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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择选《与魔鬼博弈》

 勿忘国耻:

        日本战犯为何没有受到应有审判?

    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的民族。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彻底征服了日本,令其服服帖帖,百依百顺,甚至一味讨好。

    王泰平先生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

    回顾日本外交史,日本每一次结盟,几乎都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二战中,德国在欧洲不可一世,日本又与德国结盟。近代日本的外交实践表明,它的外交一直具有功利主义、投机取巧和攀附强者的特点。

      不管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还是选择与强国结盟,总之,从投降之日起,日本就完全臣服于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了。

      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证明:

      1945818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一项重要决策:建立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慰安设施”——称其为“战后处理的国家紧急措施之一”。

       818日当天,内务省桥本政美警保局长,立刻向各府县下达募集妇女的指标。各地警察署长四处奔波,寻找“为了国家而卖淫”的女人。

       830日,日本抢在第一批美国盟军到来之前,募集了1360名慰安妇,并在美军必经之路上,开设起第一家慰安所小町园……

    此刻,距离投降仅仅三天,距离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令32万日本民众伤亡不过21天,日本政府就将日本女人主动献给了美国大兵。

     而且,慰安妇很快由两万增到五万,甚至更多。

     为此,在日本留下了一批永远也不知父亲是谁的混血儿。

     为了取悦征服者,连女人都奉献出去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1945927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天皇裕仁身穿燕尾大礼服、条纹裤子,郑重地来拜见麦克阿瑟。

     拜见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已经沦为四流国家,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显然,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失误了。

    在麦克阿瑟将军驻日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裕仁天皇先后11次前去拜见,并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麦克阿瑟不但不同意追究裕仁天皇的罪责,而且决定让裕仁继续当天皇。

      麦克阿瑟进驻日本之后,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改革举措,主要是使日本非军事化,包括:遣散军事人员、销毁军事设备、粉碎军事工业体系、清洗国家机关和重要工业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审判战犯、废除神道,以及对日本警察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等诸多内容。

    并在盟军的监督下,为日本制立了一部新宪法,称其为《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第9款规定:日本人永远放弃参加任何战争的权利与机会。为此,永不维持任何陆地、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潜在能力。

    这项条款彻底否定了日本的军备与战争权。

    对盟军所提出的一切,日本政府唯命是从,百依百顺,从无反抗。麦克阿瑟对此很满意。

    但是,世界政坛,风云多变。

    美国政府忽然转变了战略思想,导致一系列问题全出来了,从而留下诸多至今都无法化解的后患。

 []

     事情就发生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关键时刻……

       19461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来审判日本战犯。但实质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就在19481月,正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紧张地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时刻,一项主宰着国际法庭倾向,掌控着众多日本战犯命运的决策,正在美国五角大楼里紧张地谋划着……

    美国陆军司令肯尼斯·罗亚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提出:“要把今后的日本,变成亚洲阻挡共产主义侵入的防波堤!把日本变成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有用的国家!为此,要放松迄今严厉的对日占领政策,把日本培育成一个‘更健全的自由国家’!”

     这番讲演受到白宫首脑的高度赞赏,迅速变成了美国政府至今仍在延用的一项重大决策。

     于是,19482月末,一个名叫乔治·凯南的美国特使,从华盛顿专程飞到东京,并于 31日、5日、21日,一连三次面见盟军全权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他转达美国政府的最新指令:要求麦克阿瑟,立刻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并提出四项具体要求:

 一、不再扩大改革和整肃范围;

二、不再清算日本所犯的罪恶,尽早结束远东军事法庭等机构对战犯的审判;

三、把发展日本经济、贸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搞改革,以消除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

四、着眼于日本独立,准备与日本媾和,强化警察力量,确保美军在冲绳、横须贺的军事基地,尽量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权限让位于日本政府。

      听到这番指令,年过花甲、深受杜鲁门总统赏识的麦克阿瑟将军,大为恼火,他与白宫派来的特使发生了激烈争吵,坚决不肯接受特使的指令!

    麦克阿瑟认为,他在日本所实施的政策是: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而现在提出的新政策,却完全违背了以往的允诺。

    他说:这四条决策与美国在国际上的承诺大相径庭!美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在受降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都明确表示:“要把日本变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和平国家”,如果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必然会招致亚洲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恶化。有损于美国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威信。再说,重新武装军队,需要大量资金,这将给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阿瑟将军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一贯赏识他的杜鲁门总统的极度厌恶。

     194810月,一份以“总统令”下发的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传到麦克阿瑟将军手里……

    总统令具有法律效力,五星上将百般不情愿,也只好乖乖地听命了。

    于是,一切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受到极大影响的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

      194811月,东京大审判的最后时刻……

    据参加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回忆,当时,各国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执己见。而且,支持判处死刑的法官并不占多数,庭长最后以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问题。

    梅汝璈法官担心罪大恶极的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投票之前,他要求向全体法官做最后的陈述。

这位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唯一一名中国法官,带着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带着中国人民严惩罪犯的重托,向国际军事法庭,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呐喊!他说:

      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庭长考虑我的这一最后请求!

      梅汝璈,当时44岁,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要职。

    他这番“以死相胁”的最后陈述,令在座的法官们深感震惊。

    人所共知,法官是理性与公正的象征。但是,当公正被某种阴谋所操纵,当正义得不到伸张之时,“以死相胁”的决绝呐喊,将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投票结果是6∶5,仅以一票之差险胜。

      19481112日,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人绞刑,判处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2名战犯在审判中死亡,1名精神异常。

    至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从194653日开始,至194811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19481223日,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

    可是,就在19481224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羁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青木一男等17名甲级战犯,却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全部释放。

       201546日媒体报道:日本西部福冈县一家博物馆对外开放,博物馆展品中有一项罪证最为引人关注,就是1945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对8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证。

      1948311日,30名日本战犯因涉嫌活体解剖、非法切除人体内脏、食用美军战俘内脏等罪名,在横滨军事法庭受审。据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30名战犯23人被定罪,5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终身监禁,14人被判刑较轻。可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媾和,19509月,全部战犯都被减免了刑罚,判死刑者无一执行。

    有人说:“东京审判只是一种象征罢了,是美国人在安抚包括受害中国人和其他受害亚洲人的象征。”

    的确如此,只是一种象征。

    在美国的操纵下,余下的数十名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之外,同盟国在南京、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共设立了49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共审判战犯5730人,被判刑者4429人,其中991人被判处死刑。

     据记载,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有称2357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有称145人,其中4名台湾籍战犯以汉奸罪判处),遣返回日933名,引渡出国27名,其余1100多人押进战犯管理所。

     除此,1950719日,从苏联远东押到中国969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6月,中国对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1062名战犯进行处理,1017人免于起诉,被释放回国,4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样一个审判战犯的数据,与盟军在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数据相比,有着怎样的距离?

    据称,盟军在欧洲各地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共8万多人。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数远远高于亚洲。在亚洲军事法庭所审判的日本战犯,仅为5700人,不到欧洲的十分之一。

      5700人与8万人相比,什么概念?

    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许多本该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成为日本上层的重要人物、教授,甚至首相。

    首先,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没有受到审判。

    战后,亚洲各国人民,以及英国、苏联和美国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要求日本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

      194619日,澳大利亚向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64人的战犯名单。

    但是,麦克阿瑟不同意,理由是:审判天皇对美国不利,会在日本引起骚乱和暴动。麦克阿瑟不仅决意在法律上免除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责,而且,决意免除天皇对那场战争在道义上的责任。这不能排除是裕仁天皇多次拜访麦克阿瑟的结果。

    让我们回头看看吧。

    德、日、意三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墨索里尼与情妇被游击队吊死在街头;唯有日本天皇裕仁毫发无损,继续稳坐他的天皇交椅。

    人所共知,天皇是日本三军的统帅,战争号令是天皇发出的,“终战诏书”的投降令,是天皇宣读的。而且,裕仁天皇为了消灭中国,将皇族家庭的重要人员几乎全部派到中国,指挥日军进攻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他们分别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昭和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明治天皇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及高松宫宣仁亲王、贺阳宫恒宪王、梨本宫守正王、竹田宫恒德王、伏见若宫、闲院若宫等十人。

     在战争中,士兵们高喊着为天皇圣战的口号,誓死为天皇流血、卖命、孝忠,甚至剖腹自杀!

     战败了,却丝毫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而且,不许对天皇发出任何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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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与魔鬼博弈》

对日本,有太多的话要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不”了!

    在德国的采访结束了。

     但是,对战争罪恶的追问并没有结束。

     德国,承认罪恶,向亡灵谢罪,积极赔偿……

     那么日本呢?

      极力抹杀战争罪孽,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对揭露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百般谴责与恫吓……

   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结束70年了。一个战败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回溯那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战争,不能停留在揭露其战争罪恶及歪曲历史的层面上,而是要探究其形成现状的历史根源。


[]

    对日本,我从未停止过关注,并不是为了创作,更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一切。

    我相信老一辈人都是如此。

    一个民族对那场几乎灭绝种族的侵略如果健忘的话,那就太悲哀了。

    我知道,我对日本的认识感性多于理性。我知道,要写日本,绝非靠几句激越的情感宣泄,靠恶补几本有关日本方面的书所能完成的,更不是跑日本采访一趟就能奏效的。如果我像在德国那样,向日本人提出那么尖锐的问题,说不定会遭到围攻的。

所以,我必须冷静地倾听对日本有深刻研究者的见解。

    于是,回国后,我千呼万唤寻找一位朋友——

    王泰平先生,出生于辽宁丹东,曾就读于外交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世界知识》杂志副主编、《世界博览》主编等职;曾出任中国驻日本札幌、福冈、大阪总领事(大使级),外交部大使等要职,退休后,仍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而且是一位作家,外交笔会理事,对日本有着深刻研究,对中日关系更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与王泰平先生相识多年,是要好的朋友,后来他赴日本任职,就断了联系。通过朋友,很快就联系上了。

      一个晚秋的上午,我怀着好友重逢的喜悦,匆匆来到王泰平先生在北京的住所,夫妻俩得知我的到来,早早就跑到门口来迎接我,而且,几天前就订好了午餐的餐厅。

   多年不见,老友重逢,格外欣喜,一杯热茶,便开始了一上午的长谈。

     年过七旬的王泰平先生,长相出众,性格沉稳,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

     他把他对日本一生的研究与认识,毫无保留地讲给我听。他夫人则忙里忙外,给我翻找资料,把所有与日本有关的资料全部捧到我面前,让我带着。

    临分手,王泰平先生以外交官的政治敏感,叮嘱我:“写日本,你要注意军国主义的特征,他们对内实施法西斯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另外,你要注意,我们只是要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批判。”

     谢谢您,我的朋友!我明白王先生话语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含义。

     就这样,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带着王泰平先生毕生研究日本所著的《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等一批珍贵资料,带着对王泰平夫妇的感激之情,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便一头钻进资料堆里。

    数天之后,我坐到了电脑前,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

    对日本,我有太多的话要说。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得太久太久了,它渴望着喷发。

    我一再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过于感性,只有理性才能深刻,才能客观。可我手中的键盘却常常不听从我的指挥,渴望喷发的激情常常烧焦我的理性,让我的文字变得不再是文字,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带刺的棍棒,敲击着人们有意或无意健忘的神经……

    说来,中日关系曾经友好过,更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

    且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送道,圆寂于76356日,日本为他在奈良所建的唐招提寺,仍向世人彰显着昔日的友好黄花。

    曾几何时,中国曾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向日本取经,并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得到日本的支持。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一年还去日本,发表演讲,大声呼吁,希望日本就“当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的干城”一事表明态度,希望日本能站在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边,而不要成为亚洲的侵略与压迫者!

    但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对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急切地向日本学习,渴望得到日本帮助的心情,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天真烂漫的依赖心情,与后来的历史发展相对照,简直不可思议。”

    的确,中国这头昏睡的睡狮,从未真正认清那位张口善邻、闭口友好、见人必鞠躬的邻居。

 

[]

    历史是最好的抹布,能擦亮人们被尘埃遮挡的眼睛。

    其实早在400年前,日本上层就萌生了最早的大陆政策思想,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开始,就产生了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治国道路,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转身。统治阶级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渐渐地,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道德标准,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政府强化全民习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纮一宇”,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其野心就是称霸世界。

    一百多年来,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

    1887年,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进而将这种国策转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以攻占台湾、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最后征服亚洲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1874年,日本出兵打台湾,侵占了中国附属国琉球,将其改为冲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且出兵人数最多,22000人。清廷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中分得赔款白银3479.31万两。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才被迫停止支付这笔永远还不完的巨额赔款。日本则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没有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1915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卖国贼袁世凯,秘密签订丧失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1927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件,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918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9377月,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灭掉中国!

    中国人民从19319月,一直奋战到19458月,不是8年,而是14年,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胜利。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胡平先生在其《100个理由》著作中,这样写道: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他在书中,将日本与中国的状况作了详细比较: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中国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2.51亿元,约合4.17亿美元。中国的铁路总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不仅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相差甚远,就连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都不如。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汽车却比中国多一倍以上,公路是中国的8倍以上。

    在军事装备上,中国与日本相差更悬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才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有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只能生产步枪和机枪,所有的重型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全部依赖进口。

    日本原计划三个月灭掉中国,却足足打了八年。

      八年战争,日本早已国力耗尽,民不聊生,成了强弩之末。且不谈其兵力消耗,十几岁的孩子都被赶到前线充当炮灰去了,且看看日本国民的生存现状,粮食配给,每人每天约6两,而且是大豆、面粉、白薯,填不饱肚子,只能用豆饼、橡子面、花生壳充饥,蚯蚓、蝗虫、老鼠、蜗牛、蛇、青蛙,都成了佳肴。到处都充满了饥饿,充满了面黄肌瘦、比战前更加矮小的孩子。

    中国就是在这种国力、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场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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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您好!
看到您给我留的长长留言,很感动,您是一位有思想的人,善良而正义,关于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的态度,我在《与魔鬼博弈》一书中,曾做以冷静而认真的采访和论述,日本与德国都是二战中人类的罪人,战后二者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罪恶,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的战败成本太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无论是战争赔款还是战俘的审判,都不像德国那样受到高额的战败成本惩罚,所以至今毫无悔意。中国人太善良,也太健忘,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强大就要被欺负,被瓜分。这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血的教训!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给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对“熊猫”

前些年有一位中国小朋友是非分明,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极其不满、十分仇恨、……;对“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十分崇敬,他给“给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对“熊猫””。喻意凶残的古代食肉类动物改变了食性,不在以掠夺为生。

可是当今的中国人却“好了伤疤忘了痛”,到德国旅游,在希特勒老国会行纳粹礼。还是德国国民出来制止。真为中国游客错误的价值观感到羞耻。

附网络作者的博文:

给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对“熊猫”(2015-10-29 14:57:48)[编辑][删除]转载▼

标签: 中国 默克尔 和平 俟民 熊猫 

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善的国家,世界史上的五个航海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这四个都称霸,掠夺财富,建殖民地,……,唯有中国郑和下西洋,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团队,却不去掠夺称霸,……。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及与缅甸、印度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入联合国宪章,以及后来的两弹一星的研究成功,使得世界格局发生变化,70年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中国周恩来总理对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即使是食物链的高端的大狗熊,来到中国四川横断山脉,也“改邪归正”,不欺负弱小,克服自己消化系统的弱项,而改食植物——竹子。成为现今中国的国宝——熊猫。中国人把熊猫视为国宝,也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象征。

2013年我的一位小学生——俟民(他是人民的儿子,用此“民”),他热爱和平,他画了两对大熊猫,准备送给人类损失最大的一次战争的两个战败国:欧洲战场的“德国”和亚洲战场的“日本”。

由于德国痛后思过,向全世界谢罪,他先把第一对“大熊猫”给默克尔总理;而另一对大熊猫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等日本也思过在转交给日本的思过首相,(当然俟民还没预测出这位日本首相是谁)。

俟民的想法是:1熊猫能从弱肉强食的食物链高端痛改前非,也希望有千余年掠夺史(从日本倭寇史到甲午战争、东北918、北京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民族改邪归正。掠夺他国虽然是强国的一条捷径,但这样人类的总资源却数万倍的流失。对自己民族的名声也不好。

日本民族应该把获取财富的方式改为向大自然挑战,这样可以增加全人类的财富总值。

2、画两对大熊猫,每国一对(一雌一雄),寓意它们可以繁殖,为世界和平永远传下去。

俟民小朋友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望网友们代劳,先画一对趁这次默克尔来华,能交给她,另一对请默克尔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他一定高兴。

拜托网友,拜托爱好和平的中国网民。……:看见此文麻烦转发、代画、代交、……人类的和平一定会实现。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7-08-13 14:40:04)转载▼    标签: 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与魔鬼博弈》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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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0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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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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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选《与魔鬼博弈》

                      采访中国驻德大使

                       ——德国为什么认罪?







    这天上午,我请中国驻德使馆文化处李文小姐驱车一个多小时,带着我和润乔,来到柏林郊外一处树木参天、绿草如茵的墓园。

    在一片幽静的矮树丛中,我们找到了勃兰特的墓碑,与其他墓碑没什么两样,一圈矮树丛围着一座半圆形的粗糙石碑,石碑上用德文刻着勃兰特的名字。

    一位国家总理,静静地长眠于此。

    我来到墓碑前,向这位昔日德国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不为别的,只为了他的真诚认罪,向犹太人认罪,也是向全世界被法西斯伤害的人民认罪……

他的认罪,使我对这个民族心生敬意。

    一个敢于承认历史罪恶的民族,才是让人尊敬的民族。

 

    我请李文小姐帮我查询,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凯特尔这些纳粹战犯,在德国留没留下墓地?有没有人前去祭拜?

    李文告诉我,这些战犯没有留下墓地,更不可能有人前去祭拜。

    在德国,纳粹分子早已令人深恶痛绝。即使有少数新纳粹分子偶尔上街游行,喊几句纳粹口号,也立刻会遭到警察的制止。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更何况是祭拜纳粹法西斯头子了。

    这使我想到日本——

    使我想到供奉在东京靖国神社里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送上绞刑架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人,他们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供日本国民祭拜。而带头前来参拜人类罪人的,则是日本首相小泉、安倍等人及其幕僚。

     自从来到德国,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为什么在认罪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德国为什么能如此积极而又勇敢地面对历史,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个性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我在想,战败的德国,面对满目疮痍、庞大战争赔款的现状,面对全世界人民的谴责,面对自身艰难的生存状况,曾经历了怎样浴火重生的痛苦?曾经历过怎样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我想有些东西,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于是,在李文小姐的安排下,我带着诸多不解的问题,带润乔走进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大使馆古色古香、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使会客厅里,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史明德大使,1954年出生,中等身材,有一双睿智而聪慧的眼睛,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优秀外交官的成熟与沉稳,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听完我的提问,他爽朗地笑道:“作家同志,你找我找对了。”

    他说,他学德语50年,研究德国42年,1972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与德国人打了25年交道,亲眼目睹了德国的变迁,很多有关中、德之间的事情,他都参与处理过,可谓真正的德国通。有关拉贝日记、拉贝墓碑等事宜,都是他当参赞时处理的。

    于是,一杯清茶,便开始了史明德大使颇具高见的一番长谈……

    一个半小时之后,采访结束了。

    我紧握大使的手,一再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德国。

    当我带着巨大收获走出使馆大门时,小润乔附在我耳边悄声道:“姥姥,这位大使可真厉害呀!什么都知道,太厉害了!”

    的确很厉害。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大使的一番长谈,使我解开了心中困惑许久的问题……

 

[]

    现在,让我沉下心来,静静地叙述史明德大使所阐释的那段历史吧。

    德国战败以后,它被苏、美、英、法四国像切西瓜似的“分成”了几瓣。东德由苏联占领,西德由美、英、法三国占领。柏林则由四个国家共同管辖,德国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权。

    而日本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占领。冷战以后,美国用日本来制衡红色中国,尤其用来制衡苏联,利用日本来构筑一条对付共产党的堤坝。日本则进一步成了美国的工具。

    在德国,一直坚持着非纳粹化运动。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除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8名日本战犯,7人被绞刑之外,国体没变,天皇制没变,政权没动,政府官员没动,国土保留完整。

尤其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向各个战胜国赔款数额巨大,至今仍在继续赔偿着。日本则完全不同,其赔款数额,只是德国战争赔款数额的1%。我不知这个比例数据是否准确。

    对德国人民来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外来国家干涉的压力;大笔战争赔偿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就像几座大山,压得德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战败后的德国,就像一座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火山,沉默而压抑。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如今又面临着同样的经历。

    当历史走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德国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他们不愿在这种压抑下生活。

    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起来闹学潮,上街游行,发表演说,要求德国反思历史,展开全民族大讨论,清算老一代罪行,追究战争罪责,追究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责!由青年人掀起的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促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知识界的学者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强烈要求全民族要对战争问责,呼吁政府进行反思,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为德国人自己松绑!

    正因如此,所以才发生了197012月7日,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当记者采访勃兰特下跪一事时,他说的一番话,尤其令人深思:“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从没有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过程,更没有进行过全民族的大反思。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从未让日本人民真正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侵犯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日本民众一直在被蒙蔽、被欺骗当中,以为当年日本进行的战争就是为天皇圣战,为帝国自卫。

    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其出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他们。”

在日本,有少数清醒者站出来讲真话,就会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恫吓,甚者遭到法律制裁。直到今天,战争结束70年了,日本政府仍向国内、向全世界隐瞒着其历史的罪恶。

    还有一点,德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不同,日本是岛国。而德国是大陆国家,与九个国家相邻,如果不承认历史罪恶,走不出国门,无法与外界接触。现实迫使德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认罪,才能与邻国友好相处,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正因为如此,德国在反思与忏悔中,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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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与魔鬼博弈》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一天傍晚,我和润乔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着马路上不断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着大街两旁清晰可辨的新旧楼房,哪座楼是战前建的,哪座楼是战后新建的,泾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桥上,见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靠在桥栏上,眯缝着老花眼在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象。我让润乔上前搭讪,跟老者聊聊,听听老者对纳粹的罪行持什么态度。

润乔有些胆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绝。

    但是,当润乔微笑着上前用英语打招呼,指着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故作好奇地问道:“先生您好!打扰一下,请问那座楼,为什么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呀?”

没想到,老人热情地回答了她,而且丝毫不回避历史问题。

    他说,那是当年盟军解放柏林时炸的,柏林有不少这样的建筑。他说,盟军不仅解放了欧洲,也解放了德国。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是饥饿。纳粹给德国带来的是毁灭。他说为了消灭纳粹分子,战后70年来,德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

老人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好像通过诉说在洗刷着什么。

    这使我想起在德国拿骚采访时,三位老先生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纳粹的罪行。

    德国人对待纳粹的历史罪行丝毫不回避,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说,德国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清算,从未停止过。

    在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时成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按照国际法准则,主动配合各个战胜国,追究二战中各类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8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又有三名纳粹分子被捕,年龄最长者,已经94岁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汉堡的街头,出现了2000多张海报,上面用德文写着:“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而且,德国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写进了各类历史教材,教育学生公开批判,把纳粹德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份耻辱。德国学校还义务组织学生去纳粹集中营参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并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忏悔。

 

    这种忏悔与耻辱感,在纳粹分子后代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赖纳·胡斯得知其祖父鲁道夫·胡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痛苦万分,甚至想自杀,替祖父赎罪成为他活下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撰文:“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赖纳45岁时,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别墅,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疯狂!疯狂!”“他们用别人的血汗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她和兄弟都做了绝育手术,为了避免再生出“另一个恶魔”。她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曾数次离家出走。20多岁,曾三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后来移居美国。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但是,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在德国,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纳粹后代自杀,有的写书,他们知耻而忏悔。

 

    在德国,对法西斯的罪恶,并非停留在忏悔与反思的道德层面上,而是写进了法律,用法律来制止纳粹行为的发生。

    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五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4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的,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据报道,一名德国游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议员在8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了感言,便上前质问议员:“如果你在德国,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将会被逮捕,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这位德国游客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围攻和盘问。

 

    大量的资料告诉我,德国人是认罪的。

    他们怀着真诚的忏悔,勇敢地面对历史,向欧洲人民认罪,向所有被害国人民认罪,向世界公开宣布:永远不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1970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雪后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双腿弯曲,跪下,向死难者发出灵魂深处的忏悔:“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在“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

    当时,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

    一位总理跪下去,一个民族却“站”了起来!

    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使他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向波兰人民俯首认罪:“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

    2004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德国人不会回避历史,诺曼底登陆不但解放了法国,也将德国从纳粹暴政中解救了出来!”

    施罗德说:“由于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德国才得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

    就在20153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她在“朝日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称:“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还引用了已故德国前总统魏次泽克的经典名句:“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不仅在道义上真诚忏悔,而且在经济上积极主动地支付战争赔偿。

    19452月,英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的会议上,提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应给予盟国战争赔偿,规定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战胜国家。

    据德国财政部公布,截至1993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总额已达904亿9300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2月以后,还须按计划支付317亿7200万马克,一直偿还到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二战期间的战争赔款总额为1222亿6500万马克。

在对待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很是积极。

    1951927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曾在议会上郑重提出: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进行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的义务!

    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篇文章,称:

    1999年,德国决定从三方面继续做好对二战中战胜国的赔偿:战争赔款约1000亿马克;给纳粹受害者的个人赔偿约1020亿马克;德国企业的赔偿额约为7550亿马克。

    文章称:“在平民受害的战争赔偿方面,联邦德国政府主动依照国际法原则,于1957年分别制定了专门对民间个人战争受害者实施赔偿的《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明确地向世界各国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公开提出要对世界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给予经济补偿。并提出凡世界各国受纳粹德国迫害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职业上、经济上损失的,均在补偿范围之内。”

    而且,就在2010103日,德国用92年时间,刚刚赔偿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赔款。

    10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交付了6870万欧元(6.23亿人民币),还完了最后一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的战争赔款。

正因为德国的认真反思、真诚忏悔、积极赔偿,才使德国在世界政坛上,重新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威望,赢得了信誉,使德国重新获得了饱受纳粹德国欺凌的欧洲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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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与魔鬼博弈》章节

  追问历史罪恶——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外景


柏林墙




   我带着诸多不解,带着外孙女张润乔,于20148月走进柏林,走进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

    我想看看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看看德国,是不是在世人面前装装样子,作作秀,以换取受害国人民的宽恕,从而达到重返国际舞台之目的?

却发现,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是真诚的,不是走过场,更不是作秀。

    德国从国家宣传,到国家法律;从国家总统,到普通百姓,在各个方面都制约着德国——必须面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忏悔,否则——

 

    在柏林,有许多警示性的历史纪念遗址。

    这些遗址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镜,永远不要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在柏林维滕堡广场地铁站旁的草坪上,有一块黑底黄字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注有一行行纳粹集中营的名字: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奥斯威辛……

    据说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营,关押了数百万犹太人、战俘及政治犯。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从资料获悉,有五名中国人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并且在那里遇难。

    其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集中营里最大的人间魔窟,始建于1940年,几百万犹太人死于这里,被称为“死亡工厂”。它是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4月下令建造的,距离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因其建于奥斯威辛市而得名,其周围有大小40多个集中营,统称为奥斯威辛集中营。而位于德国柏林郊区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则是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

    在德国,保留着许多集中营的遗址,政府每年花重金维修,供游人免费参观。

     在一个阳光大好的上午,我和润乔去参观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它位于柏林以北30公里的奥拉宁堡小镇,乘火车,换汽车,到达了小镇。小镇上的人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却络绎不绝。

    集中营的面积很大,占地400公顷,下了汽车,沿着高墙,走了很长一段陈旧的柏油路,才来到集中营的大铁门前。铁门前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监视塔楼,宽敞的院子四周,镶有高墙、电网。几排关押犯人的牢房旁边,耸立着三根一人多高的木桩,木桩顶端拴着铁钩子。据说,许多被关押人员就是被吊在木桩上活活打死的。监舍下面是相通的地下室,地下室残破的灶台,就是杀人解剖的现场。正对着大门的远处,有一只高高的焚尸炉大烟囱。焚尸炉旁边,就是处决犯人的刑场和毒气室。

    资料告诉我,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先后关押过22万人,他们来自40多个国家。其中10万多人惨遭纳粹杀害或死于饥饿和疾病。1941年秋,一次就处决了1.2万名苏军战俘。这里是集中营的指挥总部,诸多重大杀人决策,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来参观的人很多,没有一声喧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参观者,都被纳粹的暴行深深地震撼着。

走在这充满冤魂的集中营里,尽管是白天,阳光普照,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阴森森的,好像到处都有冤魂在飘荡,在呐喊,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参观完集中营,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回去的路上,润乔问我:“姥姥,你说都是人,纳粹他们咋这么狠呢?”

    是啊,孩子,这正是姥姥一直在探讨,又探讨不明白的问题——人性之恶。

    润乔又感叹道:“你说那么多犹太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多可怜哪!”

    是的,孩子,那是人类最残酷的一段历史。我拍拍润乔的肩膀,以示安慰。

    润乔在美国刚读大学,年龄小,既单纯,又善良,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这也是我带她来欧洲采访的一个原因,让她多了解一些那段历史。当然,更主要的是让她来给我当翻译。

 

    在柏林,“柏林墙”的遗址很出名,它位于东德与西德的交界处。

    这天下午,我和润乔来到“柏林墙”的遗址前。

    柏林墙始建于1961813日,全长155公里,开始以铁丝网和砖石筑就,后来加固成混凝土墙,增加了瞭望塔等设施。东德政府称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198911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当天晚上,柏林墙在众多民主德国居民的强烈压力下,被迫开放。19906月,民主德国政府决定拆除柏林墙,199010月,分裂41年的东西德宣布统一。

这堵墙,横亘在柏林人民面前28年零91天,它承载着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承载着太多的生离死别及德国人悲惨的记忆。所以,人们称它为哭墙,就像韩、朝的“三八线”一样。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遗址却留着,它在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柏林墙前,我看见一堵墙壁上,留有许多涂鸦似的图画及文字。在画廊展板上,镶着许多当年骨肉分离的照片,以及人们欢呼着冲过推倒柏林墙时的照片。在一座新建起的教堂前,跪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拥抱的黑色雕像,它是推倒柏林墙德国统一的象征。

    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林墙遗址前,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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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钟声》择选

令我震惊的香港笼屋

 记得1996年秋,香港回归之前,我第一次去香港曾见过笼屋。

 至今,已经过去十七个年头了,笼屋的情景,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只见一群大活人像动物一样,活活“囚”在铁丝网制成的、上下两层铺的笼子里,实在太令人震惊了。

当时我想,香港政府为什么不投资多盖些房子,把这些人从笼子里解救出来,让他们住进能够直起腰来的房子里?

时至今日,香港回归十六年了,笼屋、板房仍然像贴在贵妇隐秘处的一贴膏药。脱掉贵妇华丽的外衣,露出了她身躯的另一面。

 

2013117日,晚8点钟。

在香港小区组织协会工作人员施丽珊女士的引领下,我和两位朋友带着几十包方便面和饼干,以慰问的名义,来到九龙油麻地北角和铜锣湾三家登记在册的私家出租笼屋。

说真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是亲自闻到那股污浊得令人窒息的空气,不是爬上那张狭小的“笼床”跟老人合影,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在这座世界著名的繁华都市里,居然还有笼屋这样的居所存在!

你也许不会想到,在这繁华、富裕与辉煌的背后,还隐藏着令人目瞪口呆的贫穷、拥挤与无奈!

三家出租笼屋都设在闹市区的居民楼里,马路上灯火辉煌,商铺林立,一派繁荣景象。居民楼里设有保安,进门登记,有电梯。

走出电梯,来到六楼一户装有不锈钢防盗门的住户门前,施女士上前敲门,用广东话叫门。

门开的刹那,我懵了!

只见房间里挤得满满的,上下两层,全部是用木板隔成的一张张“笼床”。香港人称它为“棺材屋”,准确地说,不是“屋”而是“床”。

每张“笼床”的面积只有还不到2平方米那么大,跟软卧车厢的铺位大小差不多,在床上不能站立,只能坐着或躺着,每只“笼床”安有一个铁丝网编成的透气小窗,就像笼子一样,床门上安着铁锁,以防衣物被盗。

一张床就是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准确地说,是睡觉空间。全部家当都放在这小小的笼屋里,床铺四周挂着四季穿的衣物和用品,线衣、帽子、背包、毛巾、小镜……床头摆着小电视、小电扇、小收音机之类的小电器,把这本来就狭窄的空间挤得更小、更喘不过气了。

三家出租屋大小差不多,都是四五十平方米的样子,有的间隔出20张“笼床”,有的间隔出26张“笼床”,共用一个公厕,一个电饭煲,大家轮流做饭。每月租金1 000港币到1 600港币不等,空气流通好的床位贵,流通不好的便宜些。

施女士说,笼屋里居住的大多是中老年男性,有的笼屋也住着一些年轻人。

在一间二十几个男士居住的笼屋里,居然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据说是从内地新来香港的。我不知这女人生活在这拥挤的男人世界里,会遇到多少尴尬事:洗澡、如厕、换衣、性骚扰……

已是晚上,大多数人已躺下。有的躺在床上看小电视,有的在听收音机。见我们给每人带来一份礼物,他们纷纷掀开床头的帘子接过去,有些木讷的脸上掠过一丝谢意。有的说声谢谢,放下帘子又去看电视了。

我发现一间“笼床”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好像是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男女都很年轻。我试探着问“笼床”主人,照片上的女子是谁。

老人爽快地说是他妻子。他说妻子是湖南人,他是香港人。他没有住房,十几年一直住在笼屋里,无法让妻子来香港。他七十三岁了,一直在工作,最近病了才不能上班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湖南与妻子团聚,他说我是香港人嘛。他几次说到他是香港人,妻子是湖南人。

看到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住在笼屋里,靠一张全家福照片来回忆亲人,支撑着人生,我心里五味杂陈,很是酸楚。

我听见一位老人嘟嘟哝哝地说他年轻时是建筑工人,某某大厦就是他建的呢。

其间,上铺的一位老人用广东话哇啦哇啦地喊我,伸手来拉我。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忙问施女士。施女士说他要跟你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啊,我接受了,急忙顺着床梯爬上二层,拉着老人皮包骨的手,尽量靠近他,跟他拍了一张照片。

我本想装得无动于衷,可我做不到。我毕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生灵。

跟老人照相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不仅因为恻隐,不仅出自悲悯,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某种价值观或认同感被颠覆的感觉,在我心里隐隐作痛。

我再也无法让自己装得若无其事,充当什么“慰问”者。我的良知和情感使我内心翻江倒海,无法平静。我受不了笼屋里的老人用木讷来掩饰内心的卑微,受不了他们茫然而呆滞的眼神。我不知这笼屋里的男人,有过什么样的憧憬?不知他们有没有亲人,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出去?

我在想,假如我的父亲就住在这棺材般的狭小空间里,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长达十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我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发疯。

说实话,我的父亲也很穷,虽然没有住过笼屋,但贫穷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从三家笼屋里出来,我的灵魂好像被这狭小的空间挤扁了,心里有一种要爆炸之感。

走出笼屋,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转眼间,又看到了令我发懵的另一幕。

我们经过一座带篷的天桥,发现天桥一侧搭着四五张床铺,四五个人站在不远处聊天。我忙问施女士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他们是野宿者。

我不解。

她说,香港有很多这样无家可归的野宿者。

据说,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那里最多,常常有上百名野宿者,他们戏称那里是“文化大酒店”。

我放慢了脚步,回头望着灯光下那一排低矮的床铺,又抬头瞅瞅灯火通明、遮挡着我视线的摩天大楼。蓦然间,我觉得那高楼变矮了,在这并不寒冷的夜晚,我却感到一阵阵的凉意。

我问施女士,住笼屋的都是些什么人,她说,七成是香港人,三成是内地新移民。大多是没有结婚或离婚的。有的太太在内地,不敢让她申请来港,没地方住。这些人大多是文化不高的社会底层,也有吸毒的,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有的没工作,有工作也是从事建筑、清扫、饭店之类的底层工作,工资不高,很难改变社会地位,是属于被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过去港英政府规定:单身者不许申请公屋。1985年允许单身申请了,却又是遥遥无期,十几年等不到公租屋,索性放弃了,继续蜗居在这笼屋里。

我又问她,全港有多少人居住在这种笼屋里,她说,起码超过10万人。她说统计署规定出租12户以上的笼屋户主,要到民政事务处注册领牌照,11户以下无须注册登记。因此,许多私营笼屋户主没有到民政事务处登记,那些住在笼屋里的人就无法统计了。另外,许多闲置厂房都被搭起两层板房或笼屋出租,更是无法统计。按照法规,这些厂房是不允许向住户出租的。

施女士是香港小区组织协会成员,从事社会工作十七年,对这个群体很了解。她说,她掌握的登记在册的笼屋就有五十多个。他们社会工作者的宗旨是:本着民主、公平的信念,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她说社工很辛苦,很多时候都在晚上工作,月薪只有一万多港币,没人愿意干。她在香港大学法律系毕业,怀着悲悯之情,干起了社工,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一直干到现在。

晚上10点多钟,与施女士分手,我一再向她表示感谢,对她充满了由衷的敬意。

 

我很想在笼屋多采访几天,这里每一个像饼干一样压缩在狭小空间里的人,都有一个或心酸或无奈或深刻的故事。

我很想走近他们,去探询他们的人生,探知他们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次签证只有七天时间,第八天就必须离境,所以只能等下一次了。

不过,我在香港小区组织协会那里,买来不少为贫困者募捐出版的影册和书籍,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和数据。香港小区组织协会,是1971年成立的民团组织,倡导公平与平等,以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困难、获得基本权利为宗旨。

一本《笼床》影集的前言,这样写道:“希望这是最后一本笼摄影集。”

“五年前,我们出版第一辑《笼摄影集》,透过照片将环境恶劣的笼屋记录呈现出来。出版后,在本港及海外均引起不少的关注和回响,亦被不少国际传媒转载报道。我们曾把摄影集送交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以佐证香港赤贫一群的生活。联合国亦就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港府全面取消笼屋存在的现象。”

但是,笼屋一直没有被取缔,它一直在香港存在。

资料告诉我,香港的住房问题,不光存在笼屋,还有相当数量拖儿带女的家庭,蜗居在不适合人群居住的临时搭建的板房、阁子间、挡房里。

这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公开的数据:

2008年,香港十八个区(按议会分区)共有43 700个家庭,89 200个人;2009年,有45 700个家庭,91 600个人;2010年,有35 500个家庭,75 600个人。

这些蜗居在狭小空间里的孩子,像内地贫困山区的孩子渴望有一张书桌一样,渴望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桌,就不用趴在二层床上吃饭、睡觉、写作业了。

我手里有一本书,写的是香港新移民孩子的真实故事,其中一篇《一个家》中这样写道:“一个6尺乘5尺的中间房,没有窗子,只有一把吊扇,房间藏在好几户人家的好几个房门中,显得很畏缩。房间里,两个小朋友坐在一个双人床上,除了另一个角落的一张1尺乘1尺左右的桌子,再也没有其他家具了。”

这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一个新移民孩子住屋的真实写照。

的确,香港的住房实在太拥挤了,就像蜜蜂的蜂巢一样。

 

我第二次来港,住在上环一家酒店里,早晨起床时发现,对面稍低几层楼的楼顶上,搭着一些棚屋,有的拉着窗帘,不知棚屋里是否住着人,有几个房间里亮着灯,映出屋里晃动的身影及二层铺的床铺轮廓。

自从看完笼屋以后,每当我走在香港街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望着被钢筋水泥围铸得严严实实的楼房深处,心想,那幢灯火通明的高楼里,是否也隐藏着笼屋呢?那笼屋里囚着多少生灵呢?

 

史料告诉我,从建阜以来,香港底层百姓的住房问题就一直是个老大难。

据英国人记载:1875年,香港人居室狭小、简陋,人猪同室。港英当局在一套华人租住的公租屋里,在各家室内的床底下,居然发现了圈养的172头猪。这些人和猪生活在同一个房间里。

19531224日平安夜,香港石硖尾竂区(棚屋)惨遭大火,几万个木屋被毁,五万多人无家可归,贫困百姓越发雪上加霜。

197111月,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上任,他在视察完民众的住屋后,说:“最悲惨还不是睡在天星小轮公司终点站纸板箱里的那些人,而是旺角的‘笼民’。他们没有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是养老金,所谓的家仅有一张床大小,四周以铁丝网围起来,以保护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每二十个人才有一个公用厕所和浴室。”

1973年,港督麦理浩提出“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提出兴建公屋供153.5万人安居。到1983年,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199710月,董建华上任以后,在第一次施政报告中,就提出一项深受港民大加赞许的“85”建屋计划,计划每年建3万套私楼,5.5万套公营房屋,廉价供应给低收入的人群居住。计划十年内将使全港七成家庭可自置居所。可是,董建华的施政方案出台不久,亚洲金融风暴袭来,一时,香港经济受创,股市暴跌,房地产备受冲击。董建华提出的“85”建屋计划,也引起争议。有人认为,“85”计划遏制了房地产市场,助长了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冲击。

85”计划严重受挫,不久便彻底叫停了。

于是,居住在笼屋、板房、挡房里的底层人,改变居所的愿望再次变得遥遥无期。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先后通过竂屋区改造、廉租屋计划、私人参建居屋计划、自置居所贷款等多项举措,推动了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但是,香港百姓住房难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彻底解决。

新任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31月第一次施政报告中,二三十次提到解决底层港民的住房问题。

他说:今天,笼屋、木板隔间房、挡房等蜗居成为数以万计的香港居民无奈的选择。

我探望过深水埗睡在天花板一个吊箱里的青年人。我也听过有人利用工厂大厦的高楼,把一层楼改建成三层木结构的木板隔间房。这些地方供水、排污和空气欠佳,部分房间完全没有阳光。这不仅是买不起楼要租楼的问题,不仅是新旧的问题,不仅是单位大小的问题,而是生存、健康,甚至是安全问题!这些住户有新移民,也有老香港。他们的困境是我们大都市璀璨背后的阴暗面!

“解决房屋问题,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我们明白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楼价、租金、笼屋、木板隔间房和挡房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必须知道问题的严重程度,必须踏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大家知道,要解决好房屋问题,我和政府都会面临困难、障碍和阻力。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需要大家团结,需要大家下决心对解决方法做出抉择。”

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详细地阐述了如何改变现状,未来五年每年将推出居屋的量化数字,力求彻底改变香港底层民众居屋的现状。

我不知道梁振英的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否真正解决香港底层人的住房问题,但有一点,香港政府敢于正视现实,对于不利现状或丑陋现象,不是违心地加以粉饰或回避,而是勇敢地面对。

有人说,如果哪届政府能彻底解决香港底层百姓的住房问题,就将成为香港的功臣。

 

我发现,香港在医保、安老、教育、食品安全等诸多方面,在媒体自由度方面,都汲取了西方公平、公正、平等的先进理念,同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过百年的抗争,又经过特区政府十几年的努力,越来越趋于完善。

但是,香港的贫富差距过大,居世界前几位。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475,已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

有资深人士提出:这些年,内地对香港所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如自由行、商品零关税、实施CEPA,等等,受益者多是商店、酒店、公司的老板,而底层普通百姓却受益较少。因此,香港底层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

我不能断定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

20132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视察包头市棚户区时,说:“我们不能让城市这边高楼大厦,那边棚户连片;这边霓虹闪烁,那边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

我觉得,这番话不仅仅指内地,也应该包括香港特区。

香港一二十万囚在笼屋里的人,应该尽早结束他们的笼屋生涯,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香港底层百姓住房难的问题,应该是香港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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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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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择选

                           百年钟声敲打着国人的灵魂

港回归20年了,看到今天的中国,不禁感慨万端——

20125,我赴港采访,正是火凤凰盛开的季节。

当时,我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一簇簇火红的凤凰花缀满高大树干的枝头,远远望去,就像一团团火焰,在这钢筋水泥所构筑的繁华世界里,悄然怒放,格外醒目,给人一种强烈的撞击视野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火凤凰,火中的凤凰。

这一树树红火火的凤凰花,多么艳丽,多么富有诗意啊!它是顽强生命的象征,是香港精神的象征。

走在这映衬着火凤凰花的大街上,望着遮天蔽日的高楼,看着如织的人流、背着书包匆匆而过的学生,看到在维多利亚公园树荫下打太极拳的老人,我不由得思绪万千,浮想联翩,闻一多先生那首著名的《七子之歌》又在我脑海里闪现:

 

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香港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

 

这一声声啼血般的呐喊,唤醒了我久远而生疏的记忆。

我敬仰闻一多先生,中华民族太需要这种有血性、有骨气的文人了。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都需要这种有骨气的人。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民众曾经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少了尊严,少了人格,少了骨气,多了跪拜在帝王和强权脚下的奴性。

人无骨气,就像断了脊梁的动物,只能匍匐在地上爬行。

国无骨气,软弱可欺,只能任列强宰割,让侵略者啖食。

 

走进香港,我的思绪常常沉浸在历史与现实、虚幻与真实之间。我这连着心的眼睛,透过眼花缭乱的繁华世界,眺望着并不久远的历史……

傍晚,我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华灯初上,不远处的维多利亚港湾,宁静而美丽,就像一幅幽静而淡雅的水墨画。

我知道,人类的历史绝不是水墨丹青。世界曾经到处都横行着弱肉强食,到处都充满了残酷的掠夺与血腥的搏杀。

一百七十多年前的那一幕,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段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鉴照在国人面前,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昨天,警示着炎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中华民族曾经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长达一百五十五年,长过一个半世纪。

 

1842829,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屈辱的日子。

这天,天空阴暗,大地低泣。

南京路静安古寺的钟声,依旧旷远而悠长,仿佛亘古不变,又依稀沧海桑田。这钟声,似乎在敲打着国人昏睡的灵魂,警示着中华民族耻辱历史的开始……

南京下关,二十六艘英国军舰一字排开,停泊在长江江面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粗大的缆绳锁住了滚滚大江,也锁住了清朝政府的喉咙。

军舰上的几十门大炮,直对着南京城方向。

英国人向清朝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英方提出的条件,英国军队将立刻炮轰南京城!

此刻,已是花甲之年的道光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金銮殿里,亦是愁眉紧锁,寝食难安。

早在1821年,三十九岁的道光继位时,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之后,已经显现出它的衰败迹象,史称“嘉道中衰”。当时,内忧外患,吏治腐败,民众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西方列强乘虚而入,用鸦片荼毒国民。朝廷曾多次下令禁烟。自1821年至1834年,朝廷八次颁布禁烟令,却屡禁不止。183812月,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18393月,林则徐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大力支持下,收缴英商2万箱鸦片,约2 376 254斤,随后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狠狠地打击了英国人贩卖鸦片的气势。

这场销烟激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英军于18406月向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历时两年的战争中,清政府军队不敌英军的坚船利炮,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身殉国,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琦善妥协求和,奕经率军出兵全军覆没,奕山等人举白旗投降……英军先后攻占了广州、厦门、定海、宁波、吴淞、上海、镇江等地,并于1842829将军舰开进了南京江面,将几十门大炮对准南京城……

在外寇入侵的紧要关头,作为一国之君的道光皇帝,先是“守其常而不知其变”,称英军不堪一击,溃败后又慌乱不堪,毫无应对良策,表现出一种软弱、多变的个性。他听信投降派的主张,查办了一批主战派将士,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人都被贬职。林则徐被道光贬官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与妻子告别时,曾写下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邓廷桢也被诬革职,遣戍伊犁。

道光皇帝重用起朝廷里穆彰阿、琦善、奕山、耆英等一批投降派人物,企图用妥协来换取停战。道光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和伊里布火速赶往南京。二位重臣到了南京,在没有跟英国人进行一次谈判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全部“议和条件”。

1842829,在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包括:1. 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2. 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3. 中国赔偿英国鸦片费、军费、商欠费共计2100万银元。

英国人从万里之外跑来侵略中国,到头来中国还得向英国人割地、赔款,把国家主权和白银拱手捧给对方。

这只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具枷锁。中国的沉沦和屈辱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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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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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乒:不得不说的话

    前两天,看到刘国梁被拿下国乒总教练,到乒协任副主席的消息感到震惊,不知刘国梁出什么事了?否则不会这么明升暗降的安排。

    今晨,又在网上看到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三名国乒选手马龙、樊振东、许昕,继张继科受伤退出成都公开赛之后,集体退出赛场;

    网上又看到王皓、马琳、秦志戬等多名教练在微博上发出了同一声音:“这一刻我们无心恋战……只因想念您,刘国梁。”

    运动员集体罢赛,这在中国体育史上从未听说过。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运动员和教练对国家体育总局对刘国梁的安排极为不满,国人更是不满。

    凡是有点体育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部级领导好选,一个像刘国梁这样世界顶级的乒乓球教练,是体育界“国宝”级的人物,是可遇不可求的。

    人们都知道,运动员从小就开始训练,很少受到系统的正规教育,像刘国梁这样有勇有谋,深受运动员及教练拥戴的优秀运动员出身的智多星教练,更是凤毛麟角。他所执教的国乒队,为国家争得了无数次荣誉。

    可是,为什么在刘国梁执教的大好年华,深受运动员、教练和国人爱戴的时刻,却把他轻易拿下?

    我们不解其中的真正原因,但做为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人,我想为刘国梁,为那些运动员说几句心里话,他们把一生都交给了赛场,抛家舍业,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即使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他不出卖国家,不贪污腐败,没有原则性的问题,都应该以爱惜人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的角度,去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以官员的亲疏来取舍。不仅是对刘国梁,像对宁泽涛、田亮等人的处理都欠妥,他们有缺点,但更有贡献,国家体育总局应该从对运动员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体育赛场本来是阳光下的竞争,一个在世界赛场上压倒群芳、独领雄风的国乒队,敢于集体发声,令人敬佩,希望相关领导,敢于正视问题,很好地解决国乒乓队的问题,这才是为国家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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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与魔鬼博弈》                          

         不肯向日寇低头的民族企业家

   

   现在,该来讲讲江南水泥厂了。

   日军入侵中国以后,所到之处,除了杀人、放火、强奸,更有各式各样的掠夺,小到鸡鸭鹅狗、米面食品、穿戴首饰,大到铁路、矿山、工厂、古玩、字画……小的为了填满士兵的饥腹与贪欲;大的则为了填满日本国家的贫乏与贪婪。

   仅举一例,资料记载,日军入侵南京以后,三井物产会社就强占了中国大型化工南京永利铔厂,改名为房礼化学株式会浦口工业所,用来生产战争所需物资。1942年,又把永利铔厂生产硝酸的全套设备劫掠到日本,包括8座吸收塔、1座氧化塔、1座浓硝酸塔、鼓风机、酸泵、离心泵,共计28套,1482件,均为贵重合金钢板所制,重达550吨,外加价值4万美金的铂金网,将其安装在日本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贺工厂。日本战败后,中国多次与日本交涉,1948年才将该厂机械要回来,运回南京。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之后,便强行占领了上海水泥厂和南京龙潭水泥厂等国内几家大型水泥厂,对设备一流、矿质优良、亚洲第一的南京江南水泥厂,当然不会放过。

   从19381213日,日军占领南京开始,江南水泥公司与日本就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马拉松式的斗争。

      南京沦陷后,日方便不择手段,挖空心思,一心要把江南水泥厂抢到手!

    面对国家沦陷,敌寇掠夺,江南水泥厂董事会的成员,是有尊严地站着,还是奴颜婢膝地拜倒在日本人的脚下?

    这将拷问着江南水泥厂董事会的每一位成员。

    采访时,当我得知常务董事袁心武是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心想,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被国人骂为卖国贼,他儿子对日本人持什么态度,是不是也像他父亲一样?

    采访中获悉,袁心武始终与董事会站在一起,并没有出卖国家和企业利益。

    袁心武和陈范有等人,一方面用电话、电报及信函,遥控指挥水泥厂中方领导庚宗溎、赵庆杰、孙柏杆等人,向昆德传达董事会的决议,包括如何接纳难民,如何应付日本人,如何保护工厂财产等事宜。另一方面,董事会又绞尽脑汁,用智慧来抗争日军及日本商界对水泥厂的强占与收买!

    水泥公司董事会的宗旨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千方百计与日方周旋!

      日本人深知江南水泥厂的生产原料好,生产的水泥标号高,适合军用。

   南京沦陷后,日本三井洋行和小野田水泥公司,立刻派人前来江南水泥厂,命令厂方留守人员,马上投入生产!

    留守人员却说:“水泥厂董事会在天津,事关重大,工厂职员无权答复!”以此进行搪塞。

    于是,日本三井洋行及小野田水泥公司,向江南水泥公司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势:

    首先,向天津江南水泥厂董事会送达备忘录,要求江南水泥厂尽快投入生产!继而又“以受军部托管名义,要求江南公司签约合作,拟定产品统销”,并与丹麦史密芝东京公司接洽,试图直接接管江南厂。

遭到拒绝之后,小野田公司又派出常务董事朝枝信太郎及三井会社水泥部副部长西田宫举,找常务董事袁心武和陈范有面谈,严词恐吓:“日军部方面对于江南延不开机,深为不满,请江南厂注意!”

19371213日南京沦陷,到1943714日,历时五年半,日方耍尽威胁、收买、利诱等一切手段,但是,始终没有拿下江南水泥厂。

江南水泥公司一直“抱不资敌、不合作素志”,不肯屈服,没有出产一粒水泥,并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坚决不与日方合作!

这使日方大为恼火。

在军国主义训导下的臣民,认同侵略与掠夺是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之道。商人与军人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武力与阴谋之分罢了。而且,双方都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之架势!

 

看看江南水泥厂与日方长达八年的较量,简直令人触目惊心。

194112月,日本空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急需水泥等大批军工材料。

日方看到江南水泥厂迟迟不肯投入生产,只好采取更卑劣的手段。

1943714日,日本驻北平使馆官员,向常务董事袁心武提出一个严厉的要求:由于江南水泥厂一再延宕,不肯开工生产,机器一直废置。而山东张店(今淄博市)制铝,急需设备,江南水泥厂的设备必须进行拆卸!并且提出,江南水泥公司立刻与日本轻金属公司签署合作和租借契约!

江南水泥公司董事闻讯,无不愤慨,找人多方斡旋,都未成功。

194396日,日本驻上海使馆经济部长奥田,邀见启新公司董事长颜惠庆,向董事长面交六条书面条款,提出强行“借用”水泥机器部件!

颜董事长则用中国公司法加以拒绝,称事件重大,必须由股东大会决定,他作为董事长无权自作主张!并且,立即召开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绝大多数股民都反对拆迁,并提出“宁为玉碎,在所不计”之主张!

股东大会刚一结束,日本驻北平使馆人员,立刻邀见常务董事袁心武,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恳谈,以促使股东转变态度。

袁心武愤然道:“本人实感无此才力,万不得已,只好辞职,另请贤能!”说罢,拂袖而去,令日本使馆官员大为恼怒。

1943914日,日本驻上海使馆全权公使田尻爱义,再次致函颜惠庆董事长,在强行“借用”机件的六项条款基础上,又增加一条恐吓条款:“移搬及设立工作,全部以军事需要看待!”

并宣布在9月之内,务必开始动工拆迁!

万般无奈,915日,水泥公司全体董监事联名致函汪伪“南京政府”,恳请汪伪“南京政府”出面,拒绝日本“借用”江南水泥厂机器一事。

可是,汪伪“南京政府”不但不站在水泥公司一方,为自己国家的企业说话,反而认贼为父,为虎作伥,完全站在日本一边,逼迫南京水泥公司交出全部水泥机件——

1022日,汪伪“南京政府”以实业部名义(“业工字第0002号”),下达通知:“查此案最高国防会议意见,以事关协助大东亚战争,应予协助。……对于栖霞山工厂机件,日方急须拆迁,时间迫切,应速洽商办理。”

 

写到这里,我的民族自尊心再次受到了无情的嘲弄。

嘲弄我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的逆贼同胞。

听听:“事关协助大东亚战争,应予协助。”从汪精卫之流嘴里说出来,说得多轻松。好像被侵略的不是他的国家,被屠杀的不是他的同胞,而是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协助大东亚战争”,不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同胞及亚洲人民,帮助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从而称霸亚洲吗?可别忘了,就在汪精卫之流的脚下,埋葬着30万被日军屠杀的同胞尸体!将这30万尸体铺陈起来,大概能铺满半个南京城了。

但是,对汪伪集团以“政府”名义下达的命令,江南水泥公司仍然不肯就范。股东再次进行投票表决,再次拒绝拆迁!

日方的拆迁阴谋,一次次地落空,一直未能得逞。

日方则拿出了最歹毒的一招,称江南水泥厂拒不同意拆迁,有抗日之嫌疑!宪兵下令,准备逮捕常务董事陈范有!却被日本使馆人员制止了,这一损招才没能得逞。

日方只好再次向汪伪“南京政府”施压……

汪伪集团又以“南京政府”实业部名义,向水泥公司施压。

19431213日,“南京政府”再次向江南水泥厂颁发“业工字第0301号”训令:“现以时间紧迫,不容再缓,仰该公司迅速将指定制铝所必需之机件交出!”

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仍然拒不执行汪伪“南京政府”的训令。

汪伪实业部官员大为恼怒,四天后,于1217日,再次向江南水泥公司发出“业工字第0025号”训令,并且列出详细清单,命令江南水泥公司照清单交出机器部件,即:长达131米的旋窑2部,磨(机)4部及附件,价值132万美元……

江南水泥公司董事长颜惠庆,满腔怒火,称:“拆迁江厂机件截至今日止,江厂股东始终未同意。实业部训令已经奉到,乃是由实业部决定如此!”

两天后,1219日,日方负责人在汪伪“南京政府”官员及日军的保护下,强行进入江南水泥厂……

1221日,日本使馆秘书及汪伪“南京政府”实业部要员,找代理厂长卡尔·昆德谈话,要求昆德配合拆迁。

昆德却冷言拒绝:“我洋行尚未履行合同中的全部条件,机器尚未装完,也没有试车,又没有正式交货给江南水泥厂。我洋行不能清理债务,请您慎重行事!”最后说道:“我要将此事报告给德国使馆!”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两天后,19431223日。

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日子!

这一天,从江南水泥公司董事长,到董事会每一位成员,再到代理厂长昆德,以及全体留守职工及其家属,所有人都在默默地流泪。

不,不是流泪,而是心在流血!

想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八年心血培育起来的孩子,却被强盗活生生地大卸八块,抢走了。

谁能不痛心?

谁能不仰天长叹?

1935年开始采址,到193711月工厂落成,再到194312月被掳,上上下下,几百号人,足足奋斗了八年,抗争了六年,最终仍然没有逃脱被强盗掠夺的命运。

19431226日,一列承载着愤怒与罪恶的火车,满载着中国人民的血与汗——第一批拆卸的水泥机件,呼啸而去,运往山东省张店。

从此,便拉开了掳夺的序幕。

接下来的戏,一出比一出更强暴,一出比一出更无耻!

第一列拆卸机件刚运走第二天,1227日,汪伪“南京政府”实业部,就急不可待,又抛出一道“业工字第403号”命令,并加以行政法令,强制江南水泥厂按照通知附件所开的清单,全部交出机器部件。

第一批机器部件还没有全部运走,1944423日,日方又提出拆卸第二批机件要求,并列出详细的拆卸清单,但这却再次遭到水泥公司董事会的严厉拒绝!

19445月8日,汪伪“南京政府”实业部,又厚颜无耻地出面,向董事会提出增加拆迁第二、第三批机件的要求,再次遭到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强烈反对!

于是,汪伪集团实业部又于527日下令:要求江南水泥公司须按日方所开列之机件,全部拱手供出!

529日,江南水泥公司派出庚宗溎,代表江南水泥公司与日方及汪伪“政府”官员谈判。庚宗溎严肃地说道:“中日当局”必须以书面形式给厂方以明确意见,所“借用”的第二批机器是最后一批,并要求日方公司全权负责“借用”机器的偿还事宜!

如此强硬的态度,令日方极为恼怒。

66日,日本派出驻上海使馆调查官陆军中佐田边新之,这位日酋身着军装,满脸杀气,出现在庚宗溎的谈判桌前,没等落座,他“啪”地一声,将手枪重重地放到谈判桌上,亮出一副日本军人的蛮横与傲慢,厉声道:“你们应将详单内所列的机件,全部交出,不可用做生意的方式来讨价还价!”他还说:“我已查明有一部分机件藏于水池及土里,江南公司应向日方毫无保留地交出来!否则,你们的举止就是对日本的敌对行为!”

庚宗溎见状,只好假装友好,沉着应对:“田边君,我曾经在西洋留学,看到白种人轻视黄种人,心中极为愤慨……希望中日为同种同父如兄弟之邦,平等互助,忠诚合作,建设东亚,此乃较田边君之宏论更进一层,谅田边君必赞同之。”

庚宗溎的这番话麻痹了对方。

田边中佐起身与庚宗溎握手,并收起了手枪。

随后,庚宗溎谎称密室用木板钉死,里面存放的并非机器要件,而是一些电线之类的物品。

田边中佐信以为真。

至此,水泥机器少数重要部件才得以保存下来,没有被日方全部掳走。

 

194473日,汪伪“南京政府”实业部,又下达了“业工字第921号”训令,命令江南水泥厂按日方要求,提供第二批、第三批增加的拆卸机件!

194494日,江南水泥厂最后一批机件被全部拆卸运走。

至此,南京江南水泥厂被日本洗劫一空!

其间,汪伪集团为了满足日方的要求,不顾江南水泥厂全体股民及董事会的强烈反对,不顾中国同胞的权利和尊严,以“南京政府”实业部的名义,接连向江南水泥厂董事会下达了六次训令,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态度一次比一次急切!最后,汪伪集团居然带领日军官兵开进江南水泥厂,在日军荷枪实弹的看押下,开始拆卸水泥机器部件……

 

写到这里,我敲击键盘的手再次沉默了。

我无法不沉默。

我的思绪不得不离开江南水泥厂,转向汪精卫之流……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被日寇奴役14年的东北人后代,我不能不停下疾书的脚步,回过头来,用我昏花但却深邃的老眼,透过70年的厚厚雾障,去审视我们的民族,审视我们民族中举世罕见的汉奸现象:

大敌当前,不是同仇敌忾,共同抗日,而是毫无民族气节,自己出卖自己,自己逼迫自己,甚至自己杀害自己,疯狂地助纣为虐!

何等的悲哀!

而且,这种现象并非个案!

的确,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上至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南京政府”代主席汪精卫;下至日本在各地区扶植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权,小到各个村镇的保长、村长,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到处都有被收买的灵魂,到处都存在着为敌人效命的汉奸!

这就是有识之士所说的一种汉奸文化,它并非日本入侵后的产物,而是早在清朝末期,甚至更早朝代,就存在着。那些人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来换取个人的苟且偷生及荣华富贵。

1842829日,当时,代表清廷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清朝高官耆英,在英国“汉华丽”号舰艇上签约时,居然喝醉了,而且唱起了满洲小调。第二年,耆英去香港与侵华急先锋璞鼎查举行《南京条约》换文仪式,又再次喝醉,而且,认反华急先锋璞鼎查之子为义子,并将随身佩戴的金环和书画纸扇赠给对方,临别时,居然抱住璞鼎查老泪纵横……

耆英老臣所表现的一系列丑态,包括他贪杯的丑态,不是被中国人写进历史,而是被当时在场的英国人记录下来,写进了英国史,成为世界耻笑中国人的笑柄。

此等劣性,令后人汗颜。

由此想到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所作所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不能不令人钦佩。

194423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以《敌“没收”沦陷区工厂》为题发表长文,强烈谴责日寇强掠江南水泥厂机器设备的暴行。

 

 

[十三]

看到江南水泥厂被掠夺一空的惨状,没有比陈范有更痛心、更激愤的了。

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几百名股民的资金,全部化为乌有!

从选址,设计,到建厂,身为公司常务董事兼江南水泥公司总经理的他,站在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的水泥厂区,不仅悲愤交加,仰天长叹:“江南水泥厂制造水泥的主要机器及其附件,全部被劫一空!十年苦心经营之工厂,至此被敌人全部破坏矣!”

陈范有,这位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就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等人,一起上街演讲,以求唤醒民众的爱国青年,目睹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屈辱,很早就认识到一条真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无论是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他和父亲一心要发展中国的工业,一心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然而,十年心血,却被日寇强掠一空!

他悲愤交加,不禁发出悲愤的慨叹:我的国家呀国家,何时才能强大起来?

他不由得想起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

 

然而,悲愤只能击垮弱者,却能激发强者更加强大。

陈范有的内心:不甘!不平!不服!

他坚信:中国不会让日寇永远猖獗下去!他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把日寇赶出国门,早晚有一天会扬眉吐气地站起来!

于是,就在离开江南水泥厂废墟的当天晚上,他便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对护厂有功人员给以重奖!

他与常务董事袁心武商议,对护厂有功人员全部嘉奖,最多者奖励二万五千元。

他所以给这些人重奖,既是对他们护厂抗日及保护难民的首肯,也是觉得这些人忠诚可靠,将来必将成为重振水泥雄风的中坚力量。

 

写到这里,我却发现,不管你是不是宿命论者,不管你相不相信宿命,但是,世间常常会有一些惊人的巧合,甚至会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果报应。

就在江南水泥厂机件被日方劫掠不久,19449月中旬,从徐州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抗日游击队消灭了23名日本人。

23名日本人不是别人,正是代表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前来江南水泥厂拆卸机件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寺坂的头头,全部被抗日游击队打死。

得知这一消息,水泥厂职工连呼报应!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

日方费尽心机,耗时数年,将江南水泥厂机件全部拆迁到山东张店,其结果却是,跟江南水泥厂的命运一样,直到1945815日本投降,该厂也没有产出一只铝锭,就像水泥厂没有产出一粒水泥一样。

还有一件事更为巧合,不过,那是历史的必然。

就在当年救助几万名中国难民的江南水泥厂,日本投降后,居然成了关押上万名日军俘虏的场所。

 

关于卡尔·昆德的命运,则体现出另一种因果关系。

19458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载歌载舞,欢呼胜利之时,德国人卡尔·昆德却遇到了天大的麻烦。

报纸登出消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侨民,必须全部送进集中场所,等待遣返回国的命令。

这一消息如同噩耗,令昆德彻夜无眠。

他清楚记得,父亲在第一次大战后,全家被遣返回德国,其境况极为凄惨,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吃的,几乎流落街头。后来父亲带着全家又回到了中国。

昆德急忙给陈范有和董事会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求救。

他写道:

 

八年来,我为公司多少次冒着生命危险,承担着风险,忍受着侮辱……我为公司兢兢业业,不是为了钱。我鞠躬尽瘁,都是为了公司美好的未来……现在,我正经历着一生最艰难的时刻……我渐渐走向崩溃。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中国,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不止25年。事实上,我只为中国人工作,将我放逐回德国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死亡。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机会。请你们尽全力支持我,向中国政府说明我在中国的活动,如果有人得以幸免(不被遣返),我想我应该是其中之一。

 

陈范有和袁心武考虑昆德在保护水泥厂及救助难民的贡献,派人以厂方名义,向南京政府打报告《江南水泥厂申请留用昆德不遣返的报告》,呈交给市长。市长特批,准许昆德全家不必被送进德侨集中营,免遣回国,继续在江南水泥厂留用。

得知这一消息,生性冷漠从不动情的昆德,感动得热泪盈眶。

昆德博士在江南水泥厂,后来升任为化验室工程师,一直工作到195012月,才辞职离去,携妻儿返回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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