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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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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张雅文无论是在小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还是在影视领域里都有佳作问世,精品迭出,这不能不令人惊奇。而她最令人感动、最令人难以忘怀、给我们教益和启迪最深的是,这位仅受过小学五年正式教育的女作家,竟有如此非凡的杰出创造,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思维如潮。命运多舛的人生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刚健苍凉的理性之光...

哈尔滨师范大学吴井泉、王秀臣

封底内容简介:

本期内容包括一个短篇散文《临终前的初恋》,由CLC首席翻译家褚东伟翻译,讲述雅文三姐临终前哀叹未能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的感伤故事;《狗娃》部分为加拿大华人学者、翻译家孔英女士摘译的《生命的呐喊》片段,讲述雅文早年不屈服于命运终于读了几年书的故事;《我生命初始的那棵山楂树》由新加坡资深译者沈淑珍女士翻译,记录了雅文一家早年在偏僻山村生活的苦难、理想与奋斗。《为了心中的敬畏》是加拿大资深译者董文胜翻译的获奖传记小说《与魔鬼博弈》的序言,为了写作该书,雅文曾多次自费赴欧洲采访;在《张雅文的使命:在逆境中奋起》一文中,孔英对张雅文鲁迅文学奖获奖自传《生命的呐喊》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以第一人称单数用叙事诗的方式总结了张雅文的生平。

《中国文学与文化》第八卷

国际统一刊号:ISSN: 2332-4287 国际统一书号:978-154241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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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转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相见不相识的父与子

197945日,清明节。

董健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他应父亲的邀请,携带妻儿一家三口,告别了母亲,历尽周折,怀着一颗火炭般的心奔赴香港,来见父亲。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他没有尝到断魂的滋味,却尝到了当头一瓢冷水的滋味。

到九龙红碪站下车,前来接他们的只有董健妻子的舅妈和姨妈,却不见照片上鹤发童颜的父亲。

“姨妈,我爸怎么没来?”他急忙问道。

“啊,你爸不在香港啊!”

“什么?我爸不在香港,那他在哪?”

“台湾。”

“啊?”董健如梦方醒,原来父亲并不在香港,而是在台湾!以往父亲的来信,都是香港姨妈代转的。

一家三口跟随姨妈来到位于调景岭的家里,一进门电话就响了。

姨妈说:“你爸今天打来十几次电话了,这又是你爸打来的,快来接!”

一听是父亲的电话,董健手中的话筒掉到了地上,再拿起时,却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仔细一看,话筒拿倒了。

“爸爸……”三十年来第一次叫爸爸,没等出口,泪水夺眶而出。

“儿啊!我是爸爸呀!你听见爸爸的声音了吗?”

“……”听见了!听见了!儿子听见爸爸的声音了。

父子俩在电话里却久久哽咽无语,好像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都堵在父子俩的喉咙里了。

好一会儿,董健才问道:“爸,我好想你,你啥时候到香港啊?”

父亲却告诉他,从台湾到香港,港英政府对台湾军政人员的签证卡得很严。他是国大代表,又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香港不会同意给他签证的。

“你不来香港,那我咋办哪?”董健急了。

父亲告诉他,让他们一家三口按难民身份申请来台湾定居。

“什么?让我们去台湾定居?”董健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决定,“那我妈咋办?”外婆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母亲。

父亲让董健慎重考虑之后再做决定。

 

来港第一夜,董健在姨妈家的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他不同意以“难民”身份去台湾,他不是难民,他是来香港投奔父亲的!如果按照难民申请去了台湾,就再也别想回内地了。他舍不得妈妈,也舍不得那么多亲朋好友。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打道回西安,另一条就是留在香港。

当时,香港政策只要持内地通行证,就允许居留,每次批准延期三个月,延够一年,就可以自由出入,在香港住够七年,就算正式香港居民了。

可是,留在香港,谈何容易?

香港寸土寸金。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又患有肝病,孩子只有一岁。一家三口,不可能常住在妻子的姨妈家,尽管姨妈很热情。

香港住房的面积按英尺计算,1平方米等于10.764平方英尺。当时,普通楼房,一平方英尺要价2 000港币,1平方米要卖到2万港币。租一套40平方米住房,月租3 000港币。普通工人的工资,月薪1 0002 000元。西安当时的房租,40平方米月租6元人民币,单位再补助80%,个人只掏2元多。

董健从电话里得知,父亲是台湾的国大代表,月薪折合港币3万多元。而且,父亲在台湾有多处房产。父亲本想卖掉一处房产给董健在香港买房子,可是,台湾妻子坚决不同意,跟他多次大吵。

董建不知该怎么办。

 

董健看到马路边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算命先生,纸上写着收费50港币。

人在走投无路时,常常将未知的命运交给虚无世界,交给神灵。

他想算一命,看看自己到底是啥命:是留在香港的命?还是回内地的命?他从口袋里掏出100港币,向卦摊走去。

妻子肖欣却扑上来,一把夺过钱,厉声道:“董健!你疯了你?你看清楚,这算命不是5元,后边还加一个零呢!你知道咱家就这100元港币!”

的确,100元港币是夫妻俩从内地带来的全部财产,来港一周,吃住在姨妈家,一分钱没舍得花。现在,他却要花50港币去算命,妻子能不火吗?

董健却像着了魔似的,一把夺过百元大钞,高高举起,冲着妻子大吼:“这个命我算定了!这100元咱俩一人一半!我花我这50,不动你那50!”两人在大街上争抢起来。

董健跟妻子自1977年结婚以来,从未争吵过,这是第一次。

肖欣是一位贤惠、美丽的湘妹子。两人都在碑林区再生棉织厂工作,一个是电工,一个是纺织工。肖欣因为与董健恋爱,挨过在西安交通大学当教师的父亲的耳光。肖欣向车间姐妹哭诉挨打的委屈,姐妹们愤怒了,拽着肖欣去找厂长。厂长去找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理论,回来说:“交通大学领导很重视这件事,找肖欣父亲谈话了,不许干涉儿女的婚姻自由,今后不会再发生工人阶级挨打的事件了。”

当时,肖欣哭着对董健说的一番话,令董健终生难忘。

“董健哥,我不嫌你爸是国民党军官。我爱的是你,你爸就是蒋介石我都不嫌。”

此刻,夫妻俩却在香港街头,上演一场争抢百元港钞的闹剧。

一看他俩打架,一岁多的儿子以为父亲在欺负妈妈,抱住父亲的大腿,上去就狠狠地咬了一口,疼得董健“哎哟”一声大叫起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算命先生操着广东普通话,开口道:“你们不要闹了,一看你们一家就是刚从内地过来,钱不多。既然这位先生看得起我,我今天就破例,不收你钱了,免费给你算一次吧。”

这番话令董健十分尴尬,只好就势蹲到相师面前,以躲避路人惊诧的目光。

算命先生问完董健的生辰八字,到港日期,又将董健布满厚茧的大手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之后说:“你是二十九岁半来到香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来香港是你全家转运的开始。记住,一定要顶住,先苦后甜,一过三十你的运就来了,将来你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你太太是你的贤内助,儿子将来必有出息!”

“师傅,您说我是留在香港好,还是回内地好呢?”董健忙问。

“当然是留香港好喽!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呢。你们全家到了香港,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否则,你将后悔终生!”

这番话使董健茅塞顿开。他起身向相师鞠躬,连声道谢:“谢谢!谢谢!”

“不用谢,你的命,天注定!命在天,运在己。命再好,你不努力,运也会错过。要努力,不能懒惰,把握机会,一定会好起来!”

相师这番警世箴言,从此成了董健的座右铭。

 

不久,董健在九龙调景岭西边的绍荣钢铁公司找到一份电工工作,日工资36港币,加班费另算。

这家钢铁厂的打工仔,大多是东南亚的归国华侨,不少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内地偷渡过来的。一个姓黄的翻译离开北京时,跑到天安门广场,对着天安门默默地说:“亲爱的祖国,我因为爱你才从印尼回到你身边。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你怀疑我是海外间谍,是特务,我只好离开你了。但我的心永远爱着你……”这种心声代表了相当一批归侨的心理。

不久,董健在调景岭租到一间12平方米的木房,月租300港币,从姨妈家里搬了出来。一家三口总算有了落脚之地。

 

19798月,父亲和台湾母亲终于从美国转飞香港,来看儿子了。

晚上920分,在香港启德机场,董健一眼认出了鹤发童颜、相貌堂堂的父亲,随同一起来的还有穿戴考究、满脸笑容的台湾妈妈。

三十年的骨肉分离,三十年的相见不相识。

一对从未谋面的父与子,紧紧地拥抱到一起……

天太晚,回不去调景岭的家了,全家只好住进一家宾馆,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衷肠。然而,有些话是不能当着台湾妈妈面说的。

凌晨一点,父亲要洗澡,一定要董健陪他一起洗,还说:“健儿,你都三十岁了,爸没尽到一点为父的责任,就让爸爸给你洗一次澡吧。”

进了澡间,父亲急忙把水龙头扭到最大,哗哗直响,忙问董健:“你妈怎么样?”

“妈刚退休,挺好的。妈让你保重身体,不用挂念她。”

听到这话,父亲手捂面颊,老泪纵横,连声道:“我对不起你妈呀!我有罪呀!我有罪呀!”

“爸,你别这么说,那也不是你的罪过。”

“儿啊!爸愧对你妈,也愧对你们姐弟俩呀!”

哗哗的水声,掩盖了父子俩的哭声,却掩盖不住历史留下的悲剧。

父子俩躲在狭小的洗澡间里,时而抱头痛哭,时而爱抚着对方陌生而血肉相连的脸颊,时而又争抢着给对方搓背。

“儿啊,还是让爸给你搓吧。爸从没给儿子洗过澡,爸心不安哪!今天就让爸弥补一下吧。”父亲边搓澡边给儿子出主意,“明天你看你台湾妈高兴时,你就提出让我给你们在香港买房的事……”

这时,洗澡间的门“咚咚咚”地响了起来,只听台湾妈扯着嗓门喊道:“你们爷儿俩的悄悄话还有没有完?我要上厕所!”

父亲急忙冲儿子耳语:“你台湾妈聪明得很,你对她勤叫点妈,让她高兴。人生就是一场戏,把戏演好,不要演砸,也不要弄僵,弄僵就不好办了。爸真想帮帮你呀,可是……”

董健深知父亲的难处。

父亲是国大代表,是台湾有名望的画家和书法家,曾出版过《罗甸服画集》,封面印有于右任先生的亲笔题字:“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求大功”。内文有何应钦将军的亲笔题词:“服乘益有利世功,寄情翰墨见深衷,指端挥洒极生动,篆马传神艺事工。”有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先生的题词:“孝思不匮”。

罗甸服这位黄埔军校毕业、文武双全的将才,在外面风光无限,但在家里,却主宰不了自己的家室。

不仅是罗老先生,从内地溃败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是如此。

然而,这场戏能演成功吗?

 

第二天,台湾父母来到他们位于调景岭的家。

一进门,看到儿子简陋、狭小、闷热的小木屋,屋里只有一把椅子,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父亲的眼睛顿时湿了。

没等董健开口,姨妈、房主、邻居等人都开口为董健说情,请父母帮董健买套房子,让他们在香港有个落脚之地。调景岭的房子便宜,有一家石头垒的30平方米的房,要价3.8万港币。

一听这话,台湾妈妈的脸顿时沉下来,屋子里一片死寂。

父亲急忙说:“健儿,还不快谢谢你妈!她把台湾的房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你们不去。我看调景岭这套就买了吧,回去就给你们汇钱。快谢谢你妈!”

董健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开口道:“妈,就当我借你三万八千元,将来一定还你。”

台湾妈开口说了一句:“我回去再想办法吧。”

父亲赶紧说:“虎走遍天下都吃肉,狗走遍天下都吃屎。我的儿我知道,有我的血脉,我娃是一只虎,将来肯定错不了!”

听父亲这么说,董健的心里却在哭,可怜父亲,为了儿子真够难为他老人家了。

 

四天后,父母要回台湾了,董健一家三口前来机场送行。

在机场,台湾妈妈避开父亲,对董健说:“我一会儿进关还要买些免税烟酒,身上没零钱了。你把你爸给你的美元先给我拿去用一下。”

前一天,父亲和台湾妈妈在香港华丰国货买东西时,父亲随手将找回的80美元塞进了董健的上衣口袋。听她这么一说,董健只好掏出还没有焐热的80美元递给台湾妈妈,却让父亲看见了。

父亲问董健:“你台湾妈问你要啥?”听完董健的回答,父亲一跺脚,厉声道,“她胡说八道!她身上咋没钱?太不像话了!”

临登机,父亲与董健拥抱时,悄声道:“健儿,不要生气,回台湾,我叫你台湾妈尽快将三万八千元港币给你汇来。”

董健只说了一句“保重”,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盼了三十年,终于盼来了父亲。但此刻,他心中却感到无比的失落,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为了区区80美金,一个堂堂男子汉,却让人家如此耍弄。他不是孩子,他是三十岁的大男人啊!

送走了父亲,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位刚强的西北汉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就在机场大厅外,拥着妻儿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哭天,哭地,哭他自己!

他仰天长叹:香港啊,香港!难道就没有我董健一家三口立足之地吗?不!命在天,运在己!从现在起,我再也不靠任何人的施舍!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去奋斗!我一定要在香港拼出个人样来!我要把含辛茹苦的母亲接来,我要为自己争口气,为我妈争口气,也为内地人争口气!

本来,他对台湾妈妈汇款的事,已不抱任何希望。但是,父亲最后说的一番话,又让他不得不抱有一丝幻想。姨妈也怕那间木屋被别人买走,就借给董健2000元港币,催他快去把订金交上,免得被人买走喽。

当董健交完订金第二天,父亲打来电话却如同晴天霹雳,把董健和妻子一下子击懵了。

父亲说,台湾妈妈回去就变卦了,坚决不同意汇款。他跟她大吵,也丝毫没用。父亲在电话里唉声叹气,并答应给董健寄来1万元港币的私房钱,以解他燃眉之急。

董健赶到卖房的房主家,已是深夜。

他敲开门,进屋就将父亲不能汇款的事全盘端出,末了说道:“对不起,我失约了。你不退我订金我也没话说,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没钱买房了。”说完,扭身就走,他不愿让房主看到他满脸的泪水。

还好,房主总算将2 000元港币订金退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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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现在进行时
回首过去一年,没有虚度,感到欣慰。
       满怀期待,迎接新的一年。
             祝朋友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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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骨肉同胞相残何时休?

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就像一座鹊桥,承载着海峡两岸望眼欲穿的亲人,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奔到这里,与亲人偷偷地团聚,又匆匆地惜别,留下的是流不完的泪水,诉不尽的哀愁和怨恨。

怨谁呢?恨谁呢?

历史上的事情,没人能说得清。

人们只知道人生有限,但愿早日推倒这道“柏林墙”,别再苦苦折磨海峡两岸的亲人了。

血脉相通的一家人,何必相互残杀、相互仇恨呢?

 

一个家庭又折射出一部历史。

19491021日。

一个小生命秉承父母的真爱,在西安市碑林区一个小巷深处呱呱落地了,来到硝烟刚刚散去,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世界。

此刻,不谙世事的小家伙,躺在母亲的怀里,贪婪地吸吮着母亲带有泪水的乳汁,并不知道父母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生死诀别。

黄埔军校毕业的父亲罗甸服,1949年初,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被任命为国民党商洛军区司令。他率领的部队没打过一场胜仗,就被解放军追得连连败退。当他率部从商县撤到汉中时,几千人马只剩下寥寥十几个人了。

一天深夜,人困马乏的官兵躺在一家民宅中酣睡,罗甸服被一阵瘆人的沙沙声突然惊醒,他意识到:又被共军包围了!于是,急忙叫醒官兵,命令勤务兵,将其绑在身上的银元全部拿出来,当场分给大家。

“各位弟兄,我对不起大家!大家各自分头突围吧!望各自保重,平安回家!”这是罗甸服抱拳对手下官兵说出的最后一番话。

然而,只有罗甸服一人突围成功。其他官兵全部成了解放军俘虏,都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了。

逃跑中,罗甸服搭上一辆国民党军车,来到乱哄哄的成都,又接到蒋介石新的委任状,任命他为总统特派战地指挥官,中将军衔,派他立刻飞往松潘指挥督战。

当他乘飞机抵达松潘上空时,却是大雾弥漫,无法降落,上级又命令他继续南飞。

飞机终于降落了,却发现已经到了海南岛。

他给家里来信,得知妻子平安生下一子,他给儿取名“罗琼秦”,即西安与海南岛遥遥相望的纪念。没想到,这是他给儿子留下的最后一点父爱。

但是,儿子并没有叫过这个名字。

大家都叫他“木犊”,直到上学了,母亲才给他起名董健,随母亲姓,希望他像牛犊一样健壮。

在陕西,女人生孩子不知丈夫下落,孩子即为“木生”。孩子属牛,所以大家叫他“木犊”,也算是一种爱称吧。

19504月初的一天清晨,罗甸服跟随国民党官兵来到一艘拥挤的军舰上,遥望着西北方向,默默地向亲人告别:再见了,我的妻儿,等着我,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

然而,归期却成了永远的泡影。

他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被推举为国大代表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52年,他又重新组织了家庭。

对这一切,妻子董涵英一无所知。

 

董涵英,毕业于西安医学院高级助产学校,她像几十万遗留内地的国民党官兵配偶一样,迫于政治压力,不久,就到法院跟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十一岁的她,没有再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董健还有一个姐姐董秦),独守空房,度过了漫漫人生。用她瘦弱的肩膀,支撑着这个四口之家(还有孩子外婆)。

她办起“高级助产士董涵英日夜出外接生”个体经营,后来又调到医院工作。夜里经常要为三四个孕妇接生,回到家里,已经累成了一摊泥。

街邻们常常摸着董健的小脑袋,说:“木犊娃,别淘气!听你妈的话,你妈为了你姐弟俩太不容易了。”

小家伙在别人的同情及怜悯中,渐渐长大。

木犊只听别人叫爸爸,从未见过自己的爸爸。他的“爸爸”只是藏在箱子底下几张发黄的照片,一张是1945年爸爸跟妈妈的结婚照;一张是父亲和母亲抱着姐姐的合影;另一张则是父亲与病故前妻的结婚照,前妻也留下两个孩子。

这些照片从不敢摆在外面,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母亲才偶尔从箱子里翻出来,捧着照片久久地端详,脸上常常淌着泪水。这时,小木犊就悄悄地爬起,从母亲身后探着小脑袋,仔细看着照片上的父亲,身穿翻领皮夹克,头戴大盖帽,好帅气呀。他心里默默地喊着:“爸爸,你啥时候才能回家?我啥时候才能见到你呀?爸爸,我好想你……”

在特殊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懂事,自立,自强,成为他生命的底色。

十岁,他就弓着瘦小的腰身,给家里拉煤;蹲在马路边摆书摊;稍大一点,就帮拉车的“挂坡”,挂一趟坡两角钱,挂五趟挣一元钱;贩卖过甘蔗,三十斤甘蔗,能挣两元钱。他把挣来的钱,偷偷地放进母亲放钱的抽屉里。

他用稚嫩的肩膀,帮母亲支撑着这个困难重重的家,用他并不强健的胸脯,为风雨飘摇的家遮挡着一次次暴风雨的袭击。

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是,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却无时不在。

他和姐姐学习都很好,他是班上的文体委员,却不能加入共青团。姐姐董秦因政审问题,被取消了考大学的资格。

1962年,杳无音信的父亲,忽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母亲捧着这封信,泪如雨下,得知丈夫还活着,但她害怕,怕这封信又给家里带来灾难。小董健却给母亲出主意,让她主动将信交给派出所,果然躲过了一场可能袭来的灾难。

1960年,母亲被单位下放了,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三年困难时期,人人饿得全身浮肿,哪还有能力怀孩子?没孩子可接生,家里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整天满脸愁容。其实,母亲并不属于被下放对象。

这天,小董健跟母亲来找母亲原来工作的西安市碑林区东羊市医院,院长不管。又找到碑林区卫生科,没等母亲开口,小董健抢先质问对方:“你们凭什么把我妈下放回家?”

“小朋友,精简下放是国家政策,我们是按照国家政策办事的。”

“可是政策上说,下放对象是指那些家里不是唯一挣钱的人。”小董健理直气壮地说,“我家就我妈一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我妈不属于下放对象。你们不应该下放我妈!”

这番话从一个十二岁孩子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含义。

第二天,医院居然同意董涵英回医院上班了,只是将每月53元的工资,降到了43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董健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急忙跑回家,清理照片,把该烧的都烧了,问母亲,还有啥怕抄的?母亲指指床底下,他赶紧掀开床垫,打开床下几只落满灰尘的樟木箱子,不禁大惊失色:箱子里不仅有父亲与蒋介石的合影,一些古董、玉器,几把缴获的日本军刀,还有父亲当年的黄呢军大衣、马靴、枪套、国民党帽徽……

“妈,你留这些东西干啥?”他嗔怪母亲。

“我留着将来你结婚时,把你爸的黄呢军大衣用膏子染一染,你还能穿呢。”

母亲的话令董健心头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他急忙跑到后院,挪开压在井上的大石头,将日本军刀和黄埔军校颁发的佩剑等物品,统统丢进井里。又借来一辆架子车,将几箱衣物连夜送到学校,对学校“革委会”负责人说:“我爸是国民党军官,我在家清理东西,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军衣……我把这些东西连夜拉来,就当我是自我革命吧。”

第二天,红卫兵果然来抄家了,将家里翻了个底朝上,也没有翻到什么。

十几岁的少年在阶级斗争的旋涡中,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如何跟别人周旋,从而保住了母亲,也保住了家。但是,他稚嫩的翅膀毕竟太弱小了,遮不住漫天袭来的暴风雨。他没能保住外婆戴的一对金耳环和金戒指,没能保住被打成“牛鬼蛇神”、多次挨批斗的姨妈和姨伯。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分不开的。

1975年,一天,董健从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对台湾政策的讲话中讲道:去台湾的国民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只要同意祖国统一,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董健似乎看到了一线两岸关系松动的希望。

他虽然没见过父亲,但父亲高大、英俊的形象,却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灵深处,成了他不可忘却的思念。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渴望在父亲有生之年能见到他。父亲已经六十六岁了,说不定哪一天走了,那将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于是,他背着母亲,跑到商县的罗村,去寻找同父异母的大哥罗兴汉。从大哥那里得知,父亲通过香港一位彭女士转来几封信,父亲已经再婚,有了孩子,父亲一直在寻找他们娘仨的下落。

不久,他收到了商县大哥转来父亲的来信,信中装有大量的照片。

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捧着父亲沉甸甸的来信,看到父亲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彩照,看到照片后面写的一行打油诗:“有人说我像泰戈尔,有人说我像贝多芬,有人说我像哥伦布,有人说我像华盛顿。我本是我还是我,不要以假来乱真。”董健的心里五味杂陈,眼里泪花闪烁。

当天晚上,董建流着泪,伏案疾书,给父亲写信,把几十年来的艰难、痛苦、委屈统统写出来,浓缩在一沓纸上,告诉父亲,他和姐姐已长大成人,母亲患了宫颈癌……

第二天,他把信寄到了香港北角书店,请彭女士转给父亲。

不久,彭女士转来父亲的来信,信中充满了亲情、内疚和思念。

“我在路上将儿的信打开,激动得跳了起来,路人以为我疯了。我急忙说,我没疯,是我儿子来信了!”“人越老,越想娃……望天空,望大海,不知我娃在哪里?”

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涵英妹,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苦受累。王宝钏与薛平贵分开十八载,我们已经分开二十五年了!你是世间真神,唯有母爱最伟大,你把一对儿女抚养成人,我感激不尽……”最后写到,“是是非非随风过,仇仇恨恨随遇安,长长短短莫计较,恩恩怨怨流云端。”

董健却不敢将父亲的来信告诉母亲,怕母亲难过,怕母亲得知父亲再婚的消息受打击,她本来就得了宫颈癌,身体不好。

可是,当董健收到父亲寄来的1 000港币汇单时,不得不将实情告诉了母亲,只见母亲捧着父亲的照片,端详了半天,说:“你爸也老了,只要他活着就好。你爸在外边成了家,只要那女人对你爸好,有人照顾你爸,我就放心了。你爸是个有良心的人……告诉你爸,咱都有工资,让他不要再汇钱了。他在那边成家,也有大小一大摊子呢。”

董健满眼泪水,觉得母亲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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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7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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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现在进行时
     关于孩子,忍不住想说几句。
     我正在全国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采访,今天刚从一座未成年犯管教所出来,看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看到一个个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却因犯罪而关在监狱里,泪水常常打湿我的心灵,而不是眼帘。有的孩子在采访中,当着我的面忍不住呜呜大哭。
     从这些孩子身上我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那就是凡是有问题的孩子,几乎都有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有的是父母离异,缺少父母亲情,有的是过于溺爱,有的是隔代抚养,有的是棍棒教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底线,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是放任。
      当孩子犯了错,要让他们知道错误的危害,而不是不管不问的默认。相反,如果惩罚大了,孩子又会朝相向的方向发展,家长和学校都要掌握这个度。学校要进行真正有效的法治教育,而不是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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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现在进行时
     黑龙江作家代表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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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3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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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现在进行时

我在北大讲座::





与赵白生教授合影
《生命的呐喊》背后的故事

举办单位: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世界文学研究所

主讲:张雅文(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黑龙江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主持:赵白生教授(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学学会会长)

时间:2016-10-30630-830

地点: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新楼402

参加者:北大教授、博士生、研究生

赵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传记文学笔会,这是世界文学系列讲座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请到张雅文老师来谈谈她的代表作《生命的呐喊》背后的故事。今天来的有北大外语系的很多老师和学生,有关张老师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了。我希望大家看看《生命的呐喊》后面的作品目录,我看了目录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想,我觉得他们四十年代出生的人,真是能干,(英文有一句==)写出一条生路来。她出版了长篇小说《绿川英子》《爱献给谁》《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报告文学《玩命俄罗斯》《蓝盾行动》、长篇传记《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等等。我告诉大家,张老师不但能写,而且还能讲。上次我参加中国作协的一次会议,我发言之后,张老师对我说,赵老师,听了您的发言,我想找绳上吊的心都有。我觉得她的语言很有震撼力。大家看看张老师的作品目录,长篇传记《生命的呐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女性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篇报告文学《四万:四百万的牵挂》获中国第三届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黑龙江省精品工程一等奖、《北京文学》第二届“新世纪优秀作品”奖、第四届“正泰杯”优秀作品奖;长篇传记《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获黑龙江省政府精品工程一等奖;中篇报告文学《走过伤心地》获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大奖一等奖;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获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大奖三等奖;长篇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获黑龙江省政府精品工程奖。44集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与他人合作)获飞天奖三等奖;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与他人合作)获政府华表奖。我觉得张老师好像是一个获奖专业户。我希望大家都看看这本书,看完你会有很多感慨,你会发现张老师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我采用提问的方式,请张老师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谈谈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希望张老师能放开谈。大家热烈欢迎。

张雅文:我今天被请到北大来讲座,面对北大的教授和学子,心里非常忐忑,感到心里没底。我只读了五年书,而且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直到九岁才离开。我曾是国家一级速滑运动员,后来成长为一级作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从小沟走了出来,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今天主要是来向大家学习,讲得不好请各位多多见谅。

赵教授:张老师,第一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生命的呐喊》背后有哪些故事?特别是那些五味杂陈的事,比如国外有哪些反响,有哪些异闻趣事,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

张雅文:好,我先说一下这部作品的反响,这部《生命的呐喊》是200712月出版的,除了获奖,已再版四次,出版了英文版,最近又签了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塞尔维亚语、孟加拉语等六个语种的合同。责编告诉我,马上要第五次再版。加拿大温伯尼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了这部作品,美国英文杂志《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发表了《生命的呐喊》部分章节,近期要出版我的一期专辑。我没想到这部作品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我决定写这部自传,是在大手术醒来之后的重症监护室里。那是2004316日,我经历了十四个小时的心脏搭桥手术,为我手术的刘晓程院长拍拍我的脸,说雅文大姐醒醒吧,手术做完了。我从麻药的昏睡中醒来,发现我还活着,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把我的一生写出来,否则就这样死了,太遗憾了。我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一连二十四小时一分钟没睡,就是构思我的自传,我的血压和脉搏都在生死线上徘徊。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写自传,我才六十岁。当时我的人生陷入了绝望的低谷,一边面临着三起官司,就是《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本侵权的官司,北京、长沙、上海三个法庭等待我去开庭,一边等待我去心脏搭桥大手术,三个主动脉需要马上搭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不仅是身体,而是因为《盖》剧的侵权问题,觉得没地方讲理。我给中央好多领导写信,最后刘云山做了批示,让中宣部文艺局调查此案。中宣部文艺局两位局长同时找我谈话,我进门就哇哇大哭,我第一句话就说,我对社会绝望。我说我倾其家中全部积蓄,两次跑到比利时去采访在二战中营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中国女人钱秀玲,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好素材,到头来,我却拿不到稿费,编剧署名被人拿掉,被迫打了三起官司,又面临心脏搭桥的大手术。我哭诉完之后,两位局长说,雅文我们知道你付出了很多,你不要绝望,你要相信我们有法律,有行政,有组织,你一定会得到公平对待的。官司虽然赢了,却打了七年。手术后,我怀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我的人生写出来!我的胸骨锯开后巨疼,我无法坐在微机前打字,只能趴在床上打草稿,然后再往电脑上敲,正是这部自传拯救了我痛苦的心灵。《生命的呐喊》就是在我人生最绝望、最低谷的时候完成的,它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我生命中宣泄出来的。在中国作协组织的研讨会上,评论家高度赞扬这部作品,他们说我的经历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民族的。我说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为了宣泄。

赵教授:张老师是在人生最痛苦、最危机的时候写的自传。自传有治疗的功能,有的叫话疗,张老师这叫写疗,精确地说叫传疗,通过写自传把心灵深处的东西宣泄出来。张老师的故事给我们两方面启迪,一是用传疗的方式自我心灵疗伤,另一方面写自传要有紧迫感,不要成为梁启超(略)。张老师,请您谈谈第二个问题,您觉得《生命的呐喊》中的闪光点和得意之处有哪些?

张雅文:我不敢说有得意之处,只觉得全书贯穿着一个草根族对命运的抗争,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主线。

我九岁那年,从山沟搬到了黑龙江的佳木斯,第一次见到汽车,我觉得汽油味儿特好闻,追着汽车闻汽油味儿。第二年,父亲又带着母亲和我来到小兴安岭山区,一个真正的蛮荒之地,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经常有狼、熊、野猪等野兽出没。我在佳木斯刚上小学一年级,我问母亲我上哪去上学呀?母亲长叹一声,嗨!傻孩子,你看这到处都是山,哪有学校啊?这里没一个孩子上学,你也别念了。我哭着说:不嘛!我要上学!正在和泥垒窝棚的父亲操起柳条来抽我,骂我:败家的孩子,大人连饭吃不上,你还上什么学上学!我却一心想上学,我渴望像城里孩子那样,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我的三个姐姐都没有文化。大姐看见我去上学,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雅文你要上学,别忘了替大姐多念点书。我渴望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让全班同学让我学习,这种小小的虚荣心促使我特别渴望上学。我趴在被窝里哭了一晚上,父亲骂了我一晚上。没想到,我的命运却在我懵懂的抗争中有了转机。第二天早晨,母亲早早就把我叫醒了,说你不是想上学嘛,快起来!我一听要我上学,从被窝里一个高蹿了起来。十岁的我,迈着两条小短腿,跟在大步流星的父亲身后,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小半天,终于来到一座东倒西歪的草屋前,一个穿着破棉袄,腰间扎着麻绳,光着脚的中年老师走出来。我看见泥水从他的脚丫缝里咕叽咕叽地冒出来,心想这是啥老师啊,连鞋都不穿?从此,我就在这只有一位老师,一间教室,却有三个学年的农村学校里上学了。每天,老师先给一年级同学讲课,然后让一年级同学做作业,再给二年和三年级讲。我每天要往返三十几里路,要经过一条河,经过一片没人深的大草甸子,十岁的我每天奔波在这条夏天泥泞、冬天冰天雪地,经常有野兽出没的山路上。夏天,我的一双小脚整天泡在湿透的鞋里,冬天,手脚和耳朵冻得直淌黄水,脚冻肿得连鞋都穿不上。遇到过野猪,我以为是家猪,捡起一根树枝往家里赶它,看见它长着一对往上翘的大獠牙,长长的腿,它冲我狠狠地哼哼两声,转身向山坡上跑去。遇到过坏人,坐在狗皮帽子赶的马拉爬犁上,他将冰冷的手伸进我的棉袄里,摸我光溜溜的胸脯,我以为他是拍花的,拼命哭喊着跳下爬犁,跑回家就开始发高烧,说胡话。父亲怕我再遇到坏人,给我养了一条大黄狗,它每天陪着我去上学,我上课它就趴在门口等我,同学们都叫我狗孩儿。有一天傍晚,我带着大黄经过大草甸子时,听到草丛里传来唰唰的响动,大黄大叫着冲进草丛,草丛里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咬声,大黄再也没回来。我跑回家哭喊着拽来父亲,只找到一堆白骨和狗毛。父亲说要是没有大黄,被狼吃掉的就是我了。我在这条可怕的山路上,每天返往三十几里路,足足跑了三年。这三年给了我无坚不摧的毅力,也形成了我坚强的性格。长大后我才明白,命运常常在你懵懂无知的时候,就决定了你的人生。如果当时我没有抗争一心要上学,我的人生完全是另一种命运。

后来,父母带着我回到了佳木斯。十三岁那年,我偶然看到运动员骑着自行车训练,觉得运动员太棒了,疯狂地爱上体育,一心想当运动员。第二天开始练跑步、学滑冰、学打篮球,二年后,我被选进了市体工队。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去当运动员,要打折我的腿,我却从家里偷走了户口和行李,一头扎进了体工队,当了一名滑冰运动员。然而,我的选择是错误的,耽误了学习,小学都没毕业。而且,我根本不是搞体育的料,从小缺乏营养,一加量我就得病,腿骨折,斑疹伤寒,干了四年就转业了。但是,运动队却给了我无坚不摧的毅力。还有更重要一点,我在运动队收获了爱情,我的先生用心捧了我一生,对我的事业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要没有他的支持,我不可能有今天。我在国内外采访全是自费,先生开玩笑说,咱家那点钱都让你给折腾了。我笑道,谁让你找了一个爱文学胜过金钱的老婆呢。

再说说我的青年,十九岁从运动员下来,内心十分茫然,冠军梦破灭了,觉得自己完蛋了,这辈子什么都干不成了。当时特别想上学。可是,十九岁,人家都在准备考大学,我却连小学都没毕业,哪个学校肯要我?内心特别痛苦。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叫韩玉华的女朋友坐在杏林湖畔聊天,她从运动队下来后重新考上了哈工大,她是一个爱幻想,充满小资情调、内心十分浪漫的青年。她对我说:雅文,做人要做优秀的人,我们要像爱因斯坦那样,对人类有所贡献。你要有你的人生格言,你的格言是什么?我煞有介事地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她又问我你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我说《等待出航》。其实,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歌曲,当时我内心找不到出路,渴望重新“远航。我被分配到银行工作,但我不甘心默默无闻地走完一生,从小就野心勃勃地想干大事,可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干啥大事。韩玉华这番充满幻想的话语,顿时点燃了我那颗单纯而充满激情的心。我在196382日的日记中写道: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明天开始,我决心要像韩玉华那样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争取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切记,不要彷徨,不要气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勇敢地开始吧!

从此,我把自己装扮成未来的伟大人物,心里充满了幻想,读《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科学家奋斗史话》等书籍。而且,我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决心自学考大学,并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雷打不动。三年时间,一边上班,一边学完了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作文就做了一百多篇。19664月,我正式告诉我的恋人,我要考大学。他说我要不同意怎么办?我说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的大学梦破灭了。我先生问我,雅文,咱俩那么相爱,你为什么一定要考大学?当时,二十四岁的我说了一句格言:爱情代替不了事业。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读了《情爱论》就会明白,无论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都会从激情走向平静,平静之后,你没有了事业,失去了自我,整天鸡零狗碎,爱情还能有多少保鲜性呢?我每次给学生讲座时都会叮嘱学生:女孩子要永远记住,不要把自己拴在男人的腰带上。男孩子要记住,不要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做人要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虽然我没有考大学,但几年的自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使我养成了学习的习惯,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文化基础。

文化大革命,我饱尝了世态炎凉。我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我怀孕八个多月被造反派从借住的屋子里撵出来,11月份,我挺着大肚子到处找不到住处。后来,就在我母亲家邻居的小冷屋里生下我的女儿。1968121日半夜11点,我强忍着肚子痛跑到母亲家去找父亲,当父亲从医院请来助产医生刚进门,我的孩子就出生了。月子里,接连三次煤烟中毒,我和女儿几次死里逃生。没有一滴奶水,为了有奶,母亲让我喝燕窝水焐汗,一连焐了七次汗,焐得我生了一头小虱子,第十六天我洗头刮下来五十多个小虱子,但仍然没有奶水。满月第九天,正是北方最冷的时候,我把孩子交给母亲,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跑到郊区去看望我先生。当时,一帮造反派、工宣队、军管会的人看着我,只见先生穿着大破棉袄,腰间扎着一条麻绳,一副阶下囚的样子走进来。我俩在十几个造反派等人的看押下,一个站在门口,一个坐在炕边,见了十分钟。他问我生孩子的情况,我问他你改造得怎么样?他说还行。造反派却怒声打断他:你改造得不好!你吃体委主任的一棵大葱,你跟走资派穿一条腿裤子!我一听就哭了,我说我先生,你干嘛要吃走资派的大葱?我下次来给你带来一捆大葱。造反派又批判我:你这是感情代替政治!你为什么要给他带大葱,为什么不给他带毛选?你俩说话为什么不用毛主席语录?当时,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如此扭曲。十分钟的见面,就这样结束了。我走出屋门,不知从哪突然冒出来几十条狗,团团围住我,要咬我,我吓得啊啊大叫拼命躲闪。我曾在体工队四年,我先生仍在体委工作,而此刻,站在窗子里的造反派及所有人,都看到了我被群狗围攻的一幕,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口哨,那群狗立刻乖乖地向口哨声跑去。吹口哨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先生,他藏在一堆草垛后面,想偷偷地多看我几眼。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不能跟人打交道,只能跟狗打交道,他去餐厅收拾桌子,就把剩下的饼子收起来喂狗,因此交下一帮狗朋友。所以,我们一生不吃狗肉。我看见群狗向我先生跑去,我的眼泪地流了下来,我只好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泪地离去了。

我坚信我先生并不是反革命,他是运动健将,曾获得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造反派曾跑到我家里劝我离婚。我心里骂他,你滚蛋吧你!我不但不离婚,反而对先生特别好。在我生孩子之前,我先生拉痢疾住院了,我俩偷偷地跑到医院外面的玉米地里见面,那天下着毛毛雨。他对我说:雅文,你看你马上就要生了,我被关在牛棚里无法照顾你,怎么办哪?我对他说: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他立刻反问一句:你想好了什么?我说你要进监狱,我等你。你要下放农村我跟你去。听到这句话,他一把抱住我,半天哽咽无语。分手时,他目送我挺着大肚子,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茫茫的烟雨之中。 

那些事不仅考验着我们的爱情,而且使我深刻地认识了人性,认识了社会。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我对人性的认识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切身体会的。它使我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你自身必须强大,否则别人就会来欺负你,甚至致你于死地。

赵教授:我觉得张老师身上有许多闪光点,她没有一张文凭,(张雅文笑说,是没有一张毕业证)对,没有一张毕业证书。我们北大也有唯一一位教授沈从文先生也没有文凭,他准备了一天一夜的讲课提纲,五分钟就讲完了。他很自卑,不敢看学生。他小学都没毕业,却成为北大著名的教授。我把张老师的人生归结为草根抗命,张老师讲了很多闪光点。我看到这本《生命的呐喊》不断在再版,我手里这本是第三版,另外这本是第四版,可见这部作品有很强的生命力。我觉得一部作品就像作家的孩子一样。我想问问,您在这部作品中有没有不太满意,甚至败笔的地方?若有败笔,能否展开谈谈?

张雅文:有的,有许多不满意,甚至败笔之处。我觉得最明显一处,是我手术后对爱情、对友谊的理解,这段以答谢的方式来宣泄情感就有些欠妥。另一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写出我的另一面,那就是做为法院院长的妻子如何把住丈夫的钱袋。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想把它写出来,但我先生不同意写,他说你写了也没人相信。我觉得很遗憾,因为那才是真实的我。我先生在区法院当了十几年院长,他抵挡住了各种诱惑,不是他多么伟大,而是他有一个不爱财、肯向金钱说的妻子。我曾郑重地对他说:你要缺钱,由我来赚,我多写点电视剧。你要是因为经济问题进监狱,我不去看你,我跟你丢不起那个人!而且,每当我发现他兜里多出500元钱,我就要他必须交待哪来的。我知道当法院院长,不是你想不想受贿,而是你能不能抵挡住行贿的问题。在我所居住的小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连个离婚案子都得找你,所以,我必须看住先生的腰包别鼓起来,一旦鼓起来,我们这个好端端的幸福之家就完蛋了。每当亲朋来家里求他,他抵挡不住的时候,就把我叫出来。我拒绝过多少次记不清了。我对来人说:不是我们不近人情,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尽量帮你,但让他因为你的案子砸了饭碗子,我们绝对不干!说句实在话,不是我们有钱,我要有钱去俄罗斯采访,就不用背着皮夹克去卖了,去欧洲采访就不会那么狼狈了。而是我看透了好多东西,一个人最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自由,一旦失去了自由,一切都完蛋了。我对在北京某支行当行长的儿子说,你要记住妈妈的一句格言,一个人永远不要背着监狱活着。钱算什么?今天你是自由的,明天你进监狱了,钱还有用吗?我采访过许多贪污犯,其中一对夫妇,男的被判死刑,女的被判死缓,最后一次见面,他们俩人抱在一起痛不欲生。我觉得妻子是丈夫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很遗憾,在《生命的呐喊》一书中,这部分没有写。

赵教授:张老师,我们给您这部《生命的呐喊》定位是英难传奇的故事,比如小时候你没有让狼吃掉,一个人在冰屋里生孩子,比如打官司,当运动员,在银行本来是很好的工作,又开始创作,所有的模式都是一个英雄传奇,我们看了以后觉得您是一个大英雄。而西方的作家都把自己塑造成小丑的形象,比如(英文名字==)写了三部自传,专门写自己的丑事、窘事、见不得人的事。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写道:“能写的我都把它写出来了,不能写的也许恰恰是最痛苦的,我只好把它尘封于心底,永远留给自己了。”我们就想看看您没有写出来、不想写的东西,应该像罗丹的雕塑一样,明暗有度,能不能把您的另一面写出来?您有没有反思过,其他人对您如何评价?您在写作中有没有想过,如何打造英雄传奇的模式?

张雅文:说心里话,我从不觉得我是什么英雄,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受气包。在我《生命的呐喊》出版之前,没有谁来提携,更没人来关注,我哪是什么英雄,而是狗熊,没人待见我。得知《生命的呐喊》获鲁奖的消息,我先生从厨房里跑出来,我俩抱在一起老泪纵横,他连声说:雅文,我们终于有今天了!我们终于有今天了!我没想到《生命的呐喊》会有如此大的反响。写这部自传我就是为了宣泄,再不宣泄我会发疯的,哪还想什么英雄模式问题。不过,写我评传的评论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的情结。我不知崇高美的情结是咋回事?更没想过我是一个人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受气包。去年6月,习主席将我的英文版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赠送给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我先生开玩笑说:雅文,那么多人不待见你,我们国家主席待见你。

我不是命运的宠儿。我在《生命的呐喊》第一句就写道:“我的命运不济,所以一辈子都与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比如打《盖》剧的侵权官司,我先生不同意我打,但我必须打,不打这几场官司我肯定死掉了。我写了那么多为他人呐喊的文章,但轮到自己,却没人肯为我说句公道话,湖南高法一次次地判我败诉,最后我质问法官:你们湖南高法的院长被判死缓,你们还能有公正可言吗?我的人生之路全是我一步一步抗争过来的,有的甚至是拿命换的。

赵教授:张老师说她是一个受气包,我觉得她的感觉是对的。其实,您在书中写了很多失败的地方,比如说,您为什么成不了一个小说家?

张雅文:对,我写了不少小说,长中短篇都发表过,但是,我发表了第一篇报告文学,朋友就对我说,雅文你的报告文学比你小说好多了,以后别写小说了。我觉得我成不了小说家,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报告文学可以直抒胸意,激昂陈词,小说则而需要含蓄、深邃,这恰恰是我的短项。

赵教授:第五个问题,我觉得您《生命的呐喊》是正确地获得了一个错误的奖,您明明写的是自传,却获了报告文学奖。您书后的推荐语,都谈到您这部作品是报告文学。请您谈谈,如何看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区别?

张雅文:我觉得传记文学是写人物的,报告文学可以更广泛的选材,可以写人,也可以写物,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传记文学不需要那么强的时代性,但必须是写人。关于评奖,鲁迅文学奖没有设传记文学奖,把传记归到报告文学类里了。对这方面的问题,我搞不明白,我只管写我的东西。

赵教授:第六个问题,我看到张老师的作品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她的作品获奖率高,触电率高,很多作品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再就是作品的翻译率高,好几部作品都被译成了外文。我把她称为“三高”作家,我想问问张老师,您成为“三高”作家有什么秘诀?

张雅文:哪有什么秘诀呀?就是闷头写呗。我这人视文学为生命,文学对我来说,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我把所有的精力、甚至财力都用到了创作上,一旦进入创作就变得六亲不认,每当坐到电脑前,我就把一切烦恼都像轰苍蝇似的轰出窗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活。刚才来的路上,两位大学生跟我谈到缺少生活,我想告诉大家,我采访的深度和广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采访一些高大上的人物,倾其家中可怜的积蓄,去韩国采访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多次飞欧洲采访被比利时授予英雄勋章的钱秀玲,前年又奔赴德国、丹麦、奥地利、法国,采访了拉贝的孙子、纳粹将军法肯豪森的故居、营救南京难民的辛德贝格亲属、为犹太人签证的何凤山故地;我曾背着皮夹克多次奔赴解体后的苏联,边走边卖边赚旅费,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不光是采访高大上的人物,而且也走进最低层,走进监狱,采访罪犯,采访过十几个被枪毙的死刑犯,其中一个杀了十五个人的死囚给我留下最难忘的记忆,他第一句话就说:张老师,我认识你,很多人都向我推荐过你。如果我能早认识你,也许不会走到今天。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想去拜访你。我走到了你家门口没敢敲门。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敲门?他说我这个人报复心强,我怕你不肯见我。我以为他在胡说八道。然而,他留下的35万字长篇小说底稿,至今在我手里。这是他被枪毙前,三个月时间在监狱里写成的。他的人生故事很深刻,以后我会把他的故事写出来。我不是关在书斋里闭门编故事,而是走进各个层面去深入采访,了解大千世界。我发现现实生活远比作家的头脑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你用高视觉来俯视人生,俯视社会,俯视世界,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深刻,而不是瞎编乱造。因我不是搞科幻的。

赵教授:张老师谈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使我想到郑板桥的一句话,叫做直抒血性为文章。我觉得张老师的作品就是直抒血性为文章,因为您的文章是用直抒胸臆来完成的。您就是直抒血性变成了文字。这样的作家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你看张老师的《生命的呐喊》,她是带着泪去呐喊的。作品中有很多地方是伴着泪完成的,很多地方是带着血和泪来写的。所以我觉得用郑板桥这句诗来形容张老师的创作是很准确的。

赵教授:第七个问题,请您给自己定位,您认为您是属于哪一类作家?

张雅文:我也搞不清我是哪一类,我想还是现实主义吧。您说呢?

赵教授:我觉得现实主义是个很大的帽子,好多东西可以往里扣。张老师您说您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但看完《生命的呐喊》之后,我觉得张老师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作家。你看她的爱情故事多么浪漫。

第八个问题,评论家把张老师归结为报告文学作家,其实,翻开张老师的作品目录,她1985年出版的长篇《绿川英子》,还有后来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生命的呐喊》都是传记。在国际上,传记文学的地位要比报告文学高得多。您想没想过把自己标示为传记文学作家?您对传记文学创作有什么感悟?

张雅文:我对传记文学没有研究,但我很愿意写传记。我对传主人物的选择很严格,有人出高价让我写他,我觉得没有价值就婉言拒绝。如果有非常棒的人物,我很愿意去写。其实,我的小说也写了不少,120多集电视剧是我的业余,但报告文学反响比较大。至于把我归为哪一类作家,我没想那么多,也没工夫去想。我就知道写,抓到什么好素材就写什么。

赵教授:第九个问题,我们发现您的好多作品都是境外题材,比如《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纳粹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玩命俄罗斯》《绿川英子》,这是您最不擅长的,您不会一句外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域外题材,您写俄罗斯,不懂俄语;写比利时,不懂法语;写韩国,不懂韩语。您不懂一句外语,您所进行的创作涉及到深层的文化问题,您觉得能吃透吗?

张雅文爽快地回答:不能。

赵教授:既然不能,那您就是打擦边球,擦到一个算一个,令人叫绝?

张雅文:不,不是打探边球。要说对当地深层文化的了解是不可能的,别说我是浮光掠影的采访,就是定居的华人想融入西方社会都很难,深层的文化交融绝非易事。我出境采访,一迈出国门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认字,有腿不能走路。我非常羡慕你们会外语的。但我赴境外采访并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打擦边球,而是对所采访的对象进行深入的了解。比如《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主人公韩晟吴,当年他被错打成国民党特务,处死前跑进长白山当野人,后来跑到南朝鲜,成为蒋介石、蒋经国反共的高级间谍,受到蒋家父子的嘉奖。再后来他发现国民党的腐败,便毅然退出了政坛,潜心学医,成为朴正熙开始历届韩国总统的编外保健医。卢泰愚上任后,派他秘密出使中国,游说中韩邦交正常化。他不记前嫌,毅然充当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国民党处交官斥责他,说你喝着国民党的奶水长大,为什么为共产党卖命?韩晟昊回答道:台湾再强大,它代替不了中国!中国版图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都在大陆。只有大陆强大了,中国才算真正强大!如果经过我的努力,使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那么,我个人那点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番话,使我看到一颗爱我中华的拳拳之心。

赵教授:第十个问题,我看完《生命的呐喊》觉得有个三性的问题,即个性、民族性、人性。一本书有好故事能好看,可以畅销,但好的作品不仅仅是好看,而且要耐看,耐看才算经典。怎样才能写出耐看的书?一部传记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挖掘,一是个性,我觉得张老师的书里个性写得非常到位。关于民族性和人性,比如周先生用口哨唤狗的情节写得非常好,您把人性与兽性进行了比较。还比如,您写到在俄罗斯,看到中国人把自己的形象全给毁了,您发出慨叹,想到鲁迅笔下批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想问张老师,您觉得对个性、民族性、人性三性问题挖掘到什么程度了?

张雅文:对三性问题,我已经很理性地认识到了,有的写出来了,比如对民族劣性的批判,我在后来出版的《与魔鬼博弈》及香港的《百年钟声》一书中,对汉奸性做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关于人性问题,我充分分析了德国与日本民族的残酷性,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在特殊的环境下,受到某种所谓理想”“奋斗目标的蛊惑,都会暴发出人性中最残暴的兽性。当年的日本、德国、包括今天的极端组织,也包括中国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但在《生命的呐喊》一书中,并没有写到这个层面。我对民族性、对人性有一定的认识,但写起来却不够大胆。我缺少鲁迅先生的勇气。

赵教授:我觉得《生命的呐喊》里有两个主角,一位是张雅文老师,另一位是周贺玉先生。我本以为周先生是一个姚明一样孔武有力的壮汉,但一看不是这样,最后请周先生谈谈,您怎么看张老师及其作品?

周贺玉(幽默地):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男人。(大家轰堂大笑)我们从小在冰场上长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爱情。当年,我们一心想出成绩,拿世界冠军,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最终并没有实现。1979年春天,我开了一句玩笑,等我们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就是这句玩笑造就了一位作家。

张雅文(后来补充):当时,正是我人生最茫然的时候,我想干嘛要等老年,我现在就写!于是,我就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发现兜里还剩最后一枚铜板,就把这枚铜板押在了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拼起来,一拼就是二十年。我感谢命运使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赵教授:周先生您说说,张老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并不是每个想当作家的人都能成功的。

周贺玉:就六个字,毅力,毅力,毅力!她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毅力。

赵教授:周老师讲得很对,张老师为什么成功,她有无坚不摧的毅力。我觉得毅力是一个方面,有很多人有毅力,但并没有干出成绩。我觉得还有张老师的敏锐,她对素材特别敏锐。还有她的拼命精神,没有人像她这么玩命的,张老师在寻找采访目标的时候很机敏,她的敏锐来源于她的傻。她在《生命的呐喊》里体现最多的就是泪和傻。她说她一迈出国门,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傻,她的敏锐恰恰体现在傻上。我们很多人太聪明了,缺少了宝贵的童真。我觉得张老师的成功第一是机敏,南方人所说的灵光。第二是拼命,为了某种事业,她可以把命拼上去。把命都可以豁出去,钱还算什么?第三是毅力。第四还有一位伟大的男人在默默地支持她。最后,让我们以掌声谢谢张老师,谢谢周先生!

张雅文:也谢谢大家!不当之处请多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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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一名国民党战犯的最后心声 

面对如此险境,蔡省三完全可以离开香港,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但个性决定命运,蔡省三不是胆小鬼,更不是肯轻易服输之人。当年,他不肯向共产党屈服,不肯跟随蒋经国去台湾。今天,他同样不肯向台湾屈服。

此刻,各国势力、各方人士都纷纷来找蔡省三,视他为最有价值的争取对象,给他的条件相当优厚:“蔡先生,只要你发表声明,申请政治避难,想去哪个国家都可以。甚至可以送你去中立国瑞士。”

蔡省三断然拒绝:“我有自己的祖国,不需要到外国去!我并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为什么要求政治避难?如果我要求回内地,共产党会欢迎我的!我要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无奈,十名特赦战犯一人去了天堂;三人返回内地;四人去了美国;只有王云沛和蔡省三滞留香港。四年后,王云沛也撒手西去,只剩下蔡省三一人留在香港。

“我要为历史作证,为正义发言,为民请命,为真理呐喊!”

这就是蔡省三留在香港的原因,他将自己的观点毫不隐讳地登在报刊上。

他要把多年来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把他内心的激愤与感慨,统统化作文字,宣泄出来。

 197591日,一篇题为《访蒋经国的旧部蔡省三》的访谈录,一连四天在内地《参考消息》上连载。

这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总编李怡先生,带领编辑对蔡省三进行的专访。在访谈中,蔡省三谈出了他申请回台的真实想法,十名特赦人员到港后的遭遇,以及他在蒋经国手下共事十年,对蒋经国本人的了解及看法。

没想到,这篇在《参考消息》上连载的专访,被病榻上的周恩来看到了,并且做出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看阅,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研究。

                          周恩来94日托托托

 据讲,这是周恩来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批示。

有纪录片《周恩来》为证,有颤抖的墨迹为证。

十六天后,920日,周恩来再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是周恩来自197461日进行第一次手术,到197618日逝世,进行大大小小多次手术中的最后一次。此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

十九年后,1994年,蔡省三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向蔡省三展示了总理批示的档案材料。

这位原国民党少将看到总理的亲笔批示,不禁泪洒长衫,感慨万端,半天无语。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家总理在病危之际,在不久于人世的病榻上,居然还关心着两岸关系,关心着国家统一,关心着他这个国民党特赦战犯的处境……

这一切,令蔡省三动情,更令他深思。

人,不能昧良心!

关于周恩来在批示中所提到的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其妻在内地,他却在台湾,耄耋之年,他写下一首传诵海内外的悲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2013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2012年感动中国的人物,有一位叫李秉涵的七十八岁台湾老人。他十几岁时,一个人在战乱中糊里糊涂地流落到台湾街头,想家,想母亲,天天夜里悲哭,整整哭了六十五年。当他终于回到山东老家时,却得知母亲在一年前刚刚去世。在颁奖晚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在深夜痛哭的人,是没有资格谈人生的。”老人把内地去台湾的老兵骨灰,一个个地捧回内地老家,交给老兵的亲人安葬。

是的,多少有识之士,多少饱受骨肉分离之人,在为国之殇而痛哭,而呐喊,而呼号!

 

19751030日。

前妻曹云霞来香港跟蔡省三团聚。

曹云霞与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第二任丈夫分手,扔下七个孩子(与蔡省三生两个,与第二任丈夫生五个),只身一人跑到香港来与蔡省三团聚了。

说起曹云霞与第二任丈夫张文华的婚姻,又是一幕人间悲剧。

当年,曹云霞投水自杀,张文华救了她,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她却说非蔡省三不嫁!于是,张文华给她立下字据:“只要蔡省三释放出狱,我们两人便自动脱离夫妻关系。”

二十三年后,曹云霞提出离婚,张文华不同意。曹云霞向法庭出示了那张已经发黄的字据。无奈之下,张文华只好同意离婚。

爱情如此的坚贞,却又如此的残酷。

蔡省三和曹云霞在香港定居下来,搬至筲箕湾一幢1680户的太安楼850室,一间狭小的住室。曹云霞以给人看病谋生。

从此以后,蔡省三读书,看报,反思人生,反思历史,反思几十年来的国共两党斗争,以一个饱尝民族战争牺牲品的身份,以他深邃而敏锐的洞察力,理性而客观地分析时局,撰写评论文章,在香港《新报》开辟《蔡省三专栏》,为多家媒体撰稿,阐释他对时局的看法,对国共两党的希望,向两岸一地发出令人震惊的疾呼:“以大局为重,以宽容为先!”“不计前嫌,不念旧恶,不怀积怨,不算老账,不图报复。”“官不通民通,官不亲民亲,官不和民和!”

其间,他和妻子共同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蒋经国系史话》《赣南忆旧录》等著作。蔡省三曾在蒋经国身边工作十年,曹云霞既是蒋经国的学生,又在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身边工作多年。所以,他们对蒋经国的历史很了解。蔡省三认为蒋经国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之人。

蔡省三发表了大量政治评论文章,如“反霸观”“中国人如何看斯大林”“三级霸权”“积三十年之教训,革‘穷共产主义’的命”“批‘四人帮’”……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对1957年右派的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受迫害者的平反,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看到共产党能够在前进中自我否定,他发表文章,表示赞赏。他认为一个政党,只有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改正错误中才能前进。

一个在刑场上捡回一条性命,在共产党监狱里耗去二十五年大好时光的特赦战犯,对人生,对社会,已经没有了任何功利奢求,唯有一份无所畏惧的胆识,一份“为历史作证,为正义发言,为民请命,为真理呐喊”的担当精神,一个想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统一的愿望。

因此,他对内地和台湾都毫不掩饰地坦陈自己的观点。

198146日,他在香港《动向》杂志发表文章:《从国民党十二大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平统一中国的十点方案,其大概内容如下:

 

一、台湾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自治的特区,尊重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民党可以把三民主义的方针政策在台湾推行;

二、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不改变,生活方式不改变,生活水平不降低;

三、台湾可以适当保持其政治结构,全权处理地方政府的人事、行政、经济、贸易、教育等,有广泛的自治权;

四、台湾可以拥有军队,成为国防军的一部分,内地的军队一律改为国防军,但不进驻台湾;

五、台湾可以继续保持与各国的民间关系,可以用地区代表资格,参加国际组织和活动;

六、台湾可以选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七、内地承认国民党的合法地位,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可以在内地设立机构,进行民主党派的合法活动;

八、内地和台湾实行“三通”,进行文化学术的交流;

九、取消对国民党的政治歧视,废除前党、团、军、宪、警、特的历史成分和帽子,在内地一律享受公民权,也允许他们迁居台湾;

十、通过协商建立一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内地与台湾之间的事务……

 十几天后,此文被内地的《大参考》全文选登。

蔡省三将发表这篇文章的《动向》杂志,寄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930日,叶剑英元帅在北京发表关于祖国统一的九条意见,其内容包括了蔡省三所提出的“十条”内容。

蔡省三的胆识与见地,不能不令人折服。

19841015日,传来旅美华裔作家江南,被台湾“国家安全局情报局长”及黑帮分子枪杀的消息,蔡省三悲痛万分。他曾化名“李琳”与江南通信百余封。江南遇害,蔡省三在香港《南北极》月刊上,公开发表与江南的四十封通信,以悼念这位挚友。

台湾方面认为蔡省三是香港的“江南”,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蔡省三却一如既往,撰写文章,发表演讲,讲述他被共产党“三擒三纵”的故事,讲述他二十五年的囚禁生涯,讲述他特赦后的遭遇,多次为吊颈岭的反共人士担保,回内地探亲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向内地统战部门发出多封担保信……

没有人让他做统战工具,他却不知不觉地做起了统战工作。

 

19911220日,蔡省三终于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应邀赴台。

可惜,老友已逝,他只能到经国墓前献上一份默哀了。

不过,他见到了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私生子哥哥,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章孝严。

二人在交谈中,章孝严说他刚从苏联分化出去的三个小国家出访归来,在为中华民族办外交等事宜。

蔡省三听章孝严谈到为民族办外交事宜,便坦诚了自己的观点:“为中华民族办外交,是外交的大义,若从集团、党派、地区的立场出发,谋求在外交上争一己得失,便是小义。至于‘台独’分子,妄图争取外交支持,叛变祖国,便是灭绝民族而无义了!”

说来有趣,一个国民党的特赦战犯,居然做起蒋介石孙子的统战工作来了。末了,蔡省三竟然向蒋介石的孙子背诵了一段马克思的话:

 你们赞美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最后他说:“中国改革有望,不改革的苏联必然灭亡!”

说此话时,距离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苏联解体的莫斯科时间1991122519时,仅差九个小时。

 1992127日,港澳八十六个社团集会香港,举行“港澳各界反‘台独’大会”,谴责“台独”分子倡导“一中一台”,分裂国家的图谋。

七十三岁的蔡省三激昂陈词,强烈谴责“台独”分子,并在大会上与大家割破手指,滴血反“台独”,用鲜血写成“坚决反对台独”的血书,以彰显港澳同胞反“台独”之决心。

“香港是东西方交配而孕育的一匹‘野马’。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一直在放逐香港‘非英国化’的‘野性’,港英如果专横地限制香港绝对‘英国化’,那香港就不可能形成这般多元化的旺盛活力。”蔡省三在文章中如是写到。

是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香港为数万名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官兵,留有一席活命的栖息之地;给蔡省三这样的有识之士,留有一份自由的空间,让他真实地生活,真实地呐喊出内心的见解,真实地诠释人生的感受。我想,这种言论和自由,只能发生在香港,除了这里,内地和台湾当时都做不到。

正因为如此,蔡老先生才能在香港立足,才能成为激扬文字、挥洒自由的政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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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十名国民党战犯欲哭无泪,只能隔海相望

             
蔡省三悼念周恩来总理

在蔡省三的心中,还隐藏着更深层的惆怅:出狱以后去哪儿?哪里是他的家?哪里是他的归宿?

这也是所有特赦战犯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这些人,有的是有家可归,有的是有家难归,蔡省三则是无家可归。

他永远忘不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

19511026日,江西上饶县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四十多名罪犯被五花大绑地押进会场。六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就有蔡省三,年仅三十二岁。当他听到台上宣布“判处蔡省三死刑”时,他知道必死无疑了。共产党对他已经是“三擒三纵”,不可能再留下他这个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了。

他第一次被俘是19494月。

当时,国民党青年救国团团长胡轨率专列撤往台湾,奉蒋经国之命,特意在江西贵溪停车一小时,劝蔡省三一起撤往台湾,蔡省三却断然拒绝。年轻气盛的他,一心想报效党国,决定上山打游击。他错误地认为,共产党胜利后,中国将会沦为苏联的殖民地。他要与共产党决战到底。他同妻子曹云霞带着人马,钻进深山老林打游击。妻子曹云霞出生于湖南,父女俩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她双手使枪,在江西一带很有名气。54日,蔡省三所率部下遭到解放军袭击,全队被俘,他在混乱中逃跑,回到上饶潜伏起来。

第二次被捕是195012月。

上饶公安处处长鲁夫问他:“蔡省三,对你的所作所为,你看应该如何处置你?你至今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是什么思想支配你的?”

“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成功!”蔡省三直言道。

“为什么?”

“那需要慢慢说。”

“好,泡茶!”

蔡省三没有料到,共产党的公安处长能耐心地听他滔滔不绝,听他断言共产党过不了“五关”,即国际关、社会关、文化关、政治关、经济关。

更令蔡省三没有想到的是,公安处处长居然放他回家,软禁家中,让他闭门著书,阐释他的观点。而且,只要他列出参考书目,鲁处长就派人帮他四处查找资料。半年后,他完成了《新中国经济问题精解》的书稿,公安处将书稿转到中南出版社,出版社回函称:此类著作,不在我社出版范畴。

之后,公安处向蔡省三正式下达了逮捕令。

这一次被宣判死刑,蔡省三知道必死无疑。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棺材。可他被押赴刑场枪响过后,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身边三人已倒地身亡,剩下三个没挨枪子的,其中一个被吓死了。

他知道,即使没有被枪毙,也是死缓。于是,他向政府递交了离婚书。

19511224日,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为什么要离婚,他回答说:“我爱她!我希望她能嫁人,过人的正常生活。”最后,他请求法官允许他送给妻子一首诗:

 ……我是一个死刑待决的囚犯,

我只有祈求你再建一个幸福的家园,

你再追求灿烂的明天。

亲爱的,永别了!

我想尽情地饱满地看你最后一眼,

可是泪水淹没了我的眼帘。

我呀,蒙眬得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啊!

哪年哪月,我俩才能够同仰阳光灿烂的晴天?

 

法庭上,蔡省三与爱妻挥泪告别,从此天各一方。

历史从来都是双刃剑。

就在蔡省三率部下上山打游击的上饶,就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声令下,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六百多名被俘的新四军,全部惨死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里。

 

就在蔡省三满腹惆怅之际,突然接到一封电报,前妻曹云霞带着女儿要来北京看他了。

北京火车站,一对阔别二十四年的“夫妻”,紧紧地拥抱到一起。他们的女儿,当年还是一个五岁的小丫头,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一连几天几夜,彻夜长谈,道不完的话,流不完的泪。

妻子明显地老了,再也不见当年的英姿,蔡省三依然深深地爱着她。

但他知道,一切都不可能了,妻子早已属于别人了。

这时,有九名特赦人员提出了去台湾的申请。因为他们的亲属都在台湾。

蔡省三内心斗争非常激烈,何去何从?去台湾,还是留在内地?他在台湾没有亲人,只有一位恩人——蒋经国。

对蔡省三来说,蒋先生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对他有着知遇之恩。

1937年,出身于富豪之家的蔡省三,在上饶高中毕业,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其间,蔡省三俊朗的外表,多才多艺的才华以及他在“保卫大武汉”中的英勇表现,都深受蒋经国的赏识,很快就被委任为江西青年宣传大队队长之职。曹云霞是蒋经国的学生,蒋经国指令她加入蔡省三率领的前方慰问团。蔡省三与曹云霞在战斗中相识相爱。19411117日,二人在蒋经国的证婚下,喜结良缘。蒋先生赠给他们八个字的条幅:“同心同德,为国为民”。

之后,蔡省三屡屡高升,不久便升为国民党青救团少将总队长。当年,蒋经国在上海领导的“打老虎”很有成绩,蔡省三受上司之托,曾为蒋先生撰写了一部著作《蒋经国在上海》。

蔡省三觉得,二十五年的战犯生涯,就像走在一个永无尽头的黑暗隧道里,见不到一丝光亮。现在,重获自由了,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缕阳光!这是他走出隧道,走向美好世界的最后一次机会。

1949年,他痛失了一次机会。当时,他年轻气盛,没有撤往台湾,结果,在战犯管理所被关押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人生有几个二十五年啊?这回,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去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否则,他将悔恨终生!

想到老朋友,蔡省三心绪难平,恨不得立刻飞往台湾。

因此,他也递交了去台湾的申请,并到北京王府井买了一块杭州刺绣,作为送给经国先生的见面礼物。

 

19754141230分。

距离蒋介石45日在台湾病逝仅差九天。

十名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西装革履,带着自由人的尊严,享受着久违了的阳光,怀着二十五年来从不敢想的奢望,揣着中共中央特批的每人发的200元人民币、100斤粮票,从九广铁路列车头等车厢里走下来,踏上了通往自由港的罗湖桥。

此刻,十个人的心情可想而知,激动、酸楚、期待、渴盼……穷尽所有的词汇,都写不尽他们内心的复杂。

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是蒋介石忠实的追随者。

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蔡省三: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第二零四师上校团长;杨南邨:原国民党第一五零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

他们十个人,两名中将,四名少将,四名上校。

最大者七十几岁,最小者蔡省三五十六岁。

对这些人的名字,也许我们并不熟悉。但有一个人,我一提到他,相信大家一定会知道,他就是《红岩》小说中特务头子沈养斋的原型周养浩。

周养浩和沈醉、徐远举三人,被国民党称为“军统三剑客”。周养浩与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是同乡,并娶了毛人凤的侄女为妻,曾任贵州息峰监狱主任,在军统内部是有名的“书生杀手”“笑面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重庆秘密策划并杀害了大批革命者,其中包括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全家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全家等数人。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二十多年,并没有交代杀害杨虎城全家的罪行,直到他离开香港之前,才对蔡省三承认了这一切。

由此可见,十个人都非等闲之辈,要么是驰骋沙场的国民党将领,要么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国民党大特务。可以说,他们都为他们的党国立下过汗马功劳,而后在共产党的战犯管教所,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九千一百二十五个日夜。

中国政府委托香港中国旅行社,将十个人安排在帝国酒店及兰宫酒店。蔡省三被安排在帝国酒店1108房间。

住在宾馆里,十个人彻夜失眠,恨不得长双翅膀,立刻飞过那条横亘在眼前的台湾海峡,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亲人面前。

他们在港签证只有一周,1975414日至421日。

签证又延期一周,台湾方面却毫无消息。这使他们心急如焚。

他们并不知道,早在319日,蒋经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布特赦令的消息告诉了病榻上的父亲,已命若游丝的蒋介石重重地喘了几口粗气,吐出一句死不瞑目的恨意:“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不久,便病逝了。

此时的台湾可谓内外交困,刚刚被迫退出联合国,蒋介石去世,共产党又把十名战犯放了回来。423日,美国在当天出版的《新闻周刊》上,居然将蔡省三和王秉钺在香港入境时的照片,与蒋介石入殓的图片并列刊登在杂志上。

这一系列事情令台湾当局大为恼火,尤其令台湾恼火的就是蔡省三。他在北京饭店痛哭流涕的发言,早已传入台湾当局的耳朵。台湾当局认为中共释放战犯是在搞统战伎俩,这十个人是中共派来的统战工具,是想颠覆台湾,来破坏国民党光复“大陆”的计划的。

418日,台湾方面派人来与十个人见面,向他们提出四条要求:一、要求他们说明入台动机;二、表明以难民身份入台;三、入台后愿意遵守法律;四、要有人为他们担保。

九个人都同意了这几条要求。

唯独蔡省三不同意:“为什么要我承认是难民?内地对我们出来是以礼相待,宴别送行。我们既不是被驱逐出境,又不是逃出来的。对于我们1949年以前的历史,台湾许多人都可以作证。至于1949年以后,我们被关押在内地战犯管理所,谁能为我们担保?”他愤然道,“我承认,我是来搞统战的,但绝不是工具,更不是受中共指使的御用工具!我是主动要搞统战的。中国人不搞统战,难道还要搞内耗,搞相互残杀吗?”

可是,其他九个人也并未因同意要求而放行。

十个人的签证,一次接一次地延期,接连延期了五次,仍无放行之迹象。

他们觉得,自己为党国出生入死,在监狱里关了二十五年,弄得妻离子散,好不容易保住一条老命,如今已是风烛残年,本希望回到妻儿身边,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为了这一天,他们苦苦熬了二十五年,如今到了家门口,却遭到台湾当局如此刁难,他们感到心寒。

从北京动身时,他们个个满怀激情,现在却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悲愤,最后彻底绝望了。

64日,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噩耗,“王浩然”在富都酒店自杀身亡。

王浩然是张铁石的化名,辽宁铁岭人,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上校处长,娶有一妻一妾,妻儿都在台湾。张铁石一心想回到妻儿身边,为了获准入台,他偷偷与台湾“国府代表”接触,离开原宾馆住进了富都酒店。一个姓钱的“国府代表”向他索要一笔美金作保,他只好拿出仅有的一点美金送给人家。岂料,姓钱的因索贿一事败露被押回台湾了。赴台成了泡影,张铁石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停尸房里,面对朝夕相处二十五年的狱友,蔡省三忍不住放声大哭。

他哭张铁石,二十五年的监牢生活熬过来了,竟然在“家”门口自缢身亡!他哭自己,哭他们十个人的命运,都是悲剧人物!为了党国卖了那么多年命,蹲了二十五年大牢,到头来却是如此下场!可悲呀,可悲!

65日,台湾机关报《香港时报》,用套红特号标题登出一篇文章《张铁石在酒店上吊毙命》,文章称:“被毛共利用作统战工具,结果获得如此悲惨下场。”

蔡省三觉得,政治简直就是一个婊子!一个毫无人性的冷血杀手!

一个人在监狱里熬了二十多年,终于熬出头了,只求回到亲人身边安度晚年。当他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之后,心灰意冷,以自缢方式来结束自己无望的生命时,却又被人歪曲成这般冷酷无情的模样!

蔡省三悲愤至极,再也无法沉默,奋笔疾书,以他如椽之笔,为狱友写下悼文:

 呜呼!铁石先生……

骨肉咫尺成永诀,隔海空余泪两行!谁无父母?谁无子女?情理何在?人道何在?孰令至此?应有公论!铁石先生之丧,对于背情悖理者是死的抗议,血的控诉!愿有关方面有所警醒,改辕易辙,以慰亡灵。观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祖国终必统一,亲人定将团聚!

 

一位原国民党少将于1975年公然喊出这番话,其胆识,不能不令人佩服。

717日,张铁石的骨灰终于被儿子的朋友带回台湾。

对这件事,作家江南在《蒋经国传》里这样写道:

 

1975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以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引以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作家李敖在狱中看到此事报道,很气愤,八年后,在其《乱世父子泪——从不准看活爸爸到不准看死爸爸》的文章中写道:

 

当中共释放十名国民党的俘虏到香港时,国民党公开拒绝了他们。这十名俘虏都是星光闪闪的国民党将军级人物,他们都为国民党坐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大牢。但是,当他们万劫归来,想同家人团圆的时候,国民党不要他们,也不准骨肉相见。他们十个人,万万没想到,为国民党千辛万苦几十年,得到的,竟是如此凄凉、无情的下场!于是,他们有的在香港自杀;有的被美国“基于人道”收容了;有的绝望之余,又回内地……他们为国民党做“功狗”,下场至此,思想起来,能不令人寒心吗?

 

此类事情并不少见。

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军统局要员沈醉,196011月被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他偕同在内地的女儿到香港探亲,北京允许沈醉带女儿到香港去见妈妈,台湾却不允许沈醉在台湾的儿子来香港见父亲。

沈醉,这位原国民党中将军统要员,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了。”

 

张铁石自杀了。

本以为死去的能给活着的带来希望。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台湾方面仍然毫无消息。

九个人只能站在海边,遥望着台湾岛方向,想象着妻儿的模样,祈祷他们安康。

九个人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蔡省三决定不再沉默,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台湾当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

825日下午3时,帝国酒店一间临时会议室,挤满了五十多家中外媒体记者。

蔡省三做主题发言,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我们已到了垂暮之年,是否允许我们回台与亲友会晤?能否让我们与亲人见面?请台湾当局做出明确答复!

但是,记者招待会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转机,反而把蔡省三推向了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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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选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获五个一工程奖)

访国民党最后一名战犯蔡省三

1940年1月17日,蔡省三与曹云霞结婚,蒋经国是他们的证婚人。

1975年4月,五十六岁的蔡省三特赦后摄于香港

                            
2010年蔡省三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原国民党少将蔡省三先生,是当今在世的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

2012年,我赴香港采访期间,蔡老先生没在香港,而是住在东莞的樟木头。于是,我从香港追到了樟木头。

在樟木头,我见到了蔡老先生及小他三十四岁的第二任妻子作家吴琼女士,令我惊讶的不是蔡老的传奇人生,而是蔡老的相貌。

说实话,我从未见过如此帅气的高龄老人。

九十五岁,四分之一的生命是在战犯管教所度过的。人间的一切苦难、绝望、生离死别,都在蔡老身上一一领教过了。可现在,他除了有点驼背之外,依然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可以大段背诵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全文背诵《大同书》。谈起当前的世界形势,当年的中苏关系,谈起香港的现状,依然思维敏捷,滔滔不绝,观点独到。

           
        2012年采访蔡省三夫妇(中间二人)

吴琼女士找出一张蔡老的照片让我看,更是令我惊讶不已,太帅了,眉清目秀,目光睿智,简直就像电影明星一样!

吴琼告诉我,这是蔡老刚从战犯管理所特赦出狱时到香港拍的,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

我心想,五十六岁还这么帅,年轻时不是更帅了吗?可能就因为蔡老先生长得太帅,所以才深受女人的青睐吧。

蔡老的原配妻子得知他特赦后,立刻跟现任丈夫离婚,飞到香港来跟他团聚。妻子病逝后,邂逅的女作家吴琼,又深深地爱上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年长三十四岁的七十八岁老者结成伉俪。而这时,香港不少认识蔡老的女人,都团团围着他呢。

然而,这样一位英俊潇洒、魅力四射的男人,却有着不堪回首的人生……

 

对蔡老的采访,是从三十七年前那个特殊的早晨开始的。

1975319日,早晨7点钟。

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体战犯接到指令,到操场集合,说有特大新闻要听广播。

当他们列队在操场上站好,听到广播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男播音员,用庄严而浑厚的声音播出一条重大消息时,所有的战犯都惊呆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务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293名战犯。对这次释放的战犯,每人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有病的跟国家干部一样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丧失工作能力的,国家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听到这篇广播,所有战犯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默了片刻之后,一种人性中最激动、最兴奋的宣泄,在这沉默了几十年的战犯管理所里,山呼海啸般地暴发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掌声、欢呼声、呜咽声、哭声,经久不息。

战犯们被关押了二十多年,对自由早已不抱任何幻想,本以为这辈子只能囚在这里,一身黑衣,仰望星辰,羡慕小鸟,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重返自由世界了。没想到,特赦的特大喜讯,突然从天而降,让他们怎能不大喜过望、喜极而泣呢!

这是中央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在押战犯。第六次特赦是在1966年。末代皇帝溥仪就在这里关了十五年,195912月特赦的。

战犯们发现,这次特赦与前六批不同,增加了一条:“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战犯们不敢相信:这能是真的吗?是不是又在对他们进行试探?

在特赦大会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同志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它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从今天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是我们的同志,是先生了!”

“哇——”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令战犯们大喜过望。

293名特赦战犯分别从抚顺、济南、西安的监狱以及北京秦城监狱出发,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公民的尊严和喜悦,集体乘车来到北京,住进北京前门饭店。蔡省三住在422号房间。

323日,五辆大巴车把293名特赦人员拉到北京饭店,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人的接见与宴请。

大会上,蔡省三被安排在第一排,与原国民党中将黄维坐在一起。黄维代表特赦战犯上台发言、致毛主席的感谢信,是蔡省三代笔写的,所有特赦人员都在信上签了名。

黄维发言之后,主持会议者又点名让蔡省三发言。

一听让自己发言,蔡省三脑袋“轰”的一声,懵了,受宠若惊,事先并没有通知让他上台发言啊!刹那间,脑袋里像开锅似的,往事如潮,迅猛袭来,不由得想起二十五年来的监狱生涯,想起当年的潜伏、被捕、判刑、死缓……

思绪太乱,感慨太多。

一上台,他开口就痛哭流涕,泪雨滂沱。

他说,他深深感到自己在中国历史的悲剧中,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不知不觉地献出了青春。他三十一岁被捕,在监狱里关押了整整二十五年。他今年五十六岁了。人生有几个二十五年,又有几个五十六岁呀?

最后他老泪纵横,哭诉道:

“我的青春,我的大好岁月,我的前途,就这样白白地葬送了!我衷心希望中国人不要再自相残杀了!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让我蔡省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啊!”

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触痛了战犯们内心的伤痛,道出了多少有识之士的心声:中国人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在会上,蔡省三除了对人生的慨叹,心里还感到一种怅然和遗憾,没有在台上见到周恩来总理,那是他最想见到的一位中共领导人,也是他最佩服的一位中共领导——黄埔军校的学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缔造者和参与者,与国民党打交道最多的中共领导。

 

蔡省三曾六次见过周恩来。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38年国共合作时期。当时,蔡省三才十九岁,风华正茂,满怀爱国热情,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成为该团第一期学员,团长是蒋介石。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给学员讲话,给蔡省三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此人英俊、潇洒,满腔爱国热情,讲话很有感召力。

1944年,蔡省三被蒋经国选调到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区团委书记。在此期间,多次见过周恩来。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45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第二天,中苏文化协会欢迎毛泽东。陪同毛泽东前来的周恩来,将蔡省三介绍给毛泽东,说:“这位是蔡希曾(原名)先生,蔡先生是经国先生的助手,陪都青年界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听了,说了一句:“好哇!全国青年应该大团结嘛。”

周恩来惊人的记忆,谦和的性格,令蔡省三终生难忘。

遗憾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蔡省三并不知道,周恩来早在1974年就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61日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11月又发现了结肠癌,一直未能出院。

战犯们并不知道,周恩来很关心战犯,曾对战犯管理所做过多次批示,其中一次是19715月,周恩来看到《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后,做了一份长长的批示: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亡。19661人,675人,688人,699人,7010人,71年两个月死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就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战犯们更不会知道,这批293人的特赦名单,就是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圈阅的,时间是19741223日。

据说,这是周恩来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293名战犯的特赦令。

批阅之后,周恩来拖着极度虚弱之躯,带着特赦令及随行医生,飞往长沙,专程向毛泽东汇报战犯特赦一事。

1975317日,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份特赦令。

就在这批293名战犯释放后的第三天,1975326日,周恩来再次被推进了手术室。此刻,这位身高1.73米的总理体重仅剩下61斤。19761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

对这些,身为战犯的蔡省三当然并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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