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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1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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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与魔鬼博弈》择选

 追问历史

    我发现,日本法西斯杀人如麻,看似无比骁勇。但就其某些作法来讲,却不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勇者,而是一个在正义面前百般抵赖、用谎言当胭脂的矮子!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与其相比,德国,倒是令人敬重几分。

    如今,日本战败70年了,那段历史早已载入世界史册,进入人类的记忆。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再做这种掩耳盗铃的勾当,再用谎言来美化罪恶,失去的只能是国家的国格与民族的尊严!

    就在最近,我书稿接近尾声之际,看到媒体接连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日期间,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安倍,要承认历史,要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

    看到这里,我在想,日本投降70年了,70年的时光,没能让一个战败国承认历史罪恶,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你不觉得好笑吗?

    即使安倍口头上承认了历史罪恶,其灵魂承认吗?

    不承认,又能得到什么?

    掩耳,真能盗铃吗?

       这一切,又是谁之过?

    我觉得——

    首先,由于美国的转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受到彻底的审判和清算。日本保留了军国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体系。

其次,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向战胜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

    王泰平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引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第五章的内容称:

     (日本侵略)期间……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中国当时城市总数47%,占大城市的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他在书中还写道:

       而实际上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要多得多,而种在中国人心中的创伤和剧痛,远比记录在案的数字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据后来统计,从1931918日战起,到19458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在14年浴血奋战中,饱尝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黩武行径,造成4000万军民死难的惨剧,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以上。在日军的屠刀和炮火下,中国人骨肉离散与家园破碎的悲剧,更是罄竹难书!

       1945725日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削减了整个战争赔偿。

       1947128日,以美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为首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提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

    据称,直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所支付的战争赔款只有37.6亿美元。而且,日本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又获得了12.5亿美元的补偿。

    由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责惩处不力,导致日本法西斯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和惩治。而且,日本更没有支付本应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种应该赔偿而没有赔偿的赔款,正是日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大大地降低了战败成本。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类生存法则!

    任何罪犯,对其所犯罪行都要承担其后果,都要付出犯罪的成本。

    杀人偿命,就是杀人者理应付出的罪恶成本。

    杀人者没有偿命,而是逍遥法外,便会继续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获得理应付出的杀人成本。

    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

    二战后,德国政府不断提醒国民:“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洗刷不掉我们的罪恶,却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

   日本呢?

   假如日本战败后像纳粹德国一样,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战败成本,那么,其结果又会怎样?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反思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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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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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选《与魔鬼博弈》        

        看日本如何篡改历史

    就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201411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美国在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对“慰安妇”被强迫充当战时军妓的内容,描述不恰当,与日本政府立场不一致,是对事实的误解。并声称,日本外务省通过纽约驻美总领事馆,要求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做出修改。

    该出版商公关部副部长丹尼尔·西格尔,于1120日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开坚定立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出版社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

      日本政府又派人找到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要求其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却遭到赫伯特教授的严厉拒绝。

    当中央电视台驻美记者前去采访赫伯特教授时,只见赫伯特教授对日本的做法,很是不屑,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给予了严厉拒绝。

      此刻,我面前就摆着一部中国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出版的日本侵华罪证档案《铁证如山》。这部书中的资料,不是哪个人的证言,而是日军自己留下的罪证——战败溃逃时,没来得及彻底销毁所遗留的档案资料,上面还残留着焚烧的痕迹。因年代久远,档案是残缺的,但内容却是真实的。

     关于“慰安妇”一事,日军档案中有着详细记载,并以表格形式清晰记载着慰安妇的人数、屯兵数,慰安妇每人所应对的士兵人数。

    在此仅举一份档案为例:

       1938228日,中国芜湖慰安妇人数109人,其中日本人48名、朝鲜人36名、中国人25名;丹阳慰安妇6人,每人应对士兵267名,因人员不够,在当地招募慰安妇;常州慰安妇46人,人均应对士兵140人;金坛慰安妇9名,人均应对士兵133人;镇江慰安妇109名,人均应对士兵137人;南京141人,人均应对士兵178人。

    这份详细的数据记录,是出自日军自己的档案。

       这让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如何泯灭一位教授的良知,去奉迎一个国家罪恶的谎言?

      日本篡改历史,并非始于今天。日本篡改历史教课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1965年,一位52岁的老教授,走上东京法庭,状告日本政府在审定他撰写的《新日本史》著作中“违反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十年来,日本政府多次警告他,责令他必须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奸淫行为,将日军731部队对人体进行试验等内容全部删掉,并下令禁止使用此书。这给他精神造成了巨大痛苦,他因此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损失!

      他就是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日本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教育法学家。早在1952年,家永三郎撰写了一部《新日本史》,并在高中教科书中被广泛采用。1955年,他却遭到文部省警告,文部省阻止他出版该书。19575月,他的《新日本史》第三版,被文部省评为不合格。1963年,他的第五版《新日本史》,再次被评为不合格。19656月,他忍无可忍,走进了法院,从此开始了长达32年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

    法院一再判他败诉。家永三郎不服,屡诉屡败,屡败屡诉。

       1974年,他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名就叫《审定不合格日本史》。

    在法庭上,他以日本弥足珍贵的微弱声音,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我想着自己的良心,祖先的土地被焚毁,我站在那儿,就是有罪!……我现在不过一介布衣,尽管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希望弥补我过去一味驯顺,从不抵制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提出自己的这项罪责的原因。

     在纳粹德国和它的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许多德国人反对了,还为此丧了命。在日本,几乎没有人反对过。我们是一个只知尊奉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这场官司我们赢了,还是输了,而是我们决心战斗了!

 他在接受英国作家布衣采访时说:

       教室成了背信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在践踏我们自己的原则。以国家宣传代替历史教学,我没能顶住,为此感到万分羞愧。

       1970年,法官终于判家永三郎的官司赢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右翼极端分子疯狂的报复,他们向本案法官、辩护律师,向家永三郎家人发出威胁,警告他们当心脑袋!而且,暴徒们包围家永三郎的住宅,日夜骚扰,喊口号,敲洋铁锅,令全家人无法睡觉。

    更为可悲的是,文部省提出上诉,东京法院又判家永三郎败诉。

       19978月,这天,已经84岁的老学者拖着仅有38公斤的羸弱之躯,缓缓地走进了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前来倾听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宣判,最高法院的终审认定文部省所做出的删掉“南京大屠杀”、“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四处审定意见违法,责令国家赔偿40万日元。

    这份迟到的判决,历经32个春秋,十次判决,最终以家永三郎部分胜诉而告终。

      20021129日,这位坚守历史真相,同日本政府斗争了40多年的历史学家,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89岁。

    一位作家说:“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勇气,而在于他坚持了正义。”

    但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份判决来得太迟、太缺少法律的威力了。因为日本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篡改!

       1982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就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

    把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而发动的甲午战争,篡改为“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把日军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出华北”;把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居然颠倒是非,说成“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英国作家布衣在其所著《罪孽报应》一书中写道:“发生在1982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按照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侵略中国’这一措辞改为‘进入’中国,至于原先提到的南京大屠杀,则完全删掉了。”

    日本通过修改教科书,企图篡改历史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于1982826日,就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表示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

    我不禁在想,这是我们发现的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内容,可是,没有被发现的历史书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侵略历史被日本歪曲了?篡改了?

      就在这次我赴德国海德堡采访期间,中国留学生李晓璇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海德堡大学,一名日语系的德国学生,问李晓璇,中国的七七事变是谁挑起的?

    李晓璇说:“当然是日本挑起的!”

    这名德国学生却理直气壮,以完全不屑的口气说:“我不相信你说的!我看到的历史资料是你们中国人挑起的!你们中国应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负责,你们中国才是历史的罪人!”

    “不!日本才是历史的罪人!”

    “那是你们中国自己宣传的!”

    “不对!你所听的都是日本所宣传的!”

    “我学的是日本学,难道还要我去听你们中国的宣传吗?”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晓璇气哭了,觉得对方没有起码的是非观,她说:“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进行大屠杀,中国人死伤3000多万……”

    对方却说:“死的不仅是中国人,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广岛和长崎……”

    更为可气的是,持这种观点的绝非一个德国学生,凡是学日本学的德国学生,都持这种观点。

    这使中国留学生非常气愤,却又毫无办法。

    这就是日本谎言所造成的后果!

    居然从德国日本学系的德国学生口中,说出了中国发动七七事变,中国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的话来!

    我不知在世界那么多大学的课程中,日本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多少歪曲?我不知这种严重失实的教科书,应该由谁来追责?

    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教授删掉“慰安妇”内容。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关注日本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否有歪曲历史的问题存在?如果有,是不是应该像日本一样提出质疑,不允许他们信口雌黄,歪曲历史的阴谋得逞!

      与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内容相配合的,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他们对敢于揭露真相、敢于说真话的少数日本人,进行疯狂的围攻与恫吓,甚至诉诸法律。

    侵华日军东史郎,出版了记录日军罪行的《东史郎日记》之后,许多右翼分子对他及其家人进行恐吓,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骂他“罪该万死”!

    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对采访了120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和102名侵华日军原士兵,出版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右翼势力更是极尽威胁与恫吓,对她百般攻击与诋毁,说她是“扯谎、骗子”,甚至扬言,对松冈环及开口出示证言的侵华日军,实施报复!

       2015126日,媒体报道,由日本右翼分子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牵头,日本国内外8749人联名,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诉状,提起诉讼,指控《朝日新闻》有关“慰安妇”的报道,“损害日本国际信誉,伤害国民名誉”,并要求《朝日新闻》赔偿原告每人一万日元慰问金,并登报谢罪。

    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人所共知,他们却如此掩耳盗铃。

在日本,尽管有少数正义人士在揭示历史真相,但是,这些人大多是草根阶层,不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而极右势力却长期主宰着日本政坛,而且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在不断蔓延……

       王泰平先生在其所著《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在谈到日本的国民性时,这样写道:

       任何一种国民性的铸就都离不开它本国的历史,离不开它特定的政治制度。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控制着那个时代的德国民众的思想的罪恶帝国。同样,日本帝国也是建筑在法西斯精神上的罪恶帝国,把日本民众变成了狂热、盲信、一味跟从权力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而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这种国民性决定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当掌权者决策错误,而一意孤行时,则服从强权,盲信权威,不仅不违抗,而且,往往变本加厉,由“集团主义”演化为极端狭隘的、排外的、极具危险的民族主义。

于是,在黑暗的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国内便出现了“军国热”,每当大本营发表在海外攻城略地的捷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被驱赶上战场,宁做肉弹,宁为落樱,不成功,便切腹,以表忠君爱国之诚;干了残忍之事,只觉得是服从国家,应该应分,并没有罪恶感;有人有了罪恶感,是觉得自己有罪,而不觉得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不好。

       写到这里,我想起纳粹德国,密谋杀害希特勒的东线军官首领海宁·冯·特莱特斯科夫将军,在自杀前,与他副官施拉伦勃道夫诀别时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

    在德国,这样清醒而有正义感的将军不在少数。

    但在日本,却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高官,相反,翻开日本二战后的历史,却看到另外一种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上层,尤其是日本首相的政治导向引起的——

       1953年,全日本超过1500万人签名,要求释放战犯。当时,联邦德国政府驻日本大使馆致波恩联邦法政部急件说:“日本人至今怀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战争罪行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来就不具现实性,因为判决是由胜利者以复仇的姿态单方面做出的。日本战争罪行不是有意识的犯罪,因为那些人将他们的行为只看成战争行动,属于爱国主义举措!”

       1953年,日本推出电影《太平洋之鹰》,极力吹捧偷袭珍珠港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啊,海军》;

        1973年,铃木明在文艺春秋社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4年,被东京军事法庭送上断头台的松井石根大将的近侍田中正明,在日本教文社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是在给日本抹黑,用谎言抹黑!”

         1990年,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公开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1994年,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发表同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言论。

         1995年,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检讨委员会”,在展转社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同样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20001月,在日本大阪设立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以“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为主题的反中国集会,主办者是一个“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会”的团体……

       201546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2016年日本中学生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将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都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并将南京大屠杀,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在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的“村山谈话”表述前,加上一句“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国家间的赔偿等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以上这些,只是我查到的,没查到的呢?

    朋友,当你看到这些弥天大谎,看到这些闭着眼说瞎话的欺世之谈,不知你有怎样的感想?而我作为一名作家,却觉得我的文字太拙,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些用谎言来美化罪恶的人。当一个民族采取掩耳盗铃的谎言,集体“健忘”罪恶,抹杀历史,那么,这个民族除了维护其脸面之外,还抱有怎样的目的?

    这才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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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博弈》选载

       德国与日本:

                对战争罪行完全不同的态度

    二战结束后,欧洲从未停止过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更没有让战犯登上德国政坛的先例。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安倍晋三,自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岸信介是他的外公,一个早期侵华急先锋。

    岸信介于1936年入侵中国,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鲇川义介,被称为“满洲五人帮”。岸信介因其生活放荡、荒淫无度,被称为“满洲之妖”。

    这“满洲五人帮”,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星野直树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后出狱;松冈洋右与鲇川义介,都是掠夺中国资源的罪魁;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由于美国转向扶植日本,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的第二天,19481124日,岸信介等一批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岸信介,这名甲级战犯,1956年担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2月,刚上任首相两个月的石桥因病辞职,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代理其职,成为自民党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他上任后,大肆敌视诬蔑中国,极力鼓吹以“自卫权”名义扩充军备;19605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改定”。而且,极力主张在日本建立“满洲国建国之碑”。1960714日,被右翼团体“大化会”成员刺伤,被迫辞职,从而结束了三年半的首相生涯。

     198787日,岸信介病死,日本《朝日新闻》在社论中这样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朝日新闻》这篇社论,对甲级战犯当选首相一事,道出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岸信介所在的自民党岸信介派系的继承者。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小泉、安倍,都是岸信介培养出来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

      在德国,没有一名战犯被奉为英灵,更没有一名战犯入住烈士公墓。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1978年,日本当局将在远东军事法庭判刑的14名甲级战犯,全部移入靖国神社,奉为“英灵”,并以首相带头前去参拜。

    这14名甲级战犯都是什么人?

    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滔天大罪之元凶!

    靖国神社又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它原称“东京招魂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始建于18696月,为明治天皇祭祀在明治维新时期“戊辰之役”,为推翻旧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如今,靖国神社合祀着2466500多名所谓的“英灵”,供有14名二战期间的甲级战犯及上千名乙、丙级战犯的亡灵。每年都有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及右翼政客前去顶礼膜拜,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据点,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培养军国主义精神的朝拜之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

    靖国神社宫司德川康久,在神社内举行“大东亚战争七十年展”的展台上,公开叫嚣:“二战是以我国的自存自卫及建立人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目的的战争!”

    有人说,参拜靖国神社,就如同“有人到希特勒墓前献花”一样。

    因此,每次日本首相前去祭拜罪恶昭著的战犯,都会招致亚洲各受侵略国家的强烈抗议。

    但是,日本首相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照样我行我素,照拜不误。

    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在执政期间参拜过靖国神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首相们还都避开815日这个战败的敏感日子,并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1975815日,三木武夫首相,首开先河,选在815日投降之日前去参拜。之后,历届的日本首相,都在815日这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

    据资料记载,原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岸信介、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都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前去参拜。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两年多,从1983421日至1985815日,十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三次为日本投降日,最后一次为日本投降40周年纪念日。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六年,六次参拜,2006815日那天前去参拜。

    安倍晋三自2006年上任以来,就不仅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了。而是打破了中日双方来之不易的较为友好的环境,日本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决策,不仅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而且令中国人产生无法容忍的愤怒——

    安倍上任以来,挑起钓鱼岛争端,将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作为日本“国有化”的对象;安倍内阁千方百计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宪决议案,向“战争合法化”迈进;多次发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谬论……

    “日本战犯不是罪犯”,其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否认侵华战争之罪行!

    请问:日本战犯不是战犯,谁是战犯?

    而且,安倍亟欲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妄图否认战争罪行,以政府名义支持极右势力公开篡改历史……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是在19958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其主要内容是:

      上次大战结束以后已过去了50年的岁月。现在再次缅怀在那场战争中遇难的国内外许多人时,感慨万端……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动辄忘掉这和平之尊贵与其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悲惨传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并且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目的特别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作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唯一国家,包括追求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等在内,要积极推进国际裁军。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偿还过去的错误,也才能安慰遇难者的灵魂。

      村山富市的讲话,发表于1995年,比德国总理勃兰特在197012月7日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晚25年。

    应该说,村山富市是日本的“勃兰特”。

    但是,日本并不是德国。

    村山富市之后的日本首相,有几人有德国首脑的明智?有德国首脑的胸怀?

      20151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德国总统高克代表德国表示:“不承认奥斯维辛就枉为德国人!”

    而日本政府呢?

    在对待侵华战争问题上,不但不认真反思、忏悔,而且,一直在有计划、有预谋地篡改历史,把自己扮成一个战争的受害者,妄图从史实中抹掉这笔让日本人无颜面对的罪恶!

    这正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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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选《与魔鬼博弈》

 勿忘国耻:

        日本战犯为何没有受到应有审判?

    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的民族。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彻底征服了日本,令其服服帖帖,百依百顺,甚至一味讨好。

    王泰平先生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

    回顾日本外交史,日本每一次结盟,几乎都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二战中,德国在欧洲不可一世,日本又与德国结盟。近代日本的外交实践表明,它的外交一直具有功利主义、投机取巧和攀附强者的特点。

      不管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还是选择与强国结盟,总之,从投降之日起,日本就完全臣服于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了。

      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证明:

      1945818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一项重要决策:建立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慰安设施”——称其为“战后处理的国家紧急措施之一”。

       818日当天,内务省桥本政美警保局长,立刻向各府县下达募集妇女的指标。各地警察署长四处奔波,寻找“为了国家而卖淫”的女人。

       830日,日本抢在第一批美国盟军到来之前,募集了1360名慰安妇,并在美军必经之路上,开设起第一家慰安所小町园……

    此刻,距离投降仅仅三天,距离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令32万日本民众伤亡不过21天,日本政府就将日本女人主动献给了美国大兵。

     而且,慰安妇很快由两万增到五万,甚至更多。

     为此,在日本留下了一批永远也不知父亲是谁的混血儿。

     为了取悦征服者,连女人都奉献出去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1945927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天皇裕仁身穿燕尾大礼服、条纹裤子,郑重地来拜见麦克阿瑟。

     拜见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已经沦为四流国家,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显然,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失误了。

    在麦克阿瑟将军驻日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裕仁天皇先后11次前去拜见,并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麦克阿瑟不但不同意追究裕仁天皇的罪责,而且决定让裕仁继续当天皇。

      麦克阿瑟进驻日本之后,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改革举措,主要是使日本非军事化,包括:遣散军事人员、销毁军事设备、粉碎军事工业体系、清洗国家机关和重要工业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审判战犯、废除神道,以及对日本警察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等诸多内容。

    并在盟军的监督下,为日本制立了一部新宪法,称其为《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第9款规定:日本人永远放弃参加任何战争的权利与机会。为此,永不维持任何陆地、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潜在能力。

    这项条款彻底否定了日本的军备与战争权。

    对盟军所提出的一切,日本政府唯命是从,百依百顺,从无反抗。麦克阿瑟对此很满意。

    但是,世界政坛,风云多变。

    美国政府忽然转变了战略思想,导致一系列问题全出来了,从而留下诸多至今都无法化解的后患。

 []

     事情就发生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关键时刻……

       19461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来审判日本战犯。但实质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就在19481月,正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紧张地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时刻,一项主宰着国际法庭倾向,掌控着众多日本战犯命运的决策,正在美国五角大楼里紧张地谋划着……

    美国陆军司令肯尼斯·罗亚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提出:“要把今后的日本,变成亚洲阻挡共产主义侵入的防波堤!把日本变成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有用的国家!为此,要放松迄今严厉的对日占领政策,把日本培育成一个‘更健全的自由国家’!”

     这番讲演受到白宫首脑的高度赞赏,迅速变成了美国政府至今仍在延用的一项重大决策。

     于是,19482月末,一个名叫乔治·凯南的美国特使,从华盛顿专程飞到东京,并于 31日、5日、21日,一连三次面见盟军全权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他转达美国政府的最新指令:要求麦克阿瑟,立刻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并提出四项具体要求:

 一、不再扩大改革和整肃范围;

二、不再清算日本所犯的罪恶,尽早结束远东军事法庭等机构对战犯的审判;

三、把发展日本经济、贸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搞改革,以消除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

四、着眼于日本独立,准备与日本媾和,强化警察力量,确保美军在冲绳、横须贺的军事基地,尽量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权限让位于日本政府。

      听到这番指令,年过花甲、深受杜鲁门总统赏识的麦克阿瑟将军,大为恼火,他与白宫派来的特使发生了激烈争吵,坚决不肯接受特使的指令!

    麦克阿瑟认为,他在日本所实施的政策是: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而现在提出的新政策,却完全违背了以往的允诺。

    他说:这四条决策与美国在国际上的承诺大相径庭!美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在受降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都明确表示:“要把日本变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和平国家”,如果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必然会招致亚洲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恶化。有损于美国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威信。再说,重新武装军队,需要大量资金,这将给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阿瑟将军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一贯赏识他的杜鲁门总统的极度厌恶。

     194810月,一份以“总统令”下发的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传到麦克阿瑟将军手里……

    总统令具有法律效力,五星上将百般不情愿,也只好乖乖地听命了。

    于是,一切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受到极大影响的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

      194811月,东京大审判的最后时刻……

    据参加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回忆,当时,各国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执己见。而且,支持判处死刑的法官并不占多数,庭长最后以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问题。

    梅汝璈法官担心罪大恶极的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投票之前,他要求向全体法官做最后的陈述。

这位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唯一一名中国法官,带着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带着中国人民严惩罪犯的重托,向国际军事法庭,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呐喊!他说:

      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庭长考虑我的这一最后请求!

      梅汝璈,当时44岁,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要职。

    他这番“以死相胁”的最后陈述,令在座的法官们深感震惊。

    人所共知,法官是理性与公正的象征。但是,当公正被某种阴谋所操纵,当正义得不到伸张之时,“以死相胁”的决绝呐喊,将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投票结果是6∶5,仅以一票之差险胜。

      19481112日,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人绞刑,判处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2名战犯在审判中死亡,1名精神异常。

    至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从194653日开始,至194811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19481223日,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

    可是,就在19481224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羁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青木一男等17名甲级战犯,却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全部释放。

       201546日媒体报道:日本西部福冈县一家博物馆对外开放,博物馆展品中有一项罪证最为引人关注,就是1945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对8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证。

      1948311日,30名日本战犯因涉嫌活体解剖、非法切除人体内脏、食用美军战俘内脏等罪名,在横滨军事法庭受审。据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30名战犯23人被定罪,5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终身监禁,14人被判刑较轻。可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媾和,19509月,全部战犯都被减免了刑罚,判死刑者无一执行。

    有人说:“东京审判只是一种象征罢了,是美国人在安抚包括受害中国人和其他受害亚洲人的象征。”

    的确如此,只是一种象征。

    在美国的操纵下,余下的数十名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之外,同盟国在南京、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共设立了49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共审判战犯5730人,被判刑者4429人,其中991人被判处死刑。

     据记载,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有称2357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有称145人,其中4名台湾籍战犯以汉奸罪判处),遣返回日933名,引渡出国27名,其余1100多人押进战犯管理所。

     除此,1950719日,从苏联远东押到中国969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6月,中国对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1062名战犯进行处理,1017人免于起诉,被释放回国,4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样一个审判战犯的数据,与盟军在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数据相比,有着怎样的距离?

    据称,盟军在欧洲各地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共8万多人。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数远远高于亚洲。在亚洲军事法庭所审判的日本战犯,仅为5700人,不到欧洲的十分之一。

      5700人与8万人相比,什么概念?

    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许多本该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成为日本上层的重要人物、教授,甚至首相。

    首先,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没有受到审判。

    战后,亚洲各国人民,以及英国、苏联和美国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要求日本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

      194619日,澳大利亚向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64人的战犯名单。

    但是,麦克阿瑟不同意,理由是:审判天皇对美国不利,会在日本引起骚乱和暴动。麦克阿瑟不仅决意在法律上免除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责,而且,决意免除天皇对那场战争在道义上的责任。这不能排除是裕仁天皇多次拜访麦克阿瑟的结果。

    让我们回头看看吧。

    德、日、意三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墨索里尼与情妇被游击队吊死在街头;唯有日本天皇裕仁毫发无损,继续稳坐他的天皇交椅。

    人所共知,天皇是日本三军的统帅,战争号令是天皇发出的,“终战诏书”的投降令,是天皇宣读的。而且,裕仁天皇为了消灭中国,将皇族家庭的重要人员几乎全部派到中国,指挥日军进攻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他们分别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昭和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明治天皇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及高松宫宣仁亲王、贺阳宫恒宪王、梨本宫守正王、竹田宫恒德王、伏见若宫、闲院若宫等十人。

     在战争中,士兵们高喊着为天皇圣战的口号,誓死为天皇流血、卖命、孝忠,甚至剖腹自杀!

     战败了,却丝毫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而且,不许对天皇发出任何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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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与魔鬼博弈》

对日本,有太多的话要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不”了!

    在德国的采访结束了。

     但是,对战争罪恶的追问并没有结束。

     德国,承认罪恶,向亡灵谢罪,积极赔偿……

     那么日本呢?

      极力抹杀战争罪孽,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对揭露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百般谴责与恫吓……

   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结束70年了。一个战败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回溯那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战争,不能停留在揭露其战争罪恶及歪曲历史的层面上,而是要探究其形成现状的历史根源。


[]

    对日本,我从未停止过关注,并不是为了创作,更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一切。

    我相信老一辈人都是如此。

    一个民族对那场几乎灭绝种族的侵略如果健忘的话,那就太悲哀了。

    我知道,我对日本的认识感性多于理性。我知道,要写日本,绝非靠几句激越的情感宣泄,靠恶补几本有关日本方面的书所能完成的,更不是跑日本采访一趟就能奏效的。如果我像在德国那样,向日本人提出那么尖锐的问题,说不定会遭到围攻的。

所以,我必须冷静地倾听对日本有深刻研究者的见解。

    于是,回国后,我千呼万唤寻找一位朋友——

    王泰平先生,出生于辽宁丹东,曾就读于外交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世界知识》杂志副主编、《世界博览》主编等职;曾出任中国驻日本札幌、福冈、大阪总领事(大使级),外交部大使等要职,退休后,仍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而且是一位作家,外交笔会理事,对日本有着深刻研究,对中日关系更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与王泰平先生相识多年,是要好的朋友,后来他赴日本任职,就断了联系。通过朋友,很快就联系上了。

      一个晚秋的上午,我怀着好友重逢的喜悦,匆匆来到王泰平先生在北京的住所,夫妻俩得知我的到来,早早就跑到门口来迎接我,而且,几天前就订好了午餐的餐厅。

   多年不见,老友重逢,格外欣喜,一杯热茶,便开始了一上午的长谈。

     年过七旬的王泰平先生,长相出众,性格沉稳,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

     他把他对日本一生的研究与认识,毫无保留地讲给我听。他夫人则忙里忙外,给我翻找资料,把所有与日本有关的资料全部捧到我面前,让我带着。

    临分手,王泰平先生以外交官的政治敏感,叮嘱我:“写日本,你要注意军国主义的特征,他们对内实施法西斯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另外,你要注意,我们只是要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批判。”

     谢谢您,我的朋友!我明白王先生话语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含义。

     就这样,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带着王泰平先生毕生研究日本所著的《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等一批珍贵资料,带着对王泰平夫妇的感激之情,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便一头钻进资料堆里。

    数天之后,我坐到了电脑前,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

    对日本,我有太多的话要说。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得太久太久了,它渴望着喷发。

    我一再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过于感性,只有理性才能深刻,才能客观。可我手中的键盘却常常不听从我的指挥,渴望喷发的激情常常烧焦我的理性,让我的文字变得不再是文字,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带刺的棍棒,敲击着人们有意或无意健忘的神经……

    说来,中日关系曾经友好过,更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

    且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送道,圆寂于76356日,日本为他在奈良所建的唐招提寺,仍向世人彰显着昔日的友好黄花。

    曾几何时,中国曾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向日本取经,并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得到日本的支持。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一年还去日本,发表演讲,大声呼吁,希望日本就“当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的干城”一事表明态度,希望日本能站在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边,而不要成为亚洲的侵略与压迫者!

    但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对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急切地向日本学习,渴望得到日本帮助的心情,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天真烂漫的依赖心情,与后来的历史发展相对照,简直不可思议。”

    的确,中国这头昏睡的睡狮,从未真正认清那位张口善邻、闭口友好、见人必鞠躬的邻居。

 

[]

    历史是最好的抹布,能擦亮人们被尘埃遮挡的眼睛。

    其实早在400年前,日本上层就萌生了最早的大陆政策思想,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开始,就产生了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治国道路,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转身。统治阶级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渐渐地,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道德标准,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政府强化全民习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纮一宇”,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其野心就是称霸世界。

    一百多年来,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

    1887年,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进而将这种国策转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以攻占台湾、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最后征服亚洲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1874年,日本出兵打台湾,侵占了中国附属国琉球,将其改为冲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且出兵人数最多,22000人。清廷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中分得赔款白银3479.31万两。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才被迫停止支付这笔永远还不完的巨额赔款。日本则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没有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1915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卖国贼袁世凯,秘密签订丧失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1927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件,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918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9377月,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灭掉中国!

    中国人民从19319月,一直奋战到19458月,不是8年,而是14年,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胜利。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胡平先生在其《100个理由》著作中,这样写道: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他在书中,将日本与中国的状况作了详细比较: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中国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2.51亿元,约合4.17亿美元。中国的铁路总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不仅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相差甚远,就连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都不如。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汽车却比中国多一倍以上,公路是中国的8倍以上。

    在军事装备上,中国与日本相差更悬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才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有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只能生产步枪和机枪,所有的重型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全部依赖进口。

    日本原计划三个月灭掉中国,却足足打了八年。

      八年战争,日本早已国力耗尽,民不聊生,成了强弩之末。且不谈其兵力消耗,十几岁的孩子都被赶到前线充当炮灰去了,且看看日本国民的生存现状,粮食配给,每人每天约6两,而且是大豆、面粉、白薯,填不饱肚子,只能用豆饼、橡子面、花生壳充饥,蚯蚓、蝗虫、老鼠、蜗牛、蛇、青蛙,都成了佳肴。到处都充满了饥饿,充满了面黄肌瘦、比战前更加矮小的孩子。

    中国就是在这种国力、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场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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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您好!
看到您给我留的长长留言,很感动,您是一位有思想的人,善良而正义,关于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的态度,我在《与魔鬼博弈》一书中,曾做以冷静而认真的采访和论述,日本与德国都是二战中人类的罪人,战后二者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罪恶,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的战败成本太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无论是战争赔款还是战俘的审判,都不像德国那样受到高额的战败成本惩罚,所以至今毫无悔意。中国人太善良,也太健忘,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强大就要被欺负,被瓜分。这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血的教训!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给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对“熊猫”

前些年有一位中国小朋友是非分明,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极其不满、十分仇恨、……;对“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十分崇敬,他给“给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对“熊猫””。喻意凶残的古代食肉类动物改变了食性,不在以掠夺为生。

可是当今的中国人却“好了伤疤忘了痛”,到德国旅游,在希特勒老国会行纳粹礼。还是德国国民出来制止。真为中国游客错误的价值观感到羞耻。

附网络作者的博文:

给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对“熊猫”(2015-10-29 14:57:48)[编辑][删除]转载▼

标签: 中国 默克尔 和平 俟民 熊猫 

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善的国家,世界史上的五个航海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这四个都称霸,掠夺财富,建殖民地,……,唯有中国郑和下西洋,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团队,却不去掠夺称霸,……。

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及与缅甸、印度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入联合国宪章,以及后来的两弹一星的研究成功,使得世界格局发生变化,70年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中国周恩来总理对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即使是食物链的高端的大狗熊,来到中国四川横断山脉,也“改邪归正”,不欺负弱小,克服自己消化系统的弱项,而改食植物——竹子。成为现今中国的国宝——熊猫。中国人把熊猫视为国宝,也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象征。

2013年我的一位小学生——俟民(他是人民的儿子,用此“民”),他热爱和平,他画了两对大熊猫,准备送给人类损失最大的一次战争的两个战败国:欧洲战场的“德国”和亚洲战场的“日本”。

由于德国痛后思过,向全世界谢罪,他先把第一对“大熊猫”给默克尔总理;而另一对大熊猫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等日本也思过在转交给日本的思过首相,(当然俟民还没预测出这位日本首相是谁)。

俟民的想法是:1熊猫能从弱肉强食的食物链高端痛改前非,也希望有千余年掠夺史(从日本倭寇史到甲午战争、东北918、北京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民族改邪归正。掠夺他国虽然是强国的一条捷径,但这样人类的总资源却数万倍的流失。对自己民族的名声也不好。

日本民族应该把获取财富的方式改为向大自然挑战,这样可以增加全人类的财富总值。

2、画两对大熊猫,每国一对(一雌一雄),寓意它们可以繁殖,为世界和平永远传下去。

俟民小朋友的这个愿望能否实现,望网友们代劳,先画一对趁这次默克尔来华,能交给她,另一对请默克尔转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他一定高兴。

拜托网友,拜托爱好和平的中国网民。……:看见此文麻烦转发、代画、代交、……人类的和平一定会实现。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7-08-13 14:40:04)转载▼    标签: 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与魔鬼博弈》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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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0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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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择选《与魔鬼博弈》

                      采访中国驻德大使

                       ——德国为什么认罪?







    这天上午,我请中国驻德使馆文化处李文小姐驱车一个多小时,带着我和润乔,来到柏林郊外一处树木参天、绿草如茵的墓园。

    在一片幽静的矮树丛中,我们找到了勃兰特的墓碑,与其他墓碑没什么两样,一圈矮树丛围着一座半圆形的粗糙石碑,石碑上用德文刻着勃兰特的名字。

    一位国家总理,静静地长眠于此。

    我来到墓碑前,向这位昔日德国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不为别的,只为了他的真诚认罪,向犹太人认罪,也是向全世界被法西斯伤害的人民认罪……

他的认罪,使我对这个民族心生敬意。

    一个敢于承认历史罪恶的民族,才是让人尊敬的民族。

 

    我请李文小姐帮我查询,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凯特尔这些纳粹战犯,在德国留没留下墓地?有没有人前去祭拜?

    李文告诉我,这些战犯没有留下墓地,更不可能有人前去祭拜。

    在德国,纳粹分子早已令人深恶痛绝。即使有少数新纳粹分子偶尔上街游行,喊几句纳粹口号,也立刻会遭到警察的制止。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更何况是祭拜纳粹法西斯头子了。

    这使我想到日本——

    使我想到供奉在东京靖国神社里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送上绞刑架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人,他们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供日本国民祭拜。而带头前来参拜人类罪人的,则是日本首相小泉、安倍等人及其幕僚。

     自从来到德国,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为什么在认罪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德国为什么能如此积极而又勇敢地面对历史,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个性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我在想,战败的德国,面对满目疮痍、庞大战争赔款的现状,面对全世界人民的谴责,面对自身艰难的生存状况,曾经历了怎样浴火重生的痛苦?曾经历过怎样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我想有些东西,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于是,在李文小姐的安排下,我带着诸多不解的问题,带润乔走进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大使馆古色古香、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使会客厅里,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史明德大使,1954年出生,中等身材,有一双睿智而聪慧的眼睛,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优秀外交官的成熟与沉稳,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听完我的提问,他爽朗地笑道:“作家同志,你找我找对了。”

    他说,他学德语50年,研究德国42年,1972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与德国人打了25年交道,亲眼目睹了德国的变迁,很多有关中、德之间的事情,他都参与处理过,可谓真正的德国通。有关拉贝日记、拉贝墓碑等事宜,都是他当参赞时处理的。

    于是,一杯清茶,便开始了史明德大使颇具高见的一番长谈……

    一个半小时之后,采访结束了。

    我紧握大使的手,一再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德国。

    当我带着巨大收获走出使馆大门时,小润乔附在我耳边悄声道:“姥姥,这位大使可真厉害呀!什么都知道,太厉害了!”

    的确很厉害。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大使的一番长谈,使我解开了心中困惑许久的问题……

 

[]

    现在,让我沉下心来,静静地叙述史明德大使所阐释的那段历史吧。

    德国战败以后,它被苏、美、英、法四国像切西瓜似的“分成”了几瓣。东德由苏联占领,西德由美、英、法三国占领。柏林则由四个国家共同管辖,德国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权。

    而日本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占领。冷战以后,美国用日本来制衡红色中国,尤其用来制衡苏联,利用日本来构筑一条对付共产党的堤坝。日本则进一步成了美国的工具。

    在德国,一直坚持着非纳粹化运动。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除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8名日本战犯,7人被绞刑之外,国体没变,天皇制没变,政权没动,政府官员没动,国土保留完整。

尤其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向各个战胜国赔款数额巨大,至今仍在继续赔偿着。日本则完全不同,其赔款数额,只是德国战争赔款数额的1%。我不知这个比例数据是否准确。

    对德国人民来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外来国家干涉的压力;大笔战争赔偿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就像几座大山,压得德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战败后的德国,就像一座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火山,沉默而压抑。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如今又面临着同样的经历。

    当历史走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德国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他们不愿在这种压抑下生活。

    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起来闹学潮,上街游行,发表演说,要求德国反思历史,展开全民族大讨论,清算老一代罪行,追究战争罪责,追究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责!由青年人掀起的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促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知识界的学者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强烈要求全民族要对战争问责,呼吁政府进行反思,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为德国人自己松绑!

    正因如此,所以才发生了197012月7日,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当记者采访勃兰特下跪一事时,他说的一番话,尤其令人深思:“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从没有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过程,更没有进行过全民族的大反思。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从未让日本人民真正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侵犯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日本民众一直在被蒙蔽、被欺骗当中,以为当年日本进行的战争就是为天皇圣战,为帝国自卫。

    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其出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他们。”

在日本,有少数清醒者站出来讲真话,就会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恫吓,甚者遭到法律制裁。直到今天,战争结束70年了,日本政府仍向国内、向全世界隐瞒着其历史的罪恶。

    还有一点,德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不同,日本是岛国。而德国是大陆国家,与九个国家相邻,如果不承认历史罪恶,走不出国门,无法与外界接触。现实迫使德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认罪,才能与邻国友好相处,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正因为如此,德国在反思与忏悔中,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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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与魔鬼博弈》

       德国——敢于承认罪恶、勇于担当的国家


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一天傍晚,我和润乔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着马路上不断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着大街两旁清晰可辨的新旧楼房,哪座楼是战前建的,哪座楼是战后新建的,泾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桥上,见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靠在桥栏上,眯缝着老花眼在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象。我让润乔上前搭讪,跟老者聊聊,听听老者对纳粹的罪行持什么态度。

润乔有些胆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绝。

    但是,当润乔微笑着上前用英语打招呼,指着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故作好奇地问道:“先生您好!打扰一下,请问那座楼,为什么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呀?”

没想到,老人热情地回答了她,而且丝毫不回避历史问题。

    他说,那是当年盟军解放柏林时炸的,柏林有不少这样的建筑。他说,盟军不仅解放了欧洲,也解放了德国。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是饥饿。纳粹给德国带来的是毁灭。他说为了消灭纳粹分子,战后70年来,德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

老人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好像通过诉说在洗刷着什么。

    这使我想起在德国拿骚采访时,三位老先生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纳粹的罪行。

    德国人对待纳粹的历史罪行丝毫不回避,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说,德国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清算,从未停止过。

    在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时成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按照国际法准则,主动配合各个战胜国,追究二战中各类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8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又有三名纳粹分子被捕,年龄最长者,已经94岁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汉堡的街头,出现了2000多张海报,上面用德文写着:“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而且,德国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写进了各类历史教材,教育学生公开批判,把纳粹德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份耻辱。德国学校还义务组织学生去纳粹集中营参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并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忏悔。

 

    这种忏悔与耻辱感,在纳粹分子后代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赖纳·胡斯得知其祖父鲁道夫·胡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痛苦万分,甚至想自杀,替祖父赎罪成为他活下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撰文:“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赖纳45岁时,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别墅,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疯狂!疯狂!”“他们用别人的血汗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她和兄弟都做了绝育手术,为了避免再生出“另一个恶魔”。她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曾数次离家出走。20多岁,曾三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后来移居美国。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但是,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在德国,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纳粹后代自杀,有的写书,他们知耻而忏悔。

 

    在德国,对法西斯的罪恶,并非停留在忏悔与反思的道德层面上,而是写进了法律,用法律来制止纳粹行为的发生。

    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五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4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的,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据报道,一名德国游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议员在8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了感言,便上前质问议员:“如果你在德国,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将会被逮捕,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这位德国游客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围攻和盘问。

 

    大量的资料告诉我,德国人是认罪的。

    他们怀着真诚的忏悔,勇敢地面对历史,向欧洲人民认罪,向所有被害国人民认罪,向世界公开宣布:永远不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1970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雪后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双腿弯曲,跪下,向死难者发出灵魂深处的忏悔:“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在“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

    当时,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

    一位总理跪下去,一个民族却“站”了起来!

    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使他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向波兰人民俯首认罪:“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

    2004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德国人不会回避历史,诺曼底登陆不但解放了法国,也将德国从纳粹暴政中解救了出来!”

    施罗德说:“由于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德国才得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

    就在20153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她在“朝日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称:“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还引用了已故德国前总统魏次泽克的经典名句:“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不仅在道义上真诚忏悔,而且在经济上积极主动地支付战争赔偿。

    19452月,英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的会议上,提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应给予盟国战争赔偿,规定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战胜国家。

    据德国财政部公布,截至1993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总额已达904亿9300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2月以后,还须按计划支付317亿7200万马克,一直偿还到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二战期间的战争赔款总额为1222亿6500万马克。

在对待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很是积极。

    1951927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曾在议会上郑重提出: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进行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的义务!

    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篇文章,称:

    1999年,德国决定从三方面继续做好对二战中战胜国的赔偿:战争赔款约1000亿马克;给纳粹受害者的个人赔偿约1020亿马克;德国企业的赔偿额约为7550亿马克。

    文章称:“在平民受害的战争赔偿方面,联邦德国政府主动依照国际法原则,于1957年分别制定了专门对民间个人战争受害者实施赔偿的《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明确地向世界各国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公开提出要对世界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给予经济补偿。并提出凡世界各国受纳粹德国迫害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职业上、经济上损失的,均在补偿范围之内。”

    而且,就在2010103日,德国用92年时间,刚刚赔偿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赔款。

    10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交付了6870万欧元(6.23亿人民币),还完了最后一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的战争赔款。

正因为德国的认真反思、真诚忏悔、积极赔偿,才使德国在世界政坛上,重新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威望,赢得了信誉,使德国重新获得了饱受纳粹德国欺凌的欧洲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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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与魔鬼博弈》章节

  追问历史罪恶——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外景


柏林墙




   我带着诸多不解,带着外孙女张润乔,于20148月走进柏林,走进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

    我想看看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看看德国,是不是在世人面前装装样子,作作秀,以换取受害国人民的宽恕,从而达到重返国际舞台之目的?

却发现,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是真诚的,不是走过场,更不是作秀。

    德国从国家宣传,到国家法律;从国家总统,到普通百姓,在各个方面都制约着德国——必须面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忏悔,否则——

 

    在柏林,有许多警示性的历史纪念遗址。

    这些遗址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镜,永远不要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在柏林维滕堡广场地铁站旁的草坪上,有一块黑底黄字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注有一行行纳粹集中营的名字: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奥斯威辛……

    据说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营,关押了数百万犹太人、战俘及政治犯。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从资料获悉,有五名中国人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并且在那里遇难。

    其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集中营里最大的人间魔窟,始建于1940年,几百万犹太人死于这里,被称为“死亡工厂”。它是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4月下令建造的,距离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因其建于奥斯威辛市而得名,其周围有大小40多个集中营,统称为奥斯威辛集中营。而位于德国柏林郊区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则是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

    在德国,保留着许多集中营的遗址,政府每年花重金维修,供游人免费参观。

     在一个阳光大好的上午,我和润乔去参观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它位于柏林以北30公里的奥拉宁堡小镇,乘火车,换汽车,到达了小镇。小镇上的人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却络绎不绝。

    集中营的面积很大,占地400公顷,下了汽车,沿着高墙,走了很长一段陈旧的柏油路,才来到集中营的大铁门前。铁门前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监视塔楼,宽敞的院子四周,镶有高墙、电网。几排关押犯人的牢房旁边,耸立着三根一人多高的木桩,木桩顶端拴着铁钩子。据说,许多被关押人员就是被吊在木桩上活活打死的。监舍下面是相通的地下室,地下室残破的灶台,就是杀人解剖的现场。正对着大门的远处,有一只高高的焚尸炉大烟囱。焚尸炉旁边,就是处决犯人的刑场和毒气室。

    资料告诉我,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先后关押过22万人,他们来自40多个国家。其中10万多人惨遭纳粹杀害或死于饥饿和疾病。1941年秋,一次就处决了1.2万名苏军战俘。这里是集中营的指挥总部,诸多重大杀人决策,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来参观的人很多,没有一声喧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参观者,都被纳粹的暴行深深地震撼着。

走在这充满冤魂的集中营里,尽管是白天,阳光普照,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阴森森的,好像到处都有冤魂在飘荡,在呐喊,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参观完集中营,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回去的路上,润乔问我:“姥姥,你说都是人,纳粹他们咋这么狠呢?”

    是啊,孩子,这正是姥姥一直在探讨,又探讨不明白的问题——人性之恶。

    润乔又感叹道:“你说那么多犹太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多可怜哪!”

    是的,孩子,那是人类最残酷的一段历史。我拍拍润乔的肩膀,以示安慰。

    润乔在美国刚读大学,年龄小,既单纯,又善良,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这也是我带她来欧洲采访的一个原因,让她多了解一些那段历史。当然,更主要的是让她来给我当翻译。

 

    在柏林,“柏林墙”的遗址很出名,它位于东德与西德的交界处。

    这天下午,我和润乔来到“柏林墙”的遗址前。

    柏林墙始建于1961813日,全长155公里,开始以铁丝网和砖石筑就,后来加固成混凝土墙,增加了瞭望塔等设施。东德政府称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198911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当天晚上,柏林墙在众多民主德国居民的强烈压力下,被迫开放。19906月,民主德国政府决定拆除柏林墙,199010月,分裂41年的东西德宣布统一。

这堵墙,横亘在柏林人民面前28年零91天,它承载着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承载着太多的生离死别及德国人悲惨的记忆。所以,人们称它为哭墙,就像韩、朝的“三八线”一样。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遗址却留着,它在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柏林墙前,我看见一堵墙壁上,留有许多涂鸦似的图画及文字。在画廊展板上,镶着许多当年骨肉分离的照片,以及人们欢呼着冲过推倒柏林墙时的照片。在一座新建起的教堂前,跪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拥抱的黑色雕像,它是推倒柏林墙德国统一的象征。

    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林墙遗址前,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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