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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走过伤心地(择选)

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村落?

二、春风吹来的不是绿色,

而是喜玛拉雅山的雪崩!

一连多少天,他踏着晚冬的残雪,叩开一扇扇大门:县卫生院、县防疫站、卫生科……

“同志,请问什么原因能让人生聋哑傻子?”

几十年来,这个愚昧蛮荒的村落,第一次显示出人与文化的尊严。作为人,终于摆脱了人类自造偶像的阴间樊篱,到赖以生存的阳间来寻找病源了。

七年的教育,使这位农民虽然不知道第四纪冰川和松花江故道给人类留下的灾患,但他深信,与人无争的猴石,静静仰卧的南山,绝非是全村人的命运主宰。

县卫生防疫站周玉馥同志告诉他:“人要缺碘就能得地甲病,严重地甲病人的后代,就能患克汀病,就生聋哑傻子。你应该化验一下水。”

化验结果:每升水含碘不足1微克!

正常饮用水每升含碘10-200微克。每升水含碘低于5微克长粗脖,低于1微克患克汀病。我的上帝!原来傻子屯祖祖辈辈饮用的水竟然是连牲畜都不宜饮用的非生活用水!

不知碘为何物的傻子屯,顿时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扯淡!碘是啥玩意儿?它能有那么大能耐?能管女人的肚子,叫你生聋生哑孩子?”

的确,管女人肚子确系一种小小的微量元素:碘!碘是胎儿神经系统发育期间的必要原料。碘缺乏症是古老的世界性疾病,很久以前就被世界公认了。

 

许振中似乎是这个愚昧的村落里唯一一个清醒者。

他想移村。但是,人们眷恋故土比碘缺乏症还顽固,何况移村需要二十年。他当不了二十年书记,下一任书记要不同意移村岂不前功尽弃了?

听人说,泉水含碘较多,他跑遍了村周围的山野。一天,发现一股清水便不顾春水刺骨,脱掉鞋袜顶着水流下去,渴望寻到泉眼,可找到最后却发现是一股空山水。

他听说,国家对地方病区防治每年有专项拨款。他就把傻子屯的报告复写几十份,每遇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给人家一份。

“求求各位领导,救救这些可怜的傻子吧!”他年复一年地呼救,声嘶力竭地呐喊。

可是,春绿了,人们忙于参观芒果。秋黄了,人们急于见教温都尔汗的飞机残骸。冬白了,人们聆听着一个个最新最高指示……

中国的大地正在沉睡。

几度寒暑,几度春秋,傻孩儿们雨后舂笋般地来到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上。许振中跑县城的脚步不知能绕中国几圈了,打出的报告不知塞满了多少人的抽屉,终于哭来九千元的改水费。

时间是1975年。

来了救命钱,傻子屯顿时欢喜若狂!

许振中急忙从佳木斯请来打井队,“哐哐哐”地开钻了,热火朝天地打起深水井!钻机带着全村饥渴的目光,一寸一寸地向着希望逼近,六十米、七十米、八十米……

“许书记,打井物资准备怎么样了?”打井队长问道。

“物资?我们有九千块钱啊!”

“九千元?别开玩笑了!钻孔费一百米就是一万五千元!你还下不下管子?买不买水泵?建不建水塔?”

钻到九十七米停钻了!

他傻眼了,急忙上县城去叩拜各路神仙。可是,嘴皮子磨破了也丝毫没用。  

无奈,他只好把全村的傻孩子领到钻井队长面前:“可怜可怜他们吧。我们只有九千元钱……”

钻井队长动了恻隐之心,只拿走了九千元,余下八千元欠款不要了。

他又求爷爷告奶奶弄来一百米铁管下到井里,否则,九千元连个窟窿都换不回来了。

钻井队要开拔了,人们用贫乏的想象勾勒出一个美好的景象:井打完了,要出水了!盼天盼地,傻子屯的苦难总算熬出头了!

井台上,一张张死魂灵般的面孔,一双双抽去精髓的眼睛,勾魂似的勾在铁管子上。出水吧,快出水吧!这是圣水,傻孩子喝了就不傻了,就能傻得轻点儿!“来,让俺儿先喝吧。”“别介,还是让俺傻孩子先喝吧!”人们争先恐后地争抢着。每一颗心都怀着强烈的求生渴望,每一张面孔都突显出苦难即将结束的欢悦。

许振中来了,脸沉得像碾盘一样。

他不得不告诉大家:“九千元改水费花光了。我们买不起水泵,建不起水塔,只好把井口埋上……”

希望突然像一只鼓足气的气球,“砰”一声爆破了,爆得溜溜光。

上千颗心一下子沉到了井底。张林忽然跪在井台上号啕大哭,继而又破口大骂!

骂谁呢?

此刻,有谁能比许振中的心更沉、更痛、更没人理解呢?

用一根木橛插在水管上,怕木橛被人偷走,又埋上一堆土。

那一夜,一个身影坐在坟冢般的井台上,一直坐到东方发亮。

 

从此,傻子屯变得比黑夜更加沉默,无论外面世界氢弹爆炸卫星上天国人猛醒,但是傻子屯却仍然在母亲的怀抱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遭受着大自然的强暴。

不过,傻子屯有一颗不肯屈服的灵魂。他用群众的苦难燃烧着自己的心灵,他以人类少有的韧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屈不挠地疏通着一根根麻木而又堵塞的神经。去县城路边的小树长高又长大了,他脚掌磨厚又磨薄了。但是中国,在忙于学习小斩庄,在斗私批修,在痛惜几颗恒星的陨落,在庆祝“三公一母”的毁灭,在将成百上千的医务人员派往非洲,去那里解放全人类,去救死扶伤……

这时,许振中的亲属再次给他找好了工作,劝他:“走吧。带着全家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他却说:“不改好水,我拿什么脸见江东父老?”

难啊,八年了!

中国人民用八年时光打败了日本鬼子。可是,傻子屯却没能要来几万元的改水费。有谁知道,就在1977年,县里却将上级拨来的防病改水专款一万元及一台深水泵,挪用给其他单位了。足足八年,傻子屯的父老乡亲明知水中缺碘,却依然继续遭受着缺碘症的摧残。

上帝啊,救救你的儿孙吧!

                  三、255户的小村,1313口人,859名

地甲病者,150名克汀病者(傻子),

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村落?

1978年初夏,省国防工业局抗旱小组来桦川县视察苗情。像以往一样,许振中不放过任何一次为傻子屯抗争活命的机会。他找到队长迟学志说明了情况,并未抱多大希望。但是,他却从对方眼泪汪汪的眼睛里,从对方的话语中看到了希望:“想不到解放三十年了,中国还有这样苦难的村庄……”

啊,我的上帝!终于听到同情者的声音了。

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两颗萍水相逢的心,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的大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请你写份材料,我带走负责向省委反映!”迟学志队长说。

“谢天谢地,我有现成的材料……”

二十天后,县卫生局、水利局、粮食等部门的领导忽然来访:“过去,我们对你们关心不够……”

迟学志领导的抗旱小组没有向省领导汇报天旱却汇报了人旱,人比苗更急需用水。

许振中的呐喊,终于唤醒了有关人的神经。

不仅黑龙江省委做出批示,而且,还捅到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李德生那里了。

“集贤大队地方病的严重情况你们知道吗?国家拨给这个大队的深水泵,为什么调给县自来水公司?是谁决定的?这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感情?一家有一个地方病患者就不得了!如果有三两个病人不能劳动,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再有一两个残废就更不得了啦!我们对人民的疾苦、健康于不顾,那共产党跟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这是李德生同志在佳木斯机场对地委领导的讲话。

 

迟到的春天终于来了。

1978年8月28日,傻子屯永远铭刻在心的日子。

中央来人啦!

李德生派来了三位领导,还带来了药品及各级首长的问候。

“乡亲们,我们来晚了!对不起大家……”

中央的同志一下车,顿时惊呆了。

满目苍凉,满目垃圾,风雨飘摇的草房,一群脖子上挂着“柳罐斗”的男女,麻木痴呆的女人怀抱的不是人类希望,而是植物人或半植物人;臭水沟里,一丝不挂的生灵,撕吃着腐烂得涨鼓鼓的死狗或死猫……

惨不忍睹的状况,一下子揪住了中央来人的心。

许振中带着中央来人走进一家家柴门,每一个屋檐下都是一个悲惨的世界。

不堪落脚的院子里,一个地缸似的女人撅着黑糊糊的屁股在撒尿和泥。“她家姓孙,她三十岁了,还穿着开裆裤,外号叫大美人,她哥哥叫狗不理。她妈妈至今不知道自己年龄……”许振中正说着,一个核桃皮似的老女人从屋里走出来,中央来人问她:“大娘,您今年多大年岁了?”她回头一指:“嘿嘿,俺和后院老猴头属一个马!”

一家院子里走出一个男人,布丝不挂,一手拽着小便。

“他二十岁了,无论冬夏都不穿衣服,冬天冻得像紫烧鸡似的,夏天满身泥嘎巴儿,捡着啥吃啥,整天拽着小便满街走,大家都叫他牵牛单干户……”

另一家屋地上,躺着一个骷髅似的衣不遮体的女人,看不清她的长相,一群绿豆蝇盖住了她的脸。许振中挥挥手,绿豆蝇嗡一声扑向没有玻璃的窗子。人们看到一个罕见的惨景:活人长蛆!女人的眼角和鼻孔,凡是带眼的地方都爬满了白花花的活物。炕上,两个光溜溜的生灵在爬,浑身沾满屎嘎巴儿。

多年卧床的李木匠,得知中央来人了,一把抓住他们的手,放声大哭:“中央啊,你们终于来了。过去人家外国人叫咱们东亚病夫,现在俺们连东亚病夫都不如哇!中国人都像傻子屯这样,不用外国人打,咱们自己就亡国了!中央啊,你们行行好,改改水吧!”

“老人家,您放心吧,这回我们一定要解决水的问题!”

走出李木匠家,时值傍晚,习习晚风冲刷着中央同志胸中的浊气,但却无论如何冲不掉一幕幕触目惊心的记忆。

太惨了!

255户人家,1313口人的小村,竟有859名地甲病人,150名傻子,当今世界能有几个这样的村落?事情竟发生在解放30年后的中国!

沉重的脚步叩击着村间肮脏的小道。

“这村里,没有几个正常人,孩子初中毕业数不上一百个数,有人问一个初中毕业生,前面那头牛长几只耳朵?孩子掰了半天手指头,嘟哝一句,那牛老是动,一动就多出一个耳朵!看办公室的青年外号叫五丫头,只能数四个数。上级来人派饭,即使来了五个人,他也只会掰出四个送走,回头再领那一个。刚安电灯那咱,五丫头他爹不相信电灯比保险灯亮,硬把灯泡拧下来伸手去摸里面的灯芯子,结果被电打倒在菜窖里。嗨,傻子屯的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哪!有愧呀,我当了八年大队书记,却没把他们救出火坑……”许振中的声音哽咽了。

“老许,你也是本地生人吗?”中央同志问他。

“是的。我是1943年在这生的。”

“可你……看起来倒是很有头脑啊!”

“我爹一直在抗联部队打仗,常年在外,我娘是宾县人,结婚才搬到这里,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吧。”

“啊,你说得有道理。多亏你父母,要不……”

“要不,我可能也是个傻子!”

是的,如果许振中也是个傻子,那傻子屯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呢?

中央同志住了三天。

三天来,全村人都处在极度亢奋之中。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就连傻子们也莫名其妙地欢起来。但是,唯有一个人极其冷静。春风来了,到底能吹开多少梨花?是千树万树,还是一枝两枝?

有人悄悄告诉他:“中央来人决定给傻子屯解决两辆牛车,两头牛……”

天哪!苦苦叫唤八年就叫唤来两头牛车?从今往后,每天赶着牛车吱吱嘎嘎世世代代地赶下去,傻子屯永远像分金分银似的分着老牛车的施舍?不,我不认可!我要让全村人吃上自来水!

沉重的十字架能压垮一颗灵魂,也能骤然敲开紧闭的智慧大门。那一晚,他笨拙的嘴巴突然变得从未有过的乖巧和伶俐。

“几位首长,乡亲们问你们叫啥名字。”

“问这干什么?”

“他们说修水塔时要把你们的名字刻上!”

“那就不必了,要感谢党中央,感谢……”

“各位首长,这两天学生造句都说,‘李德生派人给我们安上自来水,我们再也不喝迷魂汤了。’各位首长,这里贫病交加,很多人有嘴不会说话,有手不会干活,有腿不会走路,有眼看不见东西。现在全村眼巴巴地盼望首长能伸出友爱之手,拉我们一把,把我们从火坑里拉出来!安上自来水,全村父老永生永世也忘不了首长的大恩大德……”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好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如果用牛车从远处拉水,就得祖祖辈辈地拉下去,遇到暴风雪天就很难保证水的供应了。为了省钱,我准备全村只安一条管道,设四个水点,只需要三万元。我知道目前国家正投产一百二十个项目,资金紧张,傻子屯不能白要国家钱,我们脑袋不好使,心眼不能不好使,只要国家贷给我们就行。我们一定尽快偿还,请相信,马粪蛋子也有发烧的时候……”

 这番话使原定的两套牛车方案没能端出来。中央同志惊讶地望着这位身材不高、面孔冷峻、目光深邃的农村汉子,不能不为他那番周密而又恰到好处的言辞,深深地打动了。

这一夜,他的心连同熬出血丝的眼睛,一同挂在月亮上,月亮很美很圆,他却丝毫没看见。

第二天清晨,一轮红日冲破千年阴霾,将一束耀眼的光亮第一次投向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昨天晚上,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研究,觉得你的意见可行,我们决定给你们三万元,不是贷款,而是无偿拨给,希望你把款用在改水上。”

“谢谢各位首长!我以党性和人格做保证,一定改好水,保证把党的关怀送到各家各户!保证一分钱都不白花!”

水呀水,来之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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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0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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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报告文学发表于北方文学1989年

拯救傻子屯

一、上帝的弃地。一片人人不愿走近的死海。活的死了,死的却还活着!

苍黄的世界。

许振中像一缕孤魂,在傻子屯外足足转了三天。

天是死的,地是死的,天地间没有一个活的音符,只有冷风吹来一阵阵凄厉的哀号:“俺要生啊——俺要生孩子啊——”

在小队记工员张林的家里,许振中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情景:

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炕上蠕动着四个赤条条的生命,大的十来岁,小的一两岁,一个在吃鼻涕嘎儿,一个抓起屎块搓成条条,一个在撒尿……屋地上,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双手颤巍巍地举着一炷香,冲着观音菩萨像艰难地磕着头,一下,两下,三下……一天三次,九个月,二百七十天,天天如此。这个女人泼辣能干,强壮得像头牛,却生了一帮痴呆孩子。

“俺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俺一定要生一个正常孩儿!”她的奢望不高,只想要一个正常孩儿。产期快到了,她常常莫名其妙地抖成一团,愈发整夜整夜地跪在地上,冲着菩萨磕头。可是,第五个孩子一落生,却折断了她最后一根神经。从此,张林家一个疯,一个病,炕上五个傻孩子。

 

“绝后喽——老李家绝后喽——”悲怆的哀号撕破了夜的宁静。

这是又一位父亲。

全村人没一个不听厌了李木匠的夸口,他每天都像倒泔水似的把虚幻的故事倒给全村人听。

“瞧,俺的宝贝儿子占了五个五。俺五十得子,俺儿甲午年五月初五正当午时生,真龙天子也占不上五个五。俺这瞎木匠当年从日本人的万人坑里死里逃生,哪承想会有今天!算命瞎子说俺儿将来是将相之才。宝贝儿啊,俺和你哑巴妈苦苦盼了你三十年,终于把你盼来了!”他哭他笑,哑巴女人也跟着他哇啦哇啦地又哭又笑。

李木匠给儿子起名宝玉,意思是通灵宝玉!

宝贝儿子给这对悲惨夫妇的灰暗人生涂上一道金色的光泽,晚升的太阳把他们凄凉的过去及想象中的未来,照得一片通亮。口含着怕化喽,头顶着怕吓着,宝玉每天躺在夫妇俩的心坎上走进“大观园”的梦乡。

可是,这是怎样一个“宝玉”呀!无论冬夏浑身上下布丝都不挂,整天捅厕所,捡臭水沟里的死猫烂狗连毛一起吃掉,用碗碴儿划破自己的手脸,常常划得血流如注……

父亲的心碎了。哑巴妈死了。李木匠整天发出绝望的哀号:“绝后喽——老李家绝后喽——”

 

周家人娶媳妇了,红袄绿裤,好鲜亮的一个新媳妇。

可是,有人去厕所挑粪,一推门,却发现新媳妇正在厕所里偷吃鸡蛋呢。一见来人,一张嘴,一伸脖,好半天才噎出一个响嗝。村里人开手扶拖拉机要去县城,新媳妇腾地跳上车,有人问她:“你去县城干啥?”她回答:“买冰棍!”问她带多少钱,她将手一张,只见手心里攥着一枚五分的硬币。

呆子娶傻子,没有灵魂的生命结合,生下来的又会是什么?

“痴呆傻满街走,哑巴说话比画手,大粗脖人人有,大气瘰像柳罐斗!

这就是许振中面对的全村生灵——一群活着的死魂灵。

三天前,上级党组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足足开了一天一夜。

“你到底同不同意干大队书记?”上级领导问他。

“不干!要命也不干!”许振中回答得斩钉截铁。

他干了多年大队副书记,早就看透了这个远近闻名的傻子屯,上帝来当这傻子头都毫无回天之力了。何况在外县当木材公司经理的姨夫,已经给他找好了工作,就等他去上班呢。

领导无奈,只好亮出了上方宝剑,问他:“这是啥?”

“党章!”

“你承不承认党章?”

“当然承认!”

“好!党章规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现在组织决定……”

他傻眼了!

那是一个服从的年代,任何人一听“服不服从组织决定”就像烈马忽然被套上了笼套。尤其是他,至今还记得公审大会上奶奶叮嘱他的话:“振中啊,你要记住,是共产党为你爹报的仇!你爹是条好汉,你长大也要当好汉!”

他不是一条好汉,他没有爹那种驰骋疆场拼杀倭寇的抱负和胆量。

他被逼上了梁山,条件是:“我只干一年大队书记!”

 

三天来,许振中的脚步不停地叩问着尚无春意的冰冻大地:怎么办?我当上这傻子屯的书记到底该怎么办?是天天混日子,还是找出傻子的原因,把傻乡亲们救出火坑?

这里一无所有,唯独盛产傻子。没人知道它美丽的名字——集贤村,远近的人都叫它傻子屯。人们经过这里都像看耍猴似的看着这群傻生灵。

在他的记忆中,这里从来都是鬼蜮之地,半夜三更经常听见鬼哭狼嚎的哭叫,大人说是夜猫子来勾阴魂了。他常看见大人腋下夹着小尸体向荒郊野外走去,身后跟着一群野狗。

一位过路的阴阳大仙说:“这里本是块风水宝地,南山是条土龙,南风乘龙其宝无穷,可惜让人把风水破了!”是破了,砸石头开山打过山洞。“可惜,你们没有福气,得罪了土龙啊!”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正月十五的晚上,老村长带领全村乡亲带着上百斤的洋油拌谷糠,撒在村前村后几里长的大道上。

随着村长的一声大喊:“点路灯送孽龙喽——”只见着火的洋油谷糠顿时燃起一条长长的火龙。火龙在白雪皑皑的雪野上升腾,映红了夜空,景致十分壮观。大人忙把傻孩子摁倒在地,冲火龙磕头。一双双没有灵魂的眼睛,跟随着燃烧后的灰色孽龙一直爬向浩瀚的夜空……

路灯年年撒,孽龙岁岁送。不记得撒了多少年路灯,不知耗去了多少斤省下来的洋油,可是,傻子照样层出不穷。

“不,不是孽龙!是村西南山那块猴石在作怪,它偷偷地瞧咱村子,偷去了全村男女的精髓,所以就出聋哑傻子!”不知哪位智者又提出如此高论。

“他奶奶的,竟然是猴石在兴妖作怪!砸掉它!”老书记在“文革”中被罢官第二天,再也不怕别人说他迷信了,带领三个石匠,背一捆钢钎,带着全村痴呆傻的阶级仇民族恨,上山砸猴石去了。

“叮当当!叮当当!”像神曲,复苏着全村父老麻木而绝望的心。虎口震裂,鲜血滴在猴石上,绽开朵朵小红花。起早贪黑干了半个月,一人多高两米见方的猴石全部被铲平了。村里一位老者拄着拐棍蹭到跟前,老书记问他:“你老看行不?”“不行!还有根!”“凿!凿它个分毫不剩!”

又大干了三天,猴石被连根消灭了。老书记累倒了,石匠们的虎口一连多少天都血糊糊的,像小孩嘴似的。老书记的威望一下子超过了掌权期间的任何一年。

可是,接连出生的生灵,却用傻呆呆的眼睛蔑视着老书记及一切智力健全者的所作所为……

嗨,该使的招都使了,啥招都没有了!能活就活能死就死吧,只能听天由命了! 

历史翻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十亿人都沉浸在“三敬三祝”万寿无疆的红海洋里,傻子屯却仍然挣扎在生死线上。

看着这群带死不活的生灵,许振中回顾着几任书记队长的可悲下场,沉重的担子挤压着他刚烈的心灵。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出生傻子的原因,把傻乡亲救出火坑!

 

天亮了。一束晨光划破了夜的黑暗,他迎着太阳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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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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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与魔鬼博弈》(英文版)

在伦敦举行新书发布会

                  (文/范伟)      

我与我的新书

       伦敦当地时间410日,第47届伦敦书展开幕。11日晚上,中译出版社携手英国查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在伦敦肯辛顿千禧国际格洛斯特酒店的会议室举办了《与魔鬼博弈》(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中国驻英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金旭,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李建臣,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张贤明,中译出版社总编辑贾兵伟,英国查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总编辑Martin Savery,《与魔鬼博弈》的作者张雅文,数十位中外嘉宾和China Daily、《欧洲时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国际出版周刊》等多家媒体出席了本次发布会。活动由英国查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营销总监Daniel Liu主持。

       与会嘉宾对新书的发布纷纷表示了祝贺。英国查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Martin Savery介绍:英国查斯出版公司成立于1976年,2007年根据业务需要成立了查斯(亚洲)公司,目前已经与国内十几家出版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致力于通过翻译、出版、推广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沟通,促进文化理解。

      中国驻英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金旭先生在致辞中讲到:非常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把中国最好的书带到英国来。中英现在处于黄金时代,每年来英国的中国人也超过一百万人,但是中英两国人民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与魔鬼博弈》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位反战人士的真实故事,他们帮助了很多遭受法西斯迫害的人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这种呼唤善良、和平以及正义的图书容易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共鸣,从而易于他们接受。非常感谢英国查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能够利用本次伦敦书展活动,把这么优秀的中国作家、作品推向世界。我们也希望中英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越来越深、越来越牢固,谢谢各位为该书的顺利发行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与魔鬼博弈》的作者张雅文说:她非常感谢这部作品的英国出版方王英女士、版权代理方中译出版社总编辑贾兵伟女士以及为该书的出版做出巨大努力的翻译和编辑朋友们!199910月,我倾其家中全部飞往布鲁塞尔采访,历尽艰辛,抢救性地采访了耄耋之年的钱秀玲,挖掘出匡世罕见的真实故事:二战期间,中国留学生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纳粹将军法肯豪森,拯救了数百名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反战志士,被比利时称为比利时的母亲,并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钱秀玲路。一名中国留学生挽救了众多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这个真实的故事彰显出人性中崇高的境界,它超越了国家与民族,是人类崇高而伟大的精神财富。它告诉人们,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无法选择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自从有人类以来,战争从未停止过,呼唤和平,反对战争,是人类永远的渴望,也是作家永恒的主题!今天,这部凝聚着我多年思想、多年心血之作终于在英国伦敦书展上与英国读者见面了,我希望把这本书推向世界,让世界记住他们——战争中的伟大!

       新书发布会活动的最后,中外嘉宾共同为《与魔鬼博弈》(英文版)新书举行了剪彩仪式。

 

 中国驻英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金旭先生发表致辞


我在发言

中英双方为《与魔鬼博弈》剪彩     


中英双方出版人员合影


我与中译出版社责编范伟在《与魔鬼博弈》宣传画前


我与英方责编合影


我与英国查思出版公司亚洲总裁王英女士

大家举杯欢庆


 在英国伦敦世界书展上,展出了我的三本书


《生命的呐喊》获鲁迅文学奖;《百年钟声》获五个一工程奖;《与魔鬼博弈》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优秀作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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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30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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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择选自《与魔鬼博弈》长篇纪实

    不可忘却的外国人

[]

19371122日,也就是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这天,就在警报间歇的空隙,十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士,匆匆向鼓楼区的宁海路5号奔去……

宁海路5号,一座南京人民应该永远铭记的建筑!

它始建于1935年,一座仿古式二层小楼,占地面积4.17亩,江南园林式风格,歇山式屋顶,琉璃瓦盖,飞檐翘壁,雕花扶栏,主楼二层有11间房,有地下室,室内设施豪华,楼前有宽敞的绿地、花园,有红、白、黑三色鹅卵石,砌成的鹰、虎、狮、鸟等装饰物。

所以细描它,因为它非同寻常,它曾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南京沦陷前,张群将其转给德国大使馆使用。德国大使馆撤离前,又将它交给国际委员会作为总部使用,拉贝称它为“我们的宫殿”。19465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进行调停,就住在这幢别墅里。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直住着外人无法知晓的大人物。然而,它真正的历史价值,并非住过什么大人物,而是在日寇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它是南京国际委员会总部所在地,25万被保护下来的同胞,就是搭乘这艘诺亚方舟幸存下来的!

在日寇对南京大屠杀的数十天里,宁海路5号门前,总是聚集着无数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难民。大冬天,他们成群结队地守在门前,等待分到一点果腹的食物,以躲避日军随时到来的大搜捕和大屠杀。

而指挥这艘诺亚方舟的人,正是患有严重糖尿病,每天靠打胰岛素生存的55岁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先生。

 

就在拉贝留下来的同时,在南京工作的20多位外国人,不顾本国大使馆的一再劝告,都没有逃离南京,而是纷纷留了下来,他们被中国人称为“富有良心和正义感且不怕死的”外国人。

他们觉得既然留下来:“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向日方提出要求,争取我们应得的尊严与权利。”

于是,他们商量,根据上海淞沪大战期间,法国神父饶家驹先生在上海设立“中立区”(即“南市难民区”,英文称“饶家驹区”),先后收容了20万难民的经验,决定在南京也成立起安全区,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成立起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南京平民。

大家一致推举约翰·拉贝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却很惊讶:“为什么选我当主席?你们都是很优秀的人物啊!”

的确,留下来的,并且决定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这些外国人,都非等闲之辈。他们多是外国来的教授、传教士、医生、商人等成功人士。

大家所以推举拉贝,除了他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为人善良、热情,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素质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德国籍,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理人;又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党员。这些恰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早在19361125日,日本与德国就签订了《日德反共协定》,并结成了“东京—柏林法西斯联盟”。193711月,德、日、意三国又形成了轴心国集团。

大家一致认为,由拉贝出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有利于与日本人打交道,有助于开展安全区的工作。所以,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非拉贝莫属。

拉贝确信大家的真诚举荐之后,便欣然接受了。

他说:“各位认为我的国籍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身份,在日本人面前有用的话,那我就接受大家的建议吧。”

 

19371122日下午5时。在宁海路5号,召开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大会。

从这一刻起,数十万南京人民的性命,将与这些外国人息息相关了。

会上,决定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拉贝当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一阵掌声中,起身讲话。

他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全力做好这项工作。大家选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日本交涉,有一定的优势。我26岁就来到这个东方国家,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地度过。我的儿孙都是在这里出生,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中国人的厚待。我将竭尽全力,不辜负诸位的厚望!”

他的讲话,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国际委员会的宗旨是:向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在南京为平民建立安全区,用来保护南京平民百姓。

其任务是:与日本进行有关承认安全区问题的谈判;保护平民不被杀害和强奸;搞到粮食和解决运输等诸多问题。

国际委员会划定出安全区域范围:在南京城西北部,占地3.86平方公里,在东西南北四面,以马路为界,详细划出了范围。

所以选定这里为安全区,因为这一带外国使馆林立,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荷兰使馆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都坐落其间。日军轰炸时不得不有所收敛。

国际委员会决定在安全区内,分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中国最高法院、司法部、交通部旧楼,陆军大学、南京神学院、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汉口路小学等25个难民收容所。

国际委员会成立当天,就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了第一份声明,并通过美国大使馆通告中国政府和日本当局,声明称:

 

鉴于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国际委员会由丹麦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组成,郑重向中日当局提出申请,希望在不幸的战争进行的同时,能在南京及近郊设立安全区,作为市民的避难场所。国际委员会保证,以下条件如被认可,必能在设定的区域内实现安全。即在此区域内不得设置军事设施及包括通讯处在内的办公场所,且区内的建筑物亦不得用于实现此目的。除警察可以携带手枪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持有武器。任何有战斗力的士兵和军官都不允许通过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郑重希望,在上述条件被满足后,日本当局能从人道出发,尊重并承认安全区的民间性质。委员会相信,有责任感的两国当局对市民的关切和忧虑,必将为双方赢得名誉。

为了尽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同中国当局之间的必要交涉,也为了做好保护难民的适当准备,委员会衷心希望日本当局能尽快对此提案予以答复。

国际委员会相信,这个呼吁能得到大家的理解。

 

最后,15位国际委员会委员分别在声明文本上,签上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约翰·拉贝,德国人,西门子洋行;莱维斯·斯迈思,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芒罗·福尔,英国人,亚细亚石油公司;约翰·马吉,美国人,美国圣公会;希尔兹,英国人,和记洋行;汉森,丹麦人,德士古石油公司;舒尔泽·潘丁,德国人,兴明公司;伊弗尔·麦凯,英国人,太古公司;皮克林,美国人,美孚石油公司;爱德华·史波林,德国人,上海保险公司;贝茨,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威尔逊·米尔斯,美国人,美国长老会牧师;利恩,英国人,亚细亚石油公司;特里默,美国人,金陵大学医院医生;里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

除此之外,乔治·费奇,是后加入的副总干事,美国人,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区负责人。

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由约翰·马吉为主席,由李春南、洛威、福斯特、特特琳、威尔逊、拉贝、史迈斯等17人组成。

 

对这些陌生人的名字,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使当年被救助的25万南京同胞,也不会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一些资料也只是提到少数人的名字,更多人的名字都被岁月的尘埃埋没了,淡忘了。

这些历史的亲历者都已过世,连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是高龄老人了。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感人,都很值得去写。说真的,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出来,遗憾的是,我年过七旬,精力有限,笔墨有限,只能寥寥几笔,提提他们的名字,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吧。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职业,有教授、医生、传教士,有公司职员或商人。他们大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好多都是博士、教授,不少人是传教士。他们都在中国生活多年,有的出生在中国,有的在中国工作一二十年。他们对这片虽然贫穷落后,却充满了纯朴热情的土地,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在这里,受到中华民族宽容与善良的滋养,过着优越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深深地爱恋着这片土地。当看到日军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暴,来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来毁灭这座千年古城时,他们感到无比愤慨,所以决定留下来,全力救助那些无助的中国同胞。

看看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先生写给朋友的信中几段话,我们或许对他们的境界,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情,使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很难再相信那些仁慈的天意、善良的信仰。在残酷与贪婪席卷世界的浪潮中,我没有看到上帝的暗示。但人性的价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稣显示的景象,从未变得黯淡。当你在极端危险中手无寸铁地为人们的生命而战斗,当你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未曾注意的力量所毁灭而仍捍卫真理与人道——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震撼。

这是残酷的战争所迫。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但是,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性灵的观念似乎都不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形势之下,接受考验,但我知道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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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

       中国人善待我三十年,我绝不能在这时离开他们! 

       1937年8月中旬,当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展开大轰炸时,拉贝并没有在南京。

他正带着妻儿在千里之外的北戴河海滨度假。当时,北戴河是外国人及有钱人的避暑胜地。

得知南京遭到日军大轰炸的消息,拉贝在北戴河的度假,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我必须要回南京去!”

他不顾妻子的一再劝阻,于828日晚,与爱妻匆匆吻别,独自一人登上了南去的列车。从北戴河到南京,本来只需要几十个小时,因为战争,他却走了十几天。

当他经过十几天的旅途颠簸回到南京时,眼前的情景令他感到万分震惊,也让他感到无比痛心!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是一位中国通,深知南京是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留有许多名胜古迹。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南京挥洒过辉煌。春秋时代的吴王、越王;西汉的大将韩信;三国时的孙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以及李白、王安石、李煜等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如今,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古都,却陷入了毁灭前的恐怖当中——

天空随时飞来铺天盖地的“蝗虫”,对古都进行狂轰滥炸;不时传来瘆人的警报声,时时刺激着人们高度紧张的神经;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各家的院子以及街道、公园,都有人在挖防空洞;在一阵阵刺耳的爆炸声过后,在弥漫的硝烟中,传来一阵阵悲惨的哭号、呻吟,一个个血肉模糊的鲜活生命,或缺胳膊少腿,或变成残缺不全的尸体,横陈在大街小巷,横陈在古都的各个角落。就在拉贝公司不远处,躺着几个中国人被炸的尸体。

这就是拉贝回到南京时,所见所闻的悲惨景象。他发现院子里,有人撑起了一面6米多宽、3米高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党旗。还发现,仅能容纳十几个人的防空洞,却挤进来三四十人。公司里的同事,都纷纷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国,或者逃离南京,逃到安全地方。

他们纷纷劝拉贝:“拉贝先生,赶快收拾东西,快走吧!再不走,日本的飞机炸弹,说不定就炸到我们头上了!”

这期间,西门子上海总部连连给拉贝发来信函,为了他的人身安全,要他立即离开南京。

德国驻华大使馆多次派人催促:“拉贝先生,你今天再不走,我们就很难保证你的安全了!”

德国驻华大使亲自劝他:“拉贝先生,你应该走,所有留在这里的人都不安全。”大使还告诉拉贝,德国政府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库特”号英国轮船,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的确,当时的中日战场形势,谁都无法保证谁的安全。

813日,淞沪大战,中国军队苦苦激战了三个多月,1112日,上海沦陷。1122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迁都重庆,留下唐生智将军率领10余万官兵,坚守南京。

但是,无论谁来劝说,拉贝都不肯离开。

他让仆人把家里的物品装箱,包括他的几箱日记,全部送上“库特”号准备发走,只给自己留下两套西装,以及一些治疗糖尿病所需的胰岛素。

此刻,人人都明白,留在南京就等于留在死亡线上。

所以,南京城里凡是有钱、有权、有点能耐的人,都纷纷逃走了,留下的只是那些无职、无权、无钱、无处逃命的穷苦百姓。他们无处可逃,只能留在南京,心惊肉跳地耗时如年,听凭无法预知的命运摆布。

然而,约翰·拉贝这位有钱、有关系、有德国后盾的商人,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可以逃离南京,逃离这座随时可能丧命的灾难之地。

他为什么没有离去?到底出自怎样的心理?

拉贝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难道我不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他们的“主人”。如果我留下,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迄今我还无法做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谁要是两只手里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

从拉贝日记中不难看出,拴住拉贝心灵的,不是信仰,更不是什么公司洋行的利益,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纯朴、最善良的感情,是一个个乞求的生命,拴住了拉贝那颗善良的心,使他无论如何不忍心丢下他们,自己一走了之!

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走!我走了,这么多依靠我的中国人怎么办?”

他的想法似乎很简单,并没有什么崇高与伟大的动机。

可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死难测,随时可能遭到炮弹袭击;意味着与中国人生死与共,忍受饥饿、困苦、伤病,甚至死亡。

但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并且指挥员工和仆人们,修理防空洞,准备好食品和药品,以备长期所需。

 

在接下来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拉贝跟大家一起,生活在高度恐慌与紧张之中。

每当警报一响,几十个人就拖儿带女,慌忙钻进拉贝院子里的防空洞。大家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就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人们张大嘴巴抢吸着越来越稀薄的空气。那些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就像寒风中的小草,小手死死地抓着拉贝的大手。拉贝用他的大手握住孩子们冰冷的小手,用他高大的身躯温暖着那些弱小的身躯。每当防空洞被周围的爆炸震得山摇地动,好像天崩地裂一般,人们吓得大惊失色时,拉贝就用玩笑来化解人们心中的恐惧:“噢!谁又惹上帝发火了!”

他将防空洞里最安全的位置,留给妇女和儿童。

他看到有的中国男人,抢占防空洞最安全的位置,就将一张用德、中、英文写的醒目海报,贴在防空洞入口处: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均须遵守下列规定:应该让孩子和妇女占用最安全的位置,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置。男人只可以使用两边的座位或站位。违背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19371019日于南京

 

其间,在院子里铺开的那面超大型纳粹旗帜,起了不少作用。在南京大轰炸期间,没有一颗炸弹落进拉贝的院子。

当时,德国与日本已结为同盟。日军飞行员在空中看到这面纳粹大旗,就手下留情了。

后来,一名日军少佐曾质问拉贝:“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你为什么要卷入我们的军事事务?这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离开这里不会有任何损失!”

拉贝回答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年,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中国人一直对我很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一样。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而日本人民同样对我很好的话,我向你保证,在危急时刻,正如中国目前面临的境遇时,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

听到这番话,日军少佐双腿一并,向拉贝深深地鞠了一躬。

中国人的宽容与善良,在这里得到了回报。

心地善良的拉贝,不忍心丢下与他朝夕相处的中国仆人、职员及其家属。他知道这些人无处可去,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是战场,哪里是他们的家园?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步入了花甲之年;从一个西门子公司的普通职员,升任为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理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来保护这些中国人。

写到这里,我似乎找到了拉贝所作所为的思想根基,似乎触摸到他灵魂深处的脉动。看到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向他生活30年的土地,向善待他30年的民族,回报一份感激之情。

当然,更深层的原因还有待我进一步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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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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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昌冬奥裁判在亵渎奥林匹克精神
  一个令世界深思的问题—— ​​​​
       韩国平昌冬奥会上令人作呕的作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得到的不过是极不光彩的几块奖牌,而失去的却是全世界对其国格及其民族品质的低微评价。
       冬奥短道裁判一次次不公正的裁决,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是对人类阳光下竞争的玷污!应该下课!
      奥运精神是阳光下的竞争,公平是它最根本的精神,今天,我们发声,不仅是为了中国应得的荣誉,而是维护奥运精神,维护人类唯一可公平竞争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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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5 14:26)
         给朋友们拜年了!
                 新春快乐! 
                       大吉大利!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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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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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博弈》 择选

                                   约翰.拉贝的中国情结

           




约翰拉贝在中国的故居

19378月之前,约翰·拉贝只是一名德国西门子公司派驻中国的普通商人。

约翰·拉贝的名字,没有多少中国人知晓,更没有多少中国人认识他:一副黑框眼镜、深色西服、打着蝴蝶结、满嘴幽默的秃头洋人老头。

然而,当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开始大轰炸,企图把古老的南京城变成一片焦土,把南京的百万生命化为灰烬之时,走投无路的中国百姓,忽然发现了一位能让他们逃离死亡、逃脱魔鬼追杀的救星——

       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

那里有著名的港口,有古老的1314世纪的圣雅各教堂与圣凯瑟琳教堂,曾诞生了著名音乐家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诞生了德国文学奠基人,著名诗人、作家莱辛;诞生了对电磁学有着巨大贡献的著名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等许多杰出人物。

18821123日,一个飘雪的初冬,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可爱的小生命,降生在汉堡斯图本乌克大街4号马尔库斯·拉贝船长家里。

 他们所居住的公寓楼顶,有一个独特的标志,一只雕塑的仙鹤单腿独立,一只爪子擎着一只球,日夜站在楼顶上。据说,这是为了纪念一支失踪船队而设计的。仙鹤在提醒人们:永远要保持清醒,不要入睡,否则球就会掉下去。

父亲给小家伙取名约翰·拉贝,是为了纪念当水手的弟弟。

约翰·拉贝的降生,给只有一个三岁女儿的拉贝家庭,带来了莫大欢乐。父母抱着幼小的儿子,到离家不远的圣米歇尔教堂,让他接受了洗礼,小拉贝成为一名基督徒。

父亲马尔库斯·拉贝船长,那双沉着、善良,指挥着南美航线的大手,是小拉贝幸福的摇篮,是他逃避母亲巴掌的避风港,也是他善良、沉着、乐于助人等许多优秀品质的重要基因来源。

母亲聪明能干,爱打人,拉贝常常因为学习欠佳和逃学,挨母亲的巴掌。父亲则是他最好的保护伞,每次挨打,他就跑到父亲大山般的背后躲起来。父亲那副长着大胡子的脸庞,给约翰·拉贝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只可惜,父亲走得太早,48岁,癌症便夺去了他壮年的生命,也夺走了拉贝少年时代的幸福与父爱。

父亲去世,16岁的拉贝,初中毕业,不得不辍学,早早地步入社会,到一家出口代理商及代销公司当学徒。19岁,独自一人,奔赴非洲葡萄牙所属殖民地莫桑比克,在一家著名的英国公司打工,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语。三年后,因患上疟疾,不得不离开莫桑比克,回到德国。

1908年,26岁的他,被德国一家公司派到中国北京来当推销员,后来被西门子公司所录用,并担任该公司的会计和文书。由于他聪明能干,不久又被任命为西门子北京分公司经理。

来北京,他第一次接触到东方文明,便对这座从春秋时代就为燕国国都,相继有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朝代建都的古老皇城,产生了强烈好奇与好感,觉得北京是东方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东方文明的瑰宝,到处都保留着完好无损的古代遗迹。

他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所有的历史遗址,拍照,写日记,写书。

他写信,让与他青梅竹马、深深相爱的汉堡邻居女孩儿多拉,从德国只身乘船来到北京。

19091025日,拉贝挽着他心爱的姑娘走进教堂,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

多拉温柔、美丽,爱写诗。

拉贝呢,幽默、乐观,爱写日记,爱照相,爱写文章,因此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留下许多有关中国的作品:《弥勒佛》、《天津的故居》、《我所见到的北京》(四册)、《孔夫子的生活》(纪念画册)、《银婚集》、《敌机飞临南京》(共六卷八本)、《轰炸南京》(二册)、《战争意味着什么》(拉贝翻译田伯烈所著的英文书)。

拉贝夫妇在中国的生活,幸福而平静,并育有一儿一女。

19193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国人全部被遣返回国,拉贝很不愿回国,但没办法,只好携带妻儿离开北京,第一次回到阔别11年的德国。

他离开德国时,还是威廉二世的封建统治,回去却发现,德国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不过,眼前的德国,环境恶劣,政治混乱,派系斗争激烈,晚上他不得不离开床铺,睡到过道里,以免遭到不长眼睛的子弹袭击;通货膨胀,挨饿,断电,少水,少煤,到处是乞丐;到处都充满了暴徒,他遇见一群暴徒殴打《汉堡瞭望台》的编辑霍尔特,他知道霍尔特是一个正直人,急忙上前阻止,却遭到暴徒的一顿毒打,他和霍尔特好不容易才挣脱了暴徒的追打。他看到一个姑娘因饥饿晕倒在电车上,便急忙拿出自己来之不易的面包送给她;看到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因得到一位绅士送给她的面包和香肠,高兴得扔下火柴,哭着向家里跑去。他望着女孩儿跑去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去……

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小小的举动,可以阅尽一个灵魂的善恶。

对于不懂政治的拉贝来说,他很想逃离德国,回到衣食无忧的中国去。

一年后,19206月,他终于获得重返中国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偕同妻子辗转数月,终于又回到北京,继续在西门子公司任职。

拉贝自1908年来中国,到1938年离去,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

他和妻子在中国度过了银婚纪念日。大女儿于1930年与威廉·施莱格尔结为伉俪。

在这30年里,中国的政坛屡遭变迁,被囚禁的皇帝光绪驾崩,老慈禧撒手西去,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灭亡,国民政府成立,军阀混战……但是,无论政坛如何变迁,都没有影响拉贝一家的生活。他们无论在北京、天津,还是后来调到南京,都住着二三层的小洋楼,成群的仆人侍候,开着轿车,全家过着衣食无忧、富豪般的上等生活。

1933年,他在南京创办了一所德国孩子的学校。为了给学校争取必要的经费,19343月,他申请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

但是,他平静而美好的生活,却在1937年夏天戛然而止。

中华民族也由于这个夏天的到来,陷入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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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17,是否虚度?
      又一年过去了。
      回头看看,过去一年的时光是否虚度?
      还好,自费跑了全国11个省的未成犯管教所,采访了242名未成年犯及监狱干警,监狱警察鲜为人知故事,令我大为感动。目前,正在全力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救赎迷失的灵魂》,预计明年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回首,没有虚度时光,心里感到安慰!
      祝网友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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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魔鬼博弈》择选

    我赴德国采访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


在德国海德堡拉贝孙子家采访


拉贝孙子托马斯拉贝家






在拉贝先生塑像前

    人类,总是被西装革履的外表包裹着,其灵魂被严实实地包裹在皮肉里,分不出优劣,辨不出善恶。只有当战争来临,当屠杀与掠夺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之时,其包裹在皮囊里的灵魂,才会像剥了壳的鸡蛋,向世界毫无遮掩地裸露出来。

人们这才发现,人性与兽性,原来如此之近,却又是如此之遥。

                                                  []

2014年8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上午。

我带着一路风尘,怀着莫大希冀,来到德国海德堡半山坡的住宅区,一座门前盛开着鲜花的小楼前,一位笑容可掬的老人,风度翩翩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蓦然间,历史突然醒来,一位历史老人活灵活现地站在我的面前——红领带,白衬衫,头发花白而稀少,两眼微陷,红润的脸上,洋溢着天性善良之人才会有的微笑。

一时,我产生了错觉,心里惊呼:噢,这不是拉贝先生吗?

我神情恍惚,思绪错乱,忘记了备好的功课,忘记了是在德国的海德堡,而不是在中国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刹那间,历史与现实,幻觉与遐思,一齐涌入脑海,撕扯着我这敏感的神经,撞击着我这多思的情感……

    一幕幕血腥的历史,在我脑海里交叠闪现;一声声啼血般的呐喊,在我耳畔骤然响起:“拉贝先生,救救我!拉贝先生,快救救我啊!”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根根白骨,堆积如山。

那是我的骨肉同胞,不是几千、几万,而是30多万!

我曾经跑到南京,久久地伫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拉贝的塑像前;我曾冒着大雨,走进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约翰·拉贝的故居(现改为“约翰·拉贝和国际安全区纪念馆”),久久不肯离去。

   一位55岁的外国老人,却挺着糖尿病之躯,一次次地拒绝撤离南京的邀请,率领20多位外国正义人士,像巨人一般耸立在这片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竭尽全力拯救着南京同胞,因此保住了25万南京同胞的性命……

25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辛德勒救助了1200名犹太人,成为世界名人。

拉贝他们,却拯救了25万!

那是怎样一种境界?

我这浸满泪水的心,被拉贝的事迹一次次地感动着,震撼着,呼唤着。

于是,我来了。

来寻觅这位伟大人物的足迹,来探寻他不平凡的一生——

 

出来迎接我的是小拉贝先生。

小拉贝与老拉贝,出自同一血脉的拉贝家族。

小拉贝是约翰·拉贝的孙子,是老拉贝儿子奥托·拉贝的儿子,名叫托马斯·拉贝。

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他小拉贝吧。

我发现,他们祖孙俩不仅长得像,而且连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幽默,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仁爱之心,都很相似。

走进小拉贝的二层小楼,又一种错觉撞击着我的视野,到处都摆放着中国的物品:小拉贝与妻子身穿皇袍玉带、头顶皇冠、过一把中国皇帝瘾的玉照;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中文书籍《南京大屠杀真相》《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拉贝传》等等;墙上挂着中国的工笔画;装饰柜里摆放着精美的中国搪瓷器皿、景泰蓝笔、玉观音及各种中国工艺品……

如果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在接待我,我真以为走错了人家,走进了酷爱古玩的中国家庭呢。

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摸抚着老拉贝当年的心爱之物,仿佛走进了老拉贝的心灵,走进了那段遥远的历史,与老拉贝的心贴近了,与他默默地沟通,悄悄地触摸着老人那颗伟大的灵魂。

不仅在触摸他们个人的灵魂,而且也在触摸日耳曼、大和民族及中华民族的灵魂。

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所作所为,都是其灵魂的外在延伸。

触摸灵魂,则是我这次采访与书写的一项重要内容。

小拉贝先生带我参观了“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地点就在小拉贝家的隔壁。小拉贝先生告诉我,经常有人来到这里,跟他谈论战争与和平,缅怀约翰·拉贝先生的英灵,探讨约翰·拉贝先生所彰显的伟大人性。

在小拉贝先生的花园里,坐落着一座约翰·拉贝的半身塑像。

 

采访就在充满中国情调的客厅里进行,请来给我当翻译的是一个叫李晓璇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话题就从书柜里摆放的小拉贝先生的全家福照片谈起……

小拉贝先生幽默地说,他有三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大学里学医,儿子在大学里学建筑,夫人是搞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他本人是海德堡大学教授、妇产科医生,出版了30多部医学专著,还有一部写他祖父的作品。他过世的父亲奥托·拉贝,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也是学医的。

谈起祖父约翰·拉贝,小拉贝先生说,他为有这样一位祖父而感到骄傲。

当谈及如何看待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一事时,小拉贝先生说,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侵略,反对战争。

他在后来发给我的一篇文章中,阐释了他的观点:作为德国人,必须正视历史。“第三帝国”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战后,德国人民努力寻找造成悲剧的起因并进行反思。德国应该向波兰、向以色列、向一切被侵略国家道歉,取得他们的原谅。这才是化解双方冲突、相互沟通的基石。

谈起祖父约翰·拉贝,小拉贝先生说:“约翰·拉贝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来拯救那些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在那种情况下,自己能否做出这样的事情?”

小拉贝先生并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一年,老拉贝就已去世了。小拉贝对祖父的认识,是在父亲无数次的描述中获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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