言论;(以上五条引自日本松冈环所著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林伯耀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和民族的记忆》347页)

1995年,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检讨委员会”,在展转社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同样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20001月,在日本大阪设立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以“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为主题的反中国集会,主办者是一个“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会”的团体……

201546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2016年日本中学生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将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都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并将南京大屠杀,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在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的“村山谈话”表述前,加上一句“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国家间的赔偿等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以上这些,只是我查到的一些相关报导。

当你看到这些弥天大谎,看到这些闭着眼说瞎话的欺世之谈,不知你有怎样的感想?当一个民族采取掩耳盗铃的谎言,集体“健忘”罪恶,抹杀历史,那么,这个民族除了维护其脸面之外,还抱有怎样的目的?

 极力抹杀战争罪孽,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对揭露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百般谴责与恫吓……

 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结束70年了。一个战败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杀人偿命,就是杀人者理应付出的罪恶成本。杀人者没有偿命,而是逍遥法外,便会继续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获得理应付出的杀人成本。

 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类生存法则。任何罪犯,对其所犯罪行都要承担其后果,都要付出犯罪的成本。二战后,德国政府不断提醒国民:“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洗刷不掉我们的罪恶,却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

 假如日本战败后像纳粹德国一样,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战败成本,那么,其结果又会怎样?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反思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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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西北汉子香港受骗记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一些先进电子产品涌入香港,最受内地人喜欢的则是那些物美价廉的电子手表。

一心想改变命运的董健,看到了这个商机。

他想,要是将电子表零件发往内地肯定能赚钱。于是,他给好多手表厂家写信,自荐曾在西安手表行业工作过,并提出了如何打进内地市场的途径。

19804月,董健收到香港德兴钟表集团公司老板的邀请,聘他为中国部经理,月薪3 000元港币。于是,他向香港绍荣钢铁厂提出了辞职。

来港一年零四个月,从打工仔变成了“白领”。

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很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工作十分卖力气,跑广州,跑西安,而且,很快就谈成了首单生意。

更为幸运的是,他在深圳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深圳市规划局的王凤龙局长。俩人聊得很投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当时的深圳: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杂草丛生,蚊蝇铺天盖地,街上只有一家宾馆,没有一家像样的餐厅,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大屯子。

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王凤龙局长,却向董健展示了深圳未来的规划蓝图,他说:“你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深圳,不要光看现在。香港当年不也是个小渔村嘛?深圳已被中央列为经济特区,用不多久就将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现在,深圳的发展刚刚起步,一凭嘴皮,二凭地皮!嘴皮就是宣传,地皮就是积累资金的本钱。地皮由你来挑,可以先不交地皮钱,卖完楼花收了钱(预售楼花),再交地价。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和胆量了。”

说得董健心潮澎湃,十分激动。

他有眼光,也有胆量,就是没资金!但他有一张能说的嘴,还有一种西北汉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吃苦精神。

他返回香港,四处游说,终于说通了他所在公司的老板。

老板长相英俊,举止斯文,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年人,操着一口流利的国语,对他说:“我对内地方面的事不懂,这事只能拜托你了。就算咱俩合作,重新注册一家新公司,就叫德兴中国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港币,不用你出,你没钱。你任中国部经理,深圳的事你负责,我负责在香港卖楼花。我给你15%的干股,你跟公司按15:85的比例分成。口说无凭,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我的亲笔信就放心了。我要食言,你可以凭此信到法院去告我嘛。”说罢,便用英文“唰唰”地写了一封信。

“老板,咱们以心换心,大家精诚合作,同心协力,好好地大干一场吧。”西北人憨厚实诚,董健看不懂英文。

到家,他让粗懂英文的妻子将信翻译成中文,不禁大吃一惊,信上写的干股不是15%,而是10%

第二天,董健找到老板,开门见山,说出分成的百分比写得不对。老板淡然一笑:“啊,可能我写错了,要不我重新写一封?”

“那倒不用了。”董健怕伤了和气,觉得能兑现10%,他就知足了。

不久,董健在深圳选中一块地皮,即德兴大厦项目,德兴公司也因此成为深圳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从此,董健变成了一只陀螺,忙得团团转,每周三天跑深圳,三天在香港,跑客户,跑楼盘,跑销售。

早上5点起床,匆匆吃完早点,赶乘6点的头班船,从调景岭坐船到香港市区,再坐过海巴士赶到九龙红磡火车总站,乘上去罗湖的火车。930分火车到罗湖,百米冲刺般地冲到前面排队、填表,再去排队验证,然后跑过罗湖桥来到深圳,又是排队,又是海关查检,又是一大堆的手续!总算过了海关,已是上午1030分了,便急忙向他销售的楼盘奔去。

深圳海关下午5点封关。下午4点半,又开始重复早晨一样的路程,进关、出关、赶火车、赶乘过海巴士、赶乘去调景岭的渡船,爬完十几分钟的山路,赶回家里,已经是繁星满天,半夜时分了。

无论多苦、多累,他都感到无比快乐,因为希望就在前面。

董健口才好,又长着一张憨厚的面孔。经他一宣传,在香港预售的楼花十分抢手,均价350港元一英尺,等于3500港元一平方米,可分三种方式付款。而且,在深圳购一套房可免税购买一套进口彩电、冰箱、洗衣机,可将外地两人农村户口或四人城镇户口迁入深圳。那时候户口对一个人多么重要啊!

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蜗居在斗室里的香港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公司租了一间写字楼,聘用了两个售楼小姐,第一天就售出27套住宅,第二天又售出25套。几乎天天有钱进账。用香港人的话说:“数钱数得手都软了。”半年下来,公司在深圳的德兴大厦楼盘售出90%,筹集了一亿港币的资金。

老板在沙田买了200多平方米的豪宅,将德国宝马轿车换成了100多万港币的劳斯来斯豪华型轿车。老板的弟弟也另置新房,将原在香港北角的40平方米住房租给了董健,租金日后一起结算。董健一家三口终于搬离了贫民窟——调景岭,把母亲也从西安接了过来。董健的工资由3 000港币涨到5 000港币,又涨到了7 000港币。

 

拼了三年半,董健将德兴公司在深圳四座三十层高的德兴大厦全部完成。

粗略一算,德兴公司可赚4 000万港币,扣除应交付深圳的600万所得税,净剩3 000多万港币!

董健暗自高兴:即使按10%分红,他也可以拿到300万港币。他就能彻底翻身了。

淳朴的西北汉子太实诚,只知道傻卖命,并不知道香港是冒险家的乐园,能产生亿万富豪,也能产生魔鬼。

1983年初秋,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有人偷偷告诉董健:公司老板不想分给董健红利,准备炒他鱿鱼。老板的电子表厂经营不好,亏了,连欠深圳税务局的几百万税款都不想交了。

如同晴天霹雳!

过河拆桥?撕毁承诺?董健不相信文质彬彬的老板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公司赚了几千万,几百万税款怎能不交呢?深圳那边百般优惠,只收了15%的所得税。要不交这税款,我拿什么脸向深圳那边交代?不!绝不能让老板的阴谋得逞!更不能让他毁了我的信誉!即使不给我分红,也必须交上几百万的税款。可是,如果老板要来个金蝉脱壳,将公司注销,卷款逃跑,那我董健上哪找他去?

西北汉子讲信誉,董健把自己的声誉看得比金钱还重要。

他找到老板,直言道:“张先生,关于德兴大厦分红的事,你能不能先算个账,把我住你的房租扣掉,我该得的10%红利,利息我可以不要,钱数你说多少是多少,咱们结算一下好吧?”

“这不行!公司还没有决算,到底赢利多少还说不清呢。”老板回绝了他。

董健明白了,老板果然不想兑现承诺了。

于是,董健让深圳税务局将德兴公司该交的几百万税款,从卖给深圳房地产公司的四座德兴大厦下边三层商场楼款中扣出,以免事后发生意外。

这可惹恼了老板,双方彻底撕破了脸皮。

 

当时,香港黑社会很猖獗,经常发生打、杀、绑架、撕票的恶性案件。

董家接连遭到恐吓和围攻,半夜三更打来骚扰电话,家门口有人日夜盯梢。

董健同妻子到警署报案,警察说,没有证据,无法立案。他只好叮嘱母亲和妻子,把门锁好,不要轻易出门。

他写好了一份材料:如果发生不测,就是德兴老板指使人所为,并写明了事情经过,让全家每人揣一份,以防不测。

同时,他将这事告诉了台湾的父亲,因为与老板同居的一个女人,其哥哥就在台湾开公司。

接到董健的来信,父亲立刻找到那女人哥哥的公司,一拳砸在桌子上,怒吼道:“你给我听好喽!张老板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就拿你是问!我儿子全家的人身安全若有半点闪失,我就跟他没完!你把我这话给他传过去!”

父亲的做法果然起到了震慑作用,骚扰电话和盯梢都消失了。

几天后,父亲却打来电话,问董健:“你是不是中共党员?”说张老板给台湾当局写来诬告信,说董健是内地的中共党员,诬陷他包庇共党儿子,台湾情治部门开始调查他了。

“这个张老板也太卑鄙了!竟然搞起政治诬陷来了。”董健气愤地说道。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爸,你以为在内地入党容易啊?你是国民党中将,首先我的政审就不合格。爸,我不但不是共产党员,而且连共青团员都不是!”

“虎毒不食子,你是共产党员爸也要保护你呀!”父亲叮嘱董健,“健儿,世道险恶,你要多长个心眼,保护好全家人的安全啊!”

 

由于德兴大厦的善后工作量大,张老板搞不掂,只好请董健出面把深圳德兴大厦结尾工作做完,并同意先支付他30万港币,说等全部完工之后,再按分红比例结算。

当董健把深圳德兴大厦864户的收尾工作搞完之后,再找张老板理论分红一事时,张老板却说:“公司是赚了3000多万,但都用在手表厂了,请董先生再等等,等公司资金宽余了,一定支付你的300万红利。”

没过几天,董健突然看到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播出一条重要新闻:德兴钟表集团有限公司的大门紧锁,门前聚集着众多职工,所有人都联系不上该公司的老板了。

董健顿时傻眼了。

原来,张老板早有预谋,欺骗了银行、职工和董健,转移了财产,办理了移民手续,带着他的情人跑美国去了。

没过多久,银行来催董健搬家,原来张老板把董健暂住的40平方米的住房,也抵押给银行了。

 

虽然上当受骗了,但董健毕竟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在深圳改革开放初期,挖到了第一桶金。

不多,仅有30万港币。

不过,这位憨厚的西北汉子却在为老板挖金的过程中,挖掘出自身的能量,认识了香港,也认识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他不会英语,不会广东话,他所用的英文资料至今还靠妻子翻译。他发现自己的优势并不在香港,而是在内地。一到内地就如鱼得水,一回到陕西老家,用陕西话聊起家常,就滔滔不绝。他发现内地到处都在招商引资,各地都拉他这个“香港人”,参加商贸洽谈会,做生意,引进资金,引进先进设备,引进,引进,引进……就像国歌唱的一样,“前进!前进!前进进!”中国到处都在引进外资和技术。

于是,他成立起自己的公司——“建秦贸易公司”,地址就设在家里:香港北角永兴街的昌盛楼。

他脚踏香港,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很快就为内地企业谈成了几笔生意:为西北国棉一厂从日本引进了三十五台并条机设备;帮宝鸡和咸阳印刷厂引进了日本三菱四色胶印机;给陕西省委和西安止园饭店引进了日本NEC电话交换机。他成为德国拜耳冰箱发泡料公司的中方代理之一,并与宝鸡长岭、西安黄河、河南新飞、湖南中意等多家企业建立了发泡料的业务合作。

他靠自己的打拼,终于在香港买车,买房,有了自己的公司,再也不受他人的白眼和轻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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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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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张雅文无论是在小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还是在影视领域里都有佳作问世,精品迭出,这不能不令人惊奇。而她最令人感动、最令人难以忘怀、给我们教益和启迪最深的是,这位仅受过小学五年正式教育的女作家,竟有如此非凡的杰出创造,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思维如潮。命运多舛的人生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刚健苍凉的理性之光...

哈尔滨师范大学吴井泉、王秀臣

封底内容简介:

本期内容包括一个短篇散文《临终前的初恋》,由CLC首席翻译家褚东伟翻译,讲述雅文三姐临终前哀叹未能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的感伤故事;《狗娃》部分为加拿大华人学者、翻译家孔英女士摘译的《生命的呐喊》片段,讲述雅文早年不屈服于命运终于读了几年书的故事;《我生命初始的那棵山楂树》由新加坡资深译者沈淑珍女士翻译,记录了雅文一家早年在偏僻山村生活的苦难、理想与奋斗。《为了心中的敬畏》是加拿大资深译者董文胜翻译的获奖传记小说《与魔鬼博弈》的序言,为了写作该书,雅文曾多次自费赴欧洲采访;在《张雅文的使命:在逆境中奋起》一文中,孔英对张雅文鲁迅文学奖获奖自传《生命的呐喊》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以第一人称单数用叙事诗的方式总结了张雅文的生平。

《中国文学与文化》第八卷

国际统一刊号:ISSN: 2332-4287 国际统一书号:978-154241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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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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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相见不相识的父与子

197945日,清明节。

董健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他应父亲的邀请,携带妻儿一家三口,告别了母亲,历尽周折,怀着一颗火炭般的心奔赴香港,来见父亲。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他没有尝到断魂的滋味,却尝到了当头一瓢冷水的滋味。

到九龙红碪站下车,前来接他们的只有董健妻子的舅妈和姨妈,却不见照片上鹤发童颜的父亲。

“姨妈,我爸怎么没来?”他急忙问道。

“啊,你爸不在香港啊!”

“什么?我爸不在香港,那他在哪?”

“台湾。”

“啊?”董健如梦方醒,原来父亲并不在香港,而是在台湾!以往父亲的来信,都是香港姨妈代转的。

一家三口跟随姨妈来到位于调景岭的家里,一进门电话就响了。

姨妈说:“你爸今天打来十几次电话了,这又是你爸打来的,快来接!”

一听是父亲的电话,董健手中的话筒掉到了地上,再拿起时,却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仔细一看,话筒拿倒了。

“爸爸……”三十年来第一次叫爸爸,没等出口,泪水夺眶而出。

“儿啊!我是爸爸呀!你听见爸爸的声音了吗?”

“……”听见了!听见了!儿子听见爸爸的声音了。

父子俩在电话里却久久哽咽无语,好像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都堵在父子俩的喉咙里了。

好一会儿,董健才问道:“爸,我好想你,你啥时候到香港啊?”

父亲却告诉他,从台湾到香港,港英政府对台湾军政人员的签证卡得很严。他是国大代表,又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香港不会同意给他签证的。

“你不来香港,那我咋办哪?”董健急了。

父亲告诉他,让他们一家三口按难民身份申请来台湾定居。

“什么?让我们去台湾定居?”董健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决定,“那我妈咋办?”外婆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母亲。

父亲让董健慎重考虑之后再做决定。

 

来港第一夜,董健在姨妈家的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他不同意以“难民”身份去台湾,他不是难民,他是来香港投奔父亲的!如果按照难民申请去了台湾,就再也别想回内地了。他舍不得妈妈,也舍不得那么多亲朋好友。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打道回西安,另一条就是留在香港。

当时,香港政策只要持内地通行证,就允许居留,每次批准延期三个月,延够一年,就可以自由出入,在香港住够七年,就算正式香港居民了。

可是,留在香港,谈何容易?

香港寸土寸金。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又患有肝病,孩子只有一岁。一家三口,不可能常住在妻子的姨妈家,尽管姨妈很热情。

香港住房的面积按英尺计算,1平方米等于10.764平方英尺。当时,普通楼房,一平方英尺要价2 000港币,1平方米要卖到2万港币。租一套40平方米住房,月租3 000港币。普通工人的工资,月薪1 0002 000元。西安当时的房租,40平方米月租6元人民币,单位再补助80%,个人只掏2元多。

董健从电话里得知,父亲是台湾的国大代表,月薪折合港币3万多元。而且,父亲在台湾有多处房产。父亲本想卖掉一处房产给董健在香港买房子,可是,台湾妻子坚决不同意,跟他多次大吵。

董建不知该怎么办。

 

董健看到马路边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算命先生,纸上写着收费50港币。

人在走投无路时,常常将未知的命运交给虚无世界,交给神灵。

他想算一命,看看自己到底是啥命:是留在香港的命?还是回内地的命?他从口袋里掏出100港币,向卦摊走去。

妻子肖欣却扑上来,一把夺过钱,厉声道:“董健!你疯了你?你看清楚,这算命不是5元,后边还加一个零呢!你知道咱家就这100元港币!”

的确,100元港币是夫妻俩从内地带来的全部财产,来港一周,吃住在姨妈家,一分钱没舍得花。现在,他却要花50港币去算命,妻子能不火吗?

董健却像着了魔似的,一把夺过百元大钞,高高举起,冲着妻子大吼:“这个命我算定了!这100元咱俩一人一半!我花我这50,不动你那50!”两人在大街上争抢起来。

董健跟妻子自1977年结婚以来,从未争吵过,这是第一次。

肖欣是一位贤惠、美丽的湘妹子。两人都在碑林区再生棉织厂工作,一个是电工,一个是纺织工。肖欣因为与董健恋爱,挨过在西安交通大学当教师的父亲的耳光。肖欣向车间姐妹哭诉挨打的委屈,姐妹们愤怒了,拽着肖欣去找厂长。厂长去找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理论,回来说:“交通大学领导很重视这件事,找肖欣父亲谈话了,不许干涉儿女的婚姻自由,今后不会再发生工人阶级挨打的事件了。”

当时,肖欣哭着对董健说的一番话,令董健终生难忘。

“董健哥,我不嫌你爸是国民党军官。我爱的是你,你爸就是蒋介石我都不嫌。”

此刻,夫妻俩却在香港街头,上演一场争抢百元港钞的闹剧。

一看他俩打架,一岁多的儿子以为父亲在欺负妈妈,抱住父亲的大腿,上去就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得董健“哎哟”一声大叫起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算命先生操着广东普通话,开口道:“你们不要闹了,一看你们一家就是刚从内地过来,钱不多。既然这位先生看得起我,我今天就破例,不收你钱了,免费给你算一次吧。”

这番话令董健十分尴尬,只好就势蹲到相师面前,以躲避路人惊诧的目光。

算命先生问完董健的生辰八字,到港日期,又将董健布满厚茧的大手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之后说:“你是二十九岁半来到香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来香港是你全家转运的开始。记住,一定要顶住,先苦后甜,一过三十你的运就来了,将来你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你太太是你的贤内助,儿子将来必有出息!”

“师傅,您说我是留在香港好,还是回内地好呢?”董健忙问。

“当然是留香港好喽!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呢。你们全家到了香港,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否则,你将后悔终生!”

这番话使董健茅塞顿开。他起身向相师鞠躬,连声道谢:“谢谢!谢谢!”

“不用谢,你的命,天注定!命在天,运在己。命再好,你不努力,运也会错过。要努力,不能懒惰,把握机会,一定会好起来!”

相师这番警世箴言,从此成了董健的座右铭。

 

不久,董健在九龙调景岭西边的绍荣钢铁公司找到一份电工工作,日工资36港币,加班费另算。

这家钢铁厂的打工仔,大多是东南亚的归国华侨,不少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内地偷渡过来的。一个姓黄的翻译离开北京时,跑到天安门广场,对着天安门默默地说:“亲爱的祖国,我因为爱你才从印尼回到你身边。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你怀疑我是海外间谍,是特务,我只好离开你了。但我的心永远爱着你……”这种心声代表了相当一批归侨的心理。

不久,董健在调景岭租到一间12平方米的木房,月租300港币,从姨妈家里搬了出来。一家三口总算有了落脚之地。

 

19798月,父亲和台湾母亲终于从美国转飞香港,来看儿子了。

晚上920分,在香港启德机场,董健一眼认出了鹤发童颜、相貌堂堂的父亲,随同一起来的还有穿戴考究、满脸笑容的台湾妈妈。

三十年的骨肉分离,三十年的相见不相识。

一对从未谋面的父与子,紧紧地拥抱到一起……

天太晚,回不去调景岭的家了,全家只好住进一家宾馆,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衷肠。然而,有些话是不能当着台湾妈妈面说的。

凌晨一点,父亲要洗澡,一定要董健陪他一起洗,还说:“健儿,你都三十岁了,爸没尽到一点为父的责任,就让爸爸给你洗一次澡吧。”

进了澡间,父亲急忙把水龙头扭到最大,哗哗直响,忙问董健:“你妈怎么样?”

“妈刚退休,挺好的。妈让你保重身体,不用挂念她。”

听到这话,父亲手捂面颊,老泪纵横,连声道:“我对不起你妈呀!我有罪呀!我有罪呀!”

“爸,你别这么说,那也不是你的罪过。”

“儿啊!爸愧对你妈,也愧对你们姐弟俩呀!”

哗哗的水声,掩盖了父子俩的哭声,却掩盖不住历史留下的悲剧。

父子俩躲在狭小的洗澡间里,时而抱头痛哭,时而爱抚着对方陌生而血肉相连的脸颊,时而又争抢着给对方搓背。

“儿啊,还是让爸给你搓吧。爸从没给儿子洗过澡,爸心不安哪!今天就让爸弥补一下吧。”父亲边搓澡边给儿子出主意,“明天你看你台湾妈高兴时,你就提出让我给你们在香港买房的事……”

这时,洗澡间的门“咚咚咚”地响了起来,只听台湾妈扯着嗓门喊道:“你们爷儿俩的悄悄话还有没有完?我要上厕所!”

父亲急忙冲儿子耳语:“你台湾妈聪明得很,你对她勤叫点妈,让她高兴。人生就是一场戏,把戏演好,不要演砸,也不要弄僵,弄僵就不好办了。爸真想帮帮你呀,可是……”

董健深知父亲的难处。

父亲是国大代表,是台湾有名望的画家和书法家,曾出版过《罗甸服画集》,封面印有于右任先生的亲笔题字:“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求大功”。内文有何应钦将军的亲笔题词:“服乘益有利世功,寄情翰墨见深衷,指端挥洒极生动,篆马传神艺事工。”有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先生的题词:“孝思不匮”。

罗甸服这位黄埔军校毕业、文武双全的将才,在外面风光无限,但在家里,却主宰不了自己的家室。

不仅是罗老先生,从内地溃败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是如此。

然而,这场戏能演成功吗?

 

第二天,台湾父母来到他们位于调景岭的家。

一进门,看到儿子简陋、狭小、闷热的小木屋,屋里只有一把椅子,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父亲的眼睛顿时湿了。

没等董健开口,姨妈、房主、邻居等人都开口为董健说情,请父母帮董健买套房子,让他们在香港有个落脚之地。调景岭的房子便宜,有一家石头垒的30平方米的房,要价3.8万港币。

一听这话,台湾妈妈的脸顿时沉下来,屋子里一片死寂。

父亲急忙说:“健儿,还不快谢谢你妈!她把台湾的房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你们不去。我看调景岭这套就买了吧,回去就给你们汇钱。快谢谢你妈!”

董健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开口道:“妈,就当我借你三万八千元,将来一定还你。”

台湾妈开口说了一句:“我回去再想办法吧。”

父亲赶紧说:“虎走遍天下都吃肉,狗走遍天下都吃屎。我的儿我知道,有我的血脉,我娃是一只虎,将来肯定错不了!”

听父亲这么说,董健的心里却在哭,可怜父亲,为了儿子真够难为他老人家了。

 

四天后,父母要回台湾了,董健一家三口前来机场送行。

在机场,台湾妈妈避开父亲,对董健说:“我一会儿进关还要买些免税烟酒,身上没零钱了。你把你爸给你的美元先给我拿去用一下。”

前一天,父亲和台湾妈妈在香港华丰国货买东西时,父亲随手将找回的80美元塞进了董健的上衣口袋。听她这么一说,董健只好掏出还没有焐热的80美元递给台湾妈妈,却让父亲看见了。

父亲问董健:“你台湾妈问你要啥?”听完董健的回答,父亲一跺脚,厉声道,“她胡说八道!她身上咋没钱?太不像话了!”

临登机,父亲与董健拥抱时,悄声道:“健儿,不要生气,回台湾,我叫你台湾妈尽快将三万八千元港币给你汇来。”

董健只说了一句“保重”,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盼了三十年,终于盼来了父亲。但此刻,他心中却感到无比的失落,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为了区区80美金,一个堂堂男子汉,却让人家如此耍弄。他不是孩子,他是三十岁的大男人啊!

送走了父亲,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位刚强的西北汉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就在机场大厅外,拥着妻儿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哭天,哭地,哭他自己!

他仰天长叹:香港啊,香港!难道就没有我董健一家三口立足之地吗?不!命在天,运在己!从现在起,我再也不靠任何人的施舍!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去奋斗!我一定要在香港拼出个人样来!我要把含辛茹苦的母亲接来,我要为自己争口气,为我妈争口气,也为内地人争口气!

本来,他对台湾妈妈汇款的事,已不抱任何希望。但是,父亲最后说的一番话,又让他不得不抱有一丝幻想。姨妈也怕那间木屋被别人买走,就借给董健2000元港币,催他快去把订金交上,免得被人买走喽。

当董健交完订金第二天,父亲打来电话却如同晴天霹雳,把董健和妻子一下子击懵了。

父亲说,台湾妈妈回去就变卦了,坚决不同意汇款。他跟她大吵,也丝毫没用。父亲在电话里唉声叹气,并答应给董健寄来1万元港币的私房钱,以解他燃眉之急。

董健赶到卖房的房主家,已是深夜。

他敲开门,进屋就将父亲不能汇款的事全盘端出,末了说道:“对不起,我失约了。你不退我订金我也没话说,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没钱买房了。”说完,扭身就走,他不愿让房主看到他满脸的泪水。

还好,房主总算将2 000元港币订金退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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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现在进行时
回首过去一年,没有虚度,感到欣慰。
       满怀期待,迎接新的一年。
             祝朋友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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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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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骨肉同胞相残何时休?

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就像一座鹊桥,承载着海峡两岸望眼欲穿的亲人,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奔到这里,与亲人偷偷地团聚,又匆匆地惜别,留下的是流不完的泪水,诉不尽的哀愁和怨恨。

怨谁呢?恨谁呢?

历史上的事情,没人能说得清。

人们只知道人生有限,但愿早日推倒这道“柏林墙”,别再苦苦折磨海峡两岸的亲人了。

血脉相通的一家人,何必相互残杀、相互仇恨呢?

 

一个家庭又折射出一部历史。

19491021日。

一个小生命秉承父母的真爱,在西安市碑林区一个小巷深处呱呱落地了,来到硝烟刚刚散去,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世界。

此刻,不谙世事的小家伙,躺在母亲的怀里,贪婪地吸吮着母亲带有泪水的乳汁,并不知道父母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生死诀别。

黄埔军校毕业的父亲罗甸服,1949年初,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被任命为国民党商洛军区司令。他率领的部队没打过一场胜仗,就被解放军追得连连败退。当他率部从商县撤到汉中时,几千人马只剩下寥寥十几个人了。

一天深夜,人困马乏的官兵躺在一家民宅中酣睡,罗甸服被一阵瘆人的沙沙声突然惊醒,他意识到:又被共军包围了!于是,急忙叫醒官兵,命令勤务兵,将其绑在身上的银元全部拿出来,当场分给大家。

“各位弟兄,我对不起大家!大家各自分头突围吧!望各自保重,平安回家!”这是罗甸服抱拳对手下官兵说出的最后一番话。

然而,只有罗甸服一人突围成功。其他官兵全部成了解放军俘虏,都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了。

逃跑中,罗甸服搭上一辆国民党军车,来到乱哄哄的成都,又接到蒋介石新的委任状,任命他为总统特派战地指挥官,中将军衔,派他立刻飞往松潘指挥督战。

当他乘飞机抵达松潘上空时,却是大雾弥漫,无法降落,上级又命令他继续南飞。

飞机终于降落了,却发现已经到了海南岛。

他给家里来信,得知妻子平安生下一子,他给儿取名“罗琼秦”,即西安与海南岛遥遥相望的纪念。没想到,这是他给儿子留下的最后一点父爱。

但是,儿子并没有叫过这个名字。

大家都叫他“木犊”,直到上学了,母亲才给他起名董健,随母亲姓,希望他像牛犊一样健壮。

在陕西,女人生孩子不知丈夫下落,孩子即为“木生”。孩子属牛,所以大家叫他“木犊”,也算是一种爱称吧。

19504月初的一天清晨,罗甸服跟随国民党官兵来到一艘拥挤的军舰上,遥望着西北方向,默默地向亲人告别:再见了,我的妻儿,等着我,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

然而,归期却成了永远的泡影。

他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被推举为国大代表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52年,他又重新组织了家庭。

对这一切,妻子董涵英一无所知。

 

董涵英,毕业于西安医学院高级助产学校,她像几十万遗留内地的国民党官兵配偶一样,迫于政治压力,不久,就到法院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十一岁的她,没有再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董健还有一个姐姐董秦),独守空房,度过了漫漫人生。用她瘦弱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四口之家(还有孩子外婆)。

她办起“高级助产士董涵英日夜出外接生”个体经营,后来又调到医院工作。夜里经常要为三四个孕妇接生,回到家里,已经累成了一摊泥。

街邻们常常摸着董健的小脑袋,说:“木犊娃,别淘气!听你妈的话,你妈为了你姐弟俩太不容易了。”

小家伙在别人的同情及怜悯中,渐渐长大。

木犊只听别人叫爸爸,从未见过自己的爸爸。他的“爸爸”只是藏在箱子底下几张发黄的照片,一张是1945年爸爸跟妈妈的结婚照;一张是父亲和母亲抱着姐姐的合影;另一张则是父亲与病故前妻的结婚照,前妻也留下两个孩子。

这些照片从不敢摆在外面,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母亲才偶尔从箱子里翻出来,捧着照片久久地端详,脸上常常淌着泪水。这时,小木犊就悄悄地爬起,从母亲身后探着小脑袋,仔细看着照片上的父亲,身穿翻领皮夹克,头戴大盖帽,好帅气呀。他心里默默地喊着:“爸爸,你啥时候才能回家?我啥时候才能见到你呀?爸爸,我好想你……”

在特殊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懂事,自立,自强,成为他生命的底色。

十岁,他就弓着瘦小的腰身,给家里拉煤;蹲在马路边摆书摊;稍大一点,就帮拉车的“挂坡”,挂一趟坡两角钱,挂五趟挣一元钱;贩卖过甘蔗,三十斤甘蔗,能挣两元钱。他把挣来的钱,偷偷地放进母亲放钱的抽屉里。

他用稚嫩的肩膀,帮母亲支撑着这个困难重重的家,用他并不强健的胸脯,为风雨飘摇的家遮挡着一次次暴风雨的袭击。

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是,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却无时不在。

他和姐姐学习都很好,他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却不能加入共青团。姐姐董秦因政审问题,被取消了考大学的资格。

1962年,杳无音信的父亲,忽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母亲捧着这封信,泪如雨下,得知丈夫还活着,但她害怕,怕这封信又给家里带来灾难。小董健却给母亲出主意,让她主动将信交给派出所,果然躲过了一场可能袭来的灾难。

1960年,母亲被单位下放了,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三年困难时期,人人饿得全身浮肿,哪还有能力怀孩子?没孩子可接生,家里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整天满脸愁容。其实,母亲并不属于被下放对象。

这天,小董健跟母亲来找母亲原来工作的西安市碑林区东羊市医院,院长不管。又找到碑林区卫生科,没等母亲开口,小董健抢先质问对方:“你们凭什么把我妈下放回家?”

“小朋友,精简下放是国家政策,我们是按照国家政策办事的。”

“可是政策上说,下放对象是指那些家里不是唯一挣钱的人。”小董健理直气壮地说,“我家就我妈一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我妈不属于下放对象。你们不应该下放我妈!”

这番话从一个十二岁孩子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含义。

第二天,医院居然同意董涵英回医院上班了,只是将每月53元的工资,降到了43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董健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急忙跑回家,清理照片,把该烧的都烧了,问母亲,还有啥怕抄的?母亲指指床底下,他赶紧掀开床垫,打开床下几只落满灰尘的樟木箱子,不禁大惊失色:箱子里不仅有父亲与蒋介石的合影,一些古董、玉器,几把缴获的日本军刀,还有父亲当年的黄呢军大衣、马靴、枪套、国民党帽徽……

“妈,你留这些东西干啥?”他嗔怪母亲。

“我留着将来你结婚时,把你爸的黄呢军大衣用膏子染一染,你还能穿呢。”

母亲的话令董健心头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他急忙跑到后院,挪开压在井上的大石头,将日本军刀和黄埔军校颁发的佩剑等物品,统统丢进井里。又借来一辆架子车,将几箱衣物连夜送到学校,对学校“革委会”负责人说:“我爸是国民党军官,我在家清理东西,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军衣……我把这些东西连夜拉来,就当我是自我革命吧。”

第二天,红卫兵果然来抄家了,将家里翻了个底朝上,也没有翻到什么。

十几岁的少年在阶级斗争的旋涡中,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如何跟别人周旋,从而保住了母亲,也保住了家。但是,他稚嫩的翅膀毕竟太弱小了,遮不住漫天袭来的暴风雨。他没能保住外婆戴的一对金耳环和金戒指,没能保住被打成“牛鬼蛇神”、多次挨批斗的姨妈和姨伯。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分不开的。

1975年,一天,董健从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对台湾政策的讲话中讲道:去台湾的国民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只要同意祖国统一,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董健似乎看到了一线两岸关系松动的希望。

他虽然没见过父亲,但父亲高大、英俊的形象,却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灵深处,成了他不可忘却的思念。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渴望在父亲有生之年能见到他。父亲已经六十六岁了,说不定哪一天走了,那将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于是,他背着母亲,跑到商县的罗村,去寻找同父异母的大哥罗兴汉。从大哥那里得知,父亲通过香港一位彭女士转来几封信,父亲已经再婚,有了孩子,父亲一直在寻找他们娘仨的下落。

不久,他收到了商县大哥转来父亲的来信,信中装有大量的照片。

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捧着父亲沉甸甸的来信,看到父亲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彩照,看到照片后面写的一行打油诗:“有人说我像泰戈尔,有人说我像贝多芬,有人说我像哥伦布,有人说我像华盛顿。我本是我还是我,不要以假来乱真。”董健的心里五味杂陈,眼里泪花闪烁。

当天晚上,董建流着泪,伏案疾书,给父亲写信,把几十年来的艰难、痛苦、委屈统统写出来,浓缩在一沓纸上,告诉父亲,他和姐姐已长大成人,母亲患了宫颈癌……

第二天,他把信寄到了香港北角书店,请彭女士转给父亲。

不久,彭女士转来父亲的来信,信中充满了亲情、内疚和思念。

“我在路上将儿的信打开,激动得跳了起来,路人以为我疯了。我急忙说,我没疯,是我儿子来信了!”“人越老,越想娃……望天空,望大海,不知我娃在哪里?”

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涵英妹,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苦受累。王宝钏与薛平贵分开十八载,我们已经分开二十五年了!你是世间真神,唯有母爱最伟大,你把一对儿女抚养成人,我感激不尽……”最后写到,“是是非非随风过,仇仇恨恨随遇安,长长短短莫计较,恩恩怨怨流云端。”

董健却不敢将父亲的来信告诉母亲,怕母亲难过,怕母亲得知父亲再婚的消息受打击,她本来就得了宫颈癌,身体不好。

可是,当董健收到父亲寄来的1 000港币汇单时,不得不将实情告诉了母亲,只见母亲捧着父亲的照片,端详了半天,说:“你爸也老了,只要他活着就好。你爸在外边成了家,只要那女人对你爸好,有人照顾你爸,我就放心了。你爸是个有良心的人……告诉你爸,咱都有工资,让他不要再汇钱了。他在那边成家,也有大小一大摊子呢。”

董健满眼泪水,觉得母亲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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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7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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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孩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我正在全国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采访,今天刚从一座未成年犯管教所出来,看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看到一个个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却因犯罪而关在监狱里,泪水常常打湿我的心灵,而不是眼帘。有的孩子在采访中,当着我的面忍不住呜呜大哭。
     从这些孩子身上我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那就是凡是有问题的孩子,几乎都有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有的是父母离异,缺少父母亲情,有的是过于溺爱,有的是隔代抚养,有的是棍棒教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底线,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是放任。
      当孩子犯了错,要让他们知道错误的危害,而不是不管不问的默认。相反,如果惩罚大了,孩子又会朝相向的方向发展,家长和学校都要掌握这个度。学校要进行真正有效的法治教育,而不是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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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作家代表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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