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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与魔鬼博弈》 择选

                                   约翰.拉贝的中国情结

           




约翰拉贝在中国的故居

19378月之前,约翰·拉贝只是一名德国西门子公司派驻中国的普通商人。

约翰·拉贝的名字,没有多少中国人知晓,更没有多少中国人认识他:一副黑框眼镜、深色西服、打着蝴蝶结、满嘴幽默的秃头洋人老头。

然而,当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开始大轰炸,企图把古老的南京城变成一片焦土,把南京的百万生命化为灰烬之时,走投无路的中国百姓,忽然发现了一位能让他们逃离死亡、逃脱魔鬼追杀的救星——

       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

那里有著名的港口,有古老的1314世纪的圣雅各教堂与圣凯瑟琳教堂,曾诞生了著名音乐家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诞生了德国文学奠基人,著名诗人、作家莱辛;诞生了对电磁学有着巨大贡献的著名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等许多杰出人物。

18821123日,一个飘雪的初冬,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可爱的小生命,降生在汉堡斯图本乌克大街4号马尔库斯·拉贝船长家里。

 他们所居住的公寓楼顶,有一个独特的标志,一只雕塑的仙鹤单腿独立,一只爪子擎着一只球,日夜站在楼顶上。据说,这是为了纪念一支失踪船队而设计的。仙鹤在提醒人们:永远要保持清醒,不要入睡,否则球就会掉下去。

父亲给小家伙取名约翰·拉贝,是为了纪念当水手的弟弟。

约翰·拉贝的降生,给只有一个三岁女儿的拉贝家庭,带来了莫大欢乐。父母抱着幼小的儿子,到离家不远的圣米歇尔教堂,让他接受了洗礼,小拉贝成为一名基督徒。

父亲马尔库斯·拉贝船长,那双沉着、善良,指挥着南美航线的大手,是小拉贝幸福的摇篮,是他逃避母亲巴掌的避风港,也是他善良、沉着、乐于助人等许多优秀品质的重要基因来源。

母亲聪明能干,爱打人,拉贝常常因为学习欠佳和逃学,挨母亲的巴掌。父亲则是他最好的保护伞,每次挨打,他就跑到父亲大山般的背后躲起来。父亲那副长着大胡子的脸庞,给约翰·拉贝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只可惜,父亲走得太早,48岁,癌症便夺去了他壮年的生命,也夺走了拉贝少年时代的幸福与父爱。

父亲去世,16岁的拉贝,初中毕业,不得不辍学,早早地步入社会,到一家出口代理商及代销公司当学徒。19岁,独自一人,奔赴非洲葡萄牙所属殖民地莫桑比克,在一家著名的英国公司打工,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漂亮的英语。三年后,因患上疟疾,不得不离开莫桑比克,回到德国。

1908年,26岁的他,被德国一家公司派到中国北京来当推销员,后来被西门子公司所录用,并担任该公司的会计和文书。由于他聪明能干,不久又被任命为西门子北京分公司经理。

来北京,他第一次接触到东方文明,便对这座从春秋时代就为燕国国都,相继有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朝代建都的古老皇城,产生了强烈好奇与好感,觉得北京是东方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东方文明的瑰宝,到处都保留着完好无损的古代遗迹。

他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所有的历史遗址,拍照,写日记,写书。

他写信,让与他青梅竹马、深深相爱的汉堡邻居女孩儿多拉,从德国只身乘船来到北京。

19091025日,拉贝挽着他心爱的姑娘走进教堂,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

多拉温柔、美丽,爱写诗。

拉贝呢,幽默、乐观,爱写日记,爱照相,爱写文章,因此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留下许多有关中国的作品:《弥勒佛》、《天津的故居》、《我所见到的北京》(四册)、《孔夫子的生活》(纪念画册)、《银婚集》、《敌机飞临南京》(共六卷八本)、《轰炸南京》(二册)、《战争意味着什么》(拉贝翻译田伯烈所著的英文书)。

拉贝夫妇在中国的生活,幸福而平静,并育有一儿一女。

19193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国人全部被遣返回国,拉贝很不愿回国,但没办法,只好携带妻儿离开北京,第一次回到阔别11年的德国。

他离开德国时,还是威廉二世的封建统治,回去却发现,德国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不过,眼前的德国,环境恶劣,政治混乱,派系斗争激烈,晚上他不得不离开床铺,睡到过道里,以免遭到不长眼睛的子弹袭击;通货膨胀,挨饿,断电,少水,少煤,到处是乞丐;到处都充满了暴徒,他遇见一群暴徒殴打《汉堡瞭望台》的编辑霍尔特,他知道霍尔特是一个正直人,急忙上前阻止,却遭到暴徒的一顿毒打,他和霍尔特好不容易才挣脱了暴徒的追打。他看到一个姑娘因饥饿晕倒在电车上,便急忙拿出自己来之不易的面包送给她;看到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因得到一位绅士送给她的面包和香肠,高兴得扔下火柴,哭着向家里跑去。他望着女孩儿跑去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去……

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大千世界。

一个小小的举动,可以阅尽一个灵魂的善恶。

对于不懂政治的拉贝来说,他很想逃离德国,回到衣食无忧的中国去。

一年后,19206月,他终于获得重返中国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偕同妻子辗转数月,终于又回到北京,继续在西门子公司任职。

拉贝自1908年来中国,到1938年离去,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

他和妻子在中国度过了银婚纪念日。大女儿于1930年与威廉·施莱格尔结为伉俪。

在这30年里,中国的政坛屡遭变迁,被囚禁的皇帝光绪驾崩,老慈禧撒手西去,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灭亡,国民政府成立,军阀混战……但是,无论政坛如何变迁,都没有影响拉贝一家的生活。他们无论在北京、天津,还是后来调到南京,都住着二三层的小洋楼,成群的仆人侍候,开着轿车,全家过着衣食无忧、富豪般的上等生活。

1933年,他在南京创办了一所德国孩子的学校。为了给学校争取必要的经费,19343月,他申请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

但是,他平静而美好的生活,却在1937年夏天戛然而止。

中华民族也由于这个夏天的到来,陷入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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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现在进行时
回首2017,是否虚度?
      又一年过去了。
      回头看看,过去一年的时光是否虚度?
      还好,自费跑了全国11个省的未成犯管教所,采访了242名未成年犯及监狱干警,监狱警察鲜为人知故事,令我大为感动。目前,正在全力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救赎迷失的灵魂》,预计明年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回首,没有虚度时光,心里感到安慰!
      祝网友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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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与魔鬼博弈》择选

    我赴德国采访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


在德国海德堡拉贝孙子家采访


拉贝孙子托马斯拉贝家






在拉贝先生塑像前

    人类,总是被西装革履的外表包裹着,其灵魂被严实实地包裹在皮肉里,分不出优劣,辨不出善恶。只有当战争来临,当屠杀与掠夺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之时,其包裹在皮囊里的灵魂,才会像剥了壳的鸡蛋,向世界毫无遮掩地裸露出来。

人们这才发现,人性与兽性,原来如此之近,却又是如此之遥。

                                                  []

2014年8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上午。

我带着一路风尘,怀着莫大希冀,来到德国海德堡半山坡的住宅区,一座门前盛开着鲜花的小楼前,一位笑容可掬的老人,风度翩翩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蓦然间,历史突然醒来,一位历史老人活灵活现地站在我的面前——红领带,白衬衫,头发花白而稀少,两眼微陷,红润的脸上,洋溢着天性善良之人才会有的微笑。

一时,我产生了错觉,心里惊呼:噢,这不是拉贝先生吗?

我神情恍惚,思绪错乱,忘记了备好的功课,忘记了是在德国的海德堡,而不是在中国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刹那间,历史与现实,幻觉与遐思,一齐涌入脑海,撕扯着我这敏感的神经,撞击着我这多思的情感……

    一幕幕血腥的历史,在我脑海里交叠闪现;一声声啼血般的呐喊,在我耳畔骤然响起:“拉贝先生,救救我!拉贝先生,快救救我啊!”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根根白骨,堆积如山。

那是我的骨肉同胞,不是几千、几万,而是30多万!

我曾经跑到南京,久久地伫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拉贝的塑像前;我曾冒着大雨,走进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约翰·拉贝的故居(现改为“约翰·拉贝和国际安全区纪念馆”),久久不肯离去。

   一位55岁的外国老人,却挺着糖尿病之躯,一次次地拒绝撤离南京的邀请,率领20多位外国正义人士,像巨人一般耸立在这片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竭尽全力拯救着南京同胞,因此保住了25万南京同胞的性命……

25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辛德勒救助了1200名犹太人,成为世界名人。

拉贝他们,却拯救了25万!

那是怎样一种境界?

我这浸满泪水的心,被拉贝的事迹一次次地感动着,震撼着,呼唤着。

于是,我来了。

来寻觅这位伟大人物的足迹,来探寻他不平凡的一生——

 

出来迎接我的是小拉贝先生。

小拉贝与老拉贝,出自同一血脉的拉贝家族。

小拉贝是约翰·拉贝的孙子,是老拉贝儿子奥托·拉贝的儿子,名叫托马斯·拉贝。

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他小拉贝吧。

我发现,他们祖孙俩不仅长得像,而且连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幽默,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仁爱之心,都很相似。

走进小拉贝的二层小楼,又一种错觉撞击着我的视野,到处都摆放着中国的物品:小拉贝与妻子身穿皇袍玉带、头顶皇冠、过一把中国皇帝瘾的玉照;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中文书籍《南京大屠杀真相》《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拉贝传》等等;墙上挂着中国的工笔画;装饰柜里摆放着精美的中国搪瓷器皿、景泰蓝笔、玉观音及各种中国工艺品……

如果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在接待我,我真以为走错了人家,走进了酷爱古玩的中国家庭呢。

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摸抚着老拉贝当年的心爱之物,仿佛走进了老拉贝的心灵,走进了那段遥远的历史,与老拉贝的心贴近了,与他默默地沟通,悄悄地触摸着老人那颗伟大的灵魂。

不仅在触摸他们个人的灵魂,而且也在触摸日耳曼、大和民族及中华民族的灵魂。

每个人,每个民族的所作所为,都是其灵魂的外在延伸。

触摸灵魂,则是我这次采访与书写的一项重要内容。

小拉贝先生带我参观了“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地点就在小拉贝家的隔壁。小拉贝先生告诉我,经常有人来到这里,跟他谈论战争与和平,缅怀约翰·拉贝先生的英灵,探讨约翰·拉贝先生所彰显的伟大人性。

在小拉贝先生的花园里,坐落着一座约翰·拉贝的半身塑像。

 

采访就在充满中国情调的客厅里进行,请来给我当翻译的是一个叫李晓璇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

话题就从书柜里摆放的小拉贝先生的全家福照片谈起……

小拉贝先生幽默地说,他有三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大学里学医,儿子在大学里学建筑,夫人是搞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他本人是海德堡大学教授、妇产科医生,出版了30多部医学专著,还有一部写他祖父的作品。他过世的父亲奥托·拉贝,是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也是学医的。

谈起祖父约翰·拉贝,小拉贝先生说,他为有这样一位祖父而感到骄傲。

当谈及如何看待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一事时,小拉贝先生说,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侵略,反对战争。

他在后来发给我的一篇文章中,阐释了他的观点:作为德国人,必须正视历史。“第三帝国”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战后,德国人民努力寻找造成悲剧的起因并进行反思。德国应该向波兰、向以色列、向一切被侵略国家道歉,取得他们的原谅。这才是化解双方冲突、相互沟通的基石。

谈起祖父约翰·拉贝,小拉贝先生说:“约翰·拉贝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来拯救那些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在那种情况下,自己能否做出这样的事情?”

小拉贝先生并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一年,老拉贝就已去世了。小拉贝对祖父的认识,是在父亲无数次的描述中获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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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分类: 昨日文章

《与魔鬼博弈》择选

对敌人的仁慈,意识着什么?

此刻,正值2015年新年伊始,世界人民都在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我的脚步叩击着华夏大地,耳畔却不时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极端恐怖组织袭击了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造成包括警察在内的12人死亡;极端恐怖组织绑架了两名日本人质,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日本人质被杀;许多战乱中的妇女和儿童,挣扎在生死线上……

没有触景,却也生情。

思绪就像一列高铁列车,顺着多日来的惯性,风驰电掣,逆时而行,驶向70年前,驶向南京大屠杀的现场,驶向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比起今天的极端恐怖分子,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灭绝人性,都是无视他人的生命,都是杀人如麻!

人性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有其凶狠、残暴的一面,都有其善良、仁慈的一面。

我前面写到的几位人物,拉贝、法肯豪森、昆德,都是来自纳粹时期的德国;长谷川照子来自军国主义的日本;辛德贝格来自丹麦;而何凤山和钱秀玲,都来自中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关键看首脑人物带领其国民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写到这里,我仍然有许多不解。

日本战败后,日本认为自己输给的是美国,是苏联,是盟军,而不是中国。

对此,我无须为我的国家争辩什么。

我只想以一个父辈被日寇奴役14年的后代,来反思一下我的民族、我的国家。

的确,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日寇入侵毫无准备,而且与日本相比,国力悬殊。日寇入侵,一些人缺少民族气节,大小汉奸如雨后春笋,纷纷向日寇俯首称臣。

但是,中华民族却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妄图灭我种族的日寇面前,猛醒了!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在战争中挺起了不甘灭亡的脊梁!

有人说,日本是崇拜强者的民族,美国向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就彻底征服了它。苏联红军将日本的百万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日本至今都对俄罗斯惧怕三分,在对待北方四岛问题上,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却觉得,日本是一个可征服而不可感化的民族。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杀戮与掠夺,是中华民族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却表现出世界各国所不曾有过的宽宏与仁慈:

不向日本追讨战争巨额赔款,为日本人收养遗孤,优待战犯管理所里的战犯,本该受审判的战犯没有受审……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演讲中,一再重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对待战后日本的宽宏与仁慈,到底是民族的优点,还是弱点?是善良,还是农夫待蛇般的愚蠢?蒋介石的这番讲话,是展示领袖的胸怀,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治需要?

我心中有许多不解。

最令我不解的是,本该送上绞刑架的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没有受到审判,而是一直逍遥法外。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的头号战犯——

早在1915年,他就进入中国搜集情报;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1名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1927年,他任日军陆军步兵第六团团长,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济南“五三”惨案的元凶之一;1932年,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军入侵上海;1933年,他代表日本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天皇令他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日寇对我中国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施灭我中华民族之“三光”政策;194411月,升任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他向陆军大臣发去电报:要求拒绝公告,继续作战!

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日本战犯的头号人物,是国民政府最早公布的94名日本战犯之一。

1946119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为战犯,盟军总部多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接受审判。

可是,蒋介石却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想尽一切办法把冈村宁次留在中国。1946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1949126日,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1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可是,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居然扣压了李宗仁下发的重新逮捕令,派副官急忙通知冈村宁次,让他随同其他战犯一起立刻回国!

      1949130日上午10时,这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同其他259名日本战犯一起,搭乘美国轮船“维克斯”号离开上海,顺利地返回了日本。

    回国后,冈村宁次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日本战友会”副会长,一直从事军国主义活动,直到1966年病死。

 我们不禁要问:蒋介石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日本战犯?

 蒋介石说:“应该说,冈村宁次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德报怨。日本投降后,他(冈村宁次)指挥的军队以战争的手段,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如果不是冈村在八年抗战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对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部队还要发展得更快!”

 蒋介石的话,让我们看到了某些人的悲哀与劣性,他们窝里斗,毫无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担当精神!

   在蒋介石眼里,冈村宁次竟然成了“替”蒋“剿共”的功臣,也就不难理解蒋介石释放冈村宁次的原因了。蒋介石一贯奉行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政府所掌控的军事法庭,虽然杀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但对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却是网开一面,宣布无罪释放了。

 蒋介石后来的一些做法,更是令人费解,甚至让人感到惊诧。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在台北阳明山建起一座“革命实践研究院”,亲自兼任院长,居然聘请冈村宁次等一批原日军高官为高级军事教官。而且,蒋介石与甲级战犯岸信介关系密切,二人于1954年秘密成立反共同盟。1957年,岸信介就任首相不久“访问”台湾,与蒋介石组织什么“日华合作委员会”。

 写到这里,我心里极为疑惑,作为一位曾经的中国政府首脑,蒋先生还有没有起码的民族感情?

 想想,日本法西斯欠中国人那么多血债,几千万同胞死于日寇之手,那么多抗日将领战死疆场,被日寇掠夺的财富更是无计其数!到头来,日本头号战犯居然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被请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去充当什么教官!

 我要问:让他教什么?教中国人如何成为日本的亡国奴、汉奸、不知人类尚有耻辱二字的逆贼吗?

听听战死疆场的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写给各部将领的遗书,不禁感慨良多。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今天,掀开历史的雾障,冷静地透析那段历史,却发现,历史并非像呈现出来的那么光彩,那么冠冕堂皇!

蒋介石说:“冈村宁次,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

蒋介石还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为我们的民族而感到悲哀——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就因为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一个全家被杀害,一个被软禁了后半生;而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却逍遥了后半生,而且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我们批判汪精卫是大汉奸,骂他认贼为父。

那么,蒋先生的一系列做法,又是什么?

以前,我从未研究过这段历史,觉得蒋先生不失为一位中华民族的领袖,只是成了国共两党斗争中的一个失败者而已。但是,当我看到张学良先生晚年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话,我才明白了不曾明白的道理——

张学良说:“他(蒋介石)自私,光考虑自己。没有人心。”他又改口道:“他不得人心。”

是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一个把党派之争、政权之争,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的领袖,缺少的不是韬略与学识,而是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担当的精神品质,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胸怀!

这大概是蒋先生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但是,回头看看,看看曾经发生的一切:无数的万人坑、杀中国人像切豆腐、杀人比赛、砍头、活埋、强奸、轮奸后凌辱尸体、空袭、掠夺、纵火、绑架、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活体试验、细菌战、使用化学武器、将3500多吨毒化武器投入中国战场,其中包括被世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用的芥子气……

19458月,日本战败溃逃,日军731细菌部队却放出大批带有鼠疫的老鼠,致使哈尔滨平房地区接连数年闹鼠疫,大批人死亡!日本投降,却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日本政府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中国各地,对当年留在中国的生化武器进行处理。仅在中国吉林省哈尔巴岭就检测到30万至40万枚毒气弹,至今仍有不少生化武器没有得到清除,伤害中国百姓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战争结束70年了,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有200万发,直接伤害当地人达2000多人。

这一切,哪是一句“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所能化解的?

再听听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理由吧!你会发现,中国对日本宽宏善待的结果,获得了什么。

河村隆之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并不存在南京大屠杀问题!”

其理由是:“我父亲是日本陆军第101师团步兵第101旅指令部伍长,1945815日投降后,南京政府并没有处死我父亲及其250名日本战俘,而是受到了‘特别善待’,被安排在南京栖霞寺。”

其实,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不过是普通战俘营而已。

20122月,中国外交部对河村隆之的言论,提出了抗议。

没有处死河村隆之的父亲,就说明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按照这种混账逻辑推理,中国人应该把日军一二百万战俘全部杀掉,才能证明日寇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不记得是谁说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看来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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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1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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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博弈》择选

 追问历史

    我发现,日本法西斯杀人如麻,看似无比骁勇。但就其某些作法来讲,却不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勇者,而是一个在正义面前百般抵赖、用谎言当胭脂的矮子!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与其相比,德国,倒是令人敬重几分。

    如今,日本战败70年了,那段历史早已载入世界史册,进入人类的记忆。

    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再做这种掩耳盗铃的勾当,再用谎言来美化罪恶,失去的只能是国家的国格与民族的尊严!

    就在最近,我书稿接近尾声之际,看到媒体接连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日期间,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安倍,要承认历史,要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

    看到这里,我在想,日本投降70年了,70年的时光,没能让一个战败国承认历史罪恶,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你不觉得好笑吗?

    即使安倍口头上承认了历史罪恶,其灵魂承认吗?

    不承认,又能得到什么?

    掩耳,真能盗铃吗?

       这一切,又是谁之过?

    我觉得——

    首先,由于美国的转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受到彻底的审判和清算。日本保留了军国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体系。

其次,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向战胜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

    王泰平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引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第五章的内容称:

     (日本侵略)期间……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中国当时城市总数47%,占大城市的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他在书中还写道:

       而实际上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要多得多,而种在中国人心中的创伤和剧痛,远比记录在案的数字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据后来统计,从1931918日战起,到19458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在14年浴血奋战中,饱尝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黩武行径,造成4000万军民死难的惨剧,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以上。在日军的屠刀和炮火下,中国人骨肉离散与家园破碎的悲剧,更是罄竹难书!

       1945725日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削减了整个战争赔偿。

       1947128日,以美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为首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提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

    据称,直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所支付的战争赔款只有37.6亿美元。而且,日本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又获得了12.5亿美元的补偿。

    由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责惩处不力,导致日本法西斯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和惩治。而且,日本更没有支付本应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种应该赔偿而没有赔偿的赔款,正是日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大大地降低了战败成本。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类生存法则!

    任何罪犯,对其所犯罪行都要承担其后果,都要付出犯罪的成本。

    杀人偿命,就是杀人者理应付出的罪恶成本。

    杀人者没有偿命,而是逍遥法外,便会继续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获得理应付出的杀人成本。

    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

    二战后,德国政府不断提醒国民:“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洗刷不掉我们的罪恶,却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

   日本呢?

   假如日本战败后像纳粹德国一样,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战败成本,那么,其结果又会怎样?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反思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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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选《与魔鬼博弈》        

        看日本如何篡改历史

    就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201411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美国在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对“慰安妇”被强迫充当战时军妓的内容,描述不恰当,与日本政府立场不一致,是对事实的误解。并声称,日本外务省通过纽约驻美总领事馆,要求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做出修改。

    该出版商公关部副部长丹尼尔·西格尔,于1120日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开坚定立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出版社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

      日本政府又派人找到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要求其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却遭到赫伯特教授的严厉拒绝。

    当中央电视台驻美记者前去采访赫伯特教授时,只见赫伯特教授对日本的做法,很是不屑,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给予了严厉拒绝。

      此刻,我面前就摆着一部中国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出版的日本侵华罪证档案《铁证如山》。这部书中的资料,不是哪个人的证言,而是日军自己留下的罪证——战败溃逃时,没来得及彻底销毁所遗留的档案资料,上面还残留着焚烧的痕迹。因年代久远,档案是残缺的,但内容却是真实的。

     关于“慰安妇”一事,日军档案中有着详细记载,并以表格形式清晰记载着慰安妇的人数、屯兵数,慰安妇每人所应对的士兵人数。

    在此仅举一份档案为例:

       1938228日,中国芜湖慰安妇人数109人,其中日本人48名、朝鲜人36名、中国人25名;丹阳慰安妇6人,每人应对士兵267名,因人员不够,在当地招募慰安妇;常州慰安妇46人,人均应对士兵140人;金坛慰安妇9名,人均应对士兵133人;镇江慰安妇109名,人均应对士兵137人;南京141人,人均应对士兵178人。

    这份详细的数据记录,是出自日军自己的档案。

       这让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如何泯灭一位教授的良知,去奉迎一个国家罪恶的谎言?

      日本篡改历史,并非始于今天。日本篡改历史教课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1965年,一位52岁的老教授,走上东京法庭,状告日本政府在审定他撰写的《新日本史》著作中“违反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十年来,日本政府多次警告他,责令他必须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奸淫行为,将日军731部队对人体进行试验等内容全部删掉,并下令禁止使用此书。这给他精神造成了巨大痛苦,他因此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损失!

      他就是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日本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教育法学家。早在1952年,家永三郎撰写了一部《新日本史》,并在高中教科书中被广泛采用。1955年,他却遭到文部省警告,文部省阻止他出版该书。19575月,他的《新日本史》第三版,被文部省评为不合格。1963年,他的第五版《新日本史》,再次被评为不合格。19656月,他忍无可忍,走进了法院,从此开始了长达32年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

    法院一再判他败诉。家永三郎不服,屡诉屡败,屡败屡诉。

       1974年,他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名就叫《审定不合格日本史》。

    在法庭上,他以日本弥足珍贵的微弱声音,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我想着自己的良心,祖先的土地被焚毁,我站在那儿,就是有罪!……我现在不过一介布衣,尽管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希望弥补我过去一味驯顺,从不抵制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提出自己的这项罪责的原因。

     在纳粹德国和它的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许多德国人反对了,还为此丧了命。在日本,几乎没有人反对过。我们是一个只知尊奉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这场官司我们赢了,还是输了,而是我们决心战斗了!

 他在接受英国作家布衣采访时说:

       教室成了背信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在践踏我们自己的原则。以国家宣传代替历史教学,我没能顶住,为此感到万分羞愧。

       1970年,法官终于判家永三郎的官司赢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右翼极端分子疯狂的报复,他们向本案法官、辩护律师,向家永三郎家人发出威胁,警告他们当心脑袋!而且,暴徒们包围家永三郎的住宅,日夜骚扰,喊口号,敲洋铁锅,令全家人无法睡觉。

    更为可悲的是,文部省提出上诉,东京法院又判家永三郎败诉。

       19978月,这天,已经84岁的老学者拖着仅有38公斤的羸弱之躯,缓缓地走进了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前来倾听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宣判,最高法院的终审认定文部省所做出的删掉“南京大屠杀”、“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四处审定意见违法,责令国家赔偿40万日元。

    这份迟到的判决,历经32个春秋,十次判决,最终以家永三郎部分胜诉而告终。

      20021129日,这位坚守历史真相,同日本政府斗争了40多年的历史学家,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89岁。

    一位作家说:“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勇气,而在于他坚持了正义。”

    但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份判决来得太迟、太缺少法律的威力了。因为日本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篡改!

       1982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就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

    把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而发动的甲午战争,篡改为“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把日军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出华北”;把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居然颠倒是非,说成“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英国作家布衣在其所著《罪孽报应》一书中写道:“发生在1982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按照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侵略中国’这一措辞改为‘进入’中国,至于原先提到的南京大屠杀,则完全删掉了。”

    日本通过修改教科书,企图篡改历史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于1982826日,就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表示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

    我不禁在想,这是我们发现的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内容,可是,没有被发现的历史书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侵略历史被日本歪曲了?篡改了?

      就在这次我赴德国海德堡采访期间,中国留学生李晓璇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海德堡大学,一名日语系的德国学生,问李晓璇,中国的七七事变是谁挑起的?

    李晓璇说:“当然是日本挑起的!”

    这名德国学生却理直气壮,以完全不屑的口气说:“我不相信你说的!我看到的历史资料是你们中国人挑起的!你们中国应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负责,你们中国才是历史的罪人!”

    “不!日本才是历史的罪人!”

    “那是你们中国自己宣传的!”

    “不对!你所听的都是日本所宣传的!”

    “我学的是日本学,难道还要我去听你们中国的宣传吗?”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晓璇气哭了,觉得对方没有起码的是非观,她说:“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进行大屠杀,中国人死伤3000多万……”

    对方却说:“死的不仅是中国人,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广岛和长崎……”

    更为可气的是,持这种观点的绝非一个德国学生,凡是学日本学的德国学生,都持这种观点。

    这使中国留学生非常气愤,却又毫无办法。

    这就是日本谎言所造成的后果!

    居然从德国日本学系的德国学生口中,说出了中国发动七七事变,中国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的话来!

    我不知在世界那么多大学的课程中,日本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多少歪曲?我不知这种严重失实的教科书,应该由谁来追责?

    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教授删掉“慰安妇”内容。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关注日本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否有歪曲历史的问题存在?如果有,是不是应该像日本一样提出质疑,不允许他们信口雌黄,歪曲历史的阴谋得逞!

      与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内容相配合的,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他们对敢于揭露真相、敢于说真话的少数日本人,进行疯狂的围攻与恫吓,甚至诉诸法律。

    侵华日军东史郎,出版了记录日军罪行的《东史郎日记》之后,许多右翼分子对他及其家人进行恐吓,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骂他“罪该万死”!

    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对采访了120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和102名侵华日军原士兵,出版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右翼势力更是极尽威胁与恫吓,对她百般攻击与诋毁,说她是“扯谎、骗子”,甚至扬言,对松冈环及开口出示证言的侵华日军,实施报复!

       2015126日,媒体报道,由日本右翼分子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牵头,日本国内外8749人联名,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诉状,提起诉讼,指控《朝日新闻》有关“慰安妇”的报道,“损害日本国际信誉,伤害国民名誉”,并要求《朝日新闻》赔偿原告每人一万日元慰问金,并登报谢罪。

    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人所共知,他们却如此掩耳盗铃。

在日本,尽管有少数正义人士在揭示历史真相,但是,这些人大多是草根阶层,不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而极右势力却长期主宰着日本政坛,而且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在不断蔓延……

       王泰平先生在其所著《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在谈到日本的国民性时,这样写道:

       任何一种国民性的铸就都离不开它本国的历史,离不开它特定的政治制度。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控制着那个时代的德国民众的思想的罪恶帝国。同样,日本帝国也是建筑在法西斯精神上的罪恶帝国,把日本民众变成了狂热、盲信、一味跟从权力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而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这种国民性决定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当掌权者决策错误,而一意孤行时,则服从强权,盲信权威,不仅不违抗,而且,往往变本加厉,由“集团主义”演化为极端狭隘的、排外的、极具危险的民族主义。

于是,在黑暗的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国内便出现了“军国热”,每当大本营发表在海外攻城略地的捷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被驱赶上战场,宁做肉弹,宁为落樱,不成功,便切腹,以表忠君爱国之诚;干了残忍之事,只觉得是服从国家,应该应分,并没有罪恶感;有人有了罪恶感,是觉得自己有罪,而不觉得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不好。

       写到这里,我想起纳粹德国,密谋杀害希特勒的东线军官首领海宁·冯·特莱特斯科夫将军,在自杀前,与他副官施拉伦勃道夫诀别时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

    在德国,这样清醒而有正义感的将军不在少数。

    但在日本,却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高官,相反,翻开日本二战后的历史,却看到另外一种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上层,尤其是日本首相的政治导向引起的——

       1953年,全日本超过1500万人签名,要求释放战犯。当时,联邦德国政府驻日本大使馆致波恩联邦法政部急件说:“日本人至今怀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战争罪行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来就不具现实性,因为判决是由胜利者以复仇的姿态单方面做出的。日本战争罪行不是有意识的犯罪,因为那些人将他们的行为只看成战争行动,属于爱国主义举措!”

       1953年,日本推出电影《太平洋之鹰》,极力吹捧偷袭珍珠港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啊,海军》;

        1973年,铃木明在文艺春秋社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4年,被东京军事法庭送上断头台的松井石根大将的近侍田中正明,在日本教文社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是在给日本抹黑,用谎言抹黑!”

         1990年,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公开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1994年,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发表同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言论。

         1995年,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检讨委员会”,在展转社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同样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20001月,在日本大阪设立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以“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为主题的反中国集会,主办者是一个“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会”的团体……

       201546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2016年日本中学生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将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都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并将南京大屠杀,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在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的“村山谈话”表述前,加上一句“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国家间的赔偿等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以上这些,只是我查到的,没查到的呢?

    朋友,当你看到这些弥天大谎,看到这些闭着眼说瞎话的欺世之谈,不知你有怎样的感想?而我作为一名作家,却觉得我的文字太拙,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些用谎言来美化罪恶的人。当一个民族采取掩耳盗铃的谎言,集体“健忘”罪恶,抹杀历史,那么,这个民族除了维护其脸面之外,还抱有怎样的目的?

    这才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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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博弈》选载

       德国与日本:

                对战争罪行完全不同的态度

    二战结束后,欧洲从未停止过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更没有让战犯登上德国政坛的先例。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安倍晋三,自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岸信介是他的外公,一个早期侵华急先锋。

    岸信介于1936年入侵中国,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鲇川义介,被称为“满洲五人帮”。岸信介因其生活放荡、荒淫无度,被称为“满洲之妖”。

    这“满洲五人帮”,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星野直树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后出狱;松冈洋右与鲇川义介,都是掠夺中国资源的罪魁;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由于美国转向扶植日本,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的第二天,19481124日,岸信介等一批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岸信介,这名甲级战犯,1956年担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2月,刚上任首相两个月的石桥因病辞职,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代理其职,成为自民党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他上任后,大肆敌视诬蔑中国,极力鼓吹以“自卫权”名义扩充军备;19605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改定”。而且,极力主张在日本建立“满洲国建国之碑”。1960714日,被右翼团体“大化会”成员刺伤,被迫辞职,从而结束了三年半的首相生涯。

     198787日,岸信介病死,日本《朝日新闻》在社论中这样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朝日新闻》这篇社论,对甲级战犯当选首相一事,道出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岸信介所在的自民党岸信介派系的继承者。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小泉、安倍,都是岸信介培养出来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

      在德国,没有一名战犯被奉为英灵,更没有一名战犯入住烈士公墓。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1978年,日本当局将在远东军事法庭判刑的14名甲级战犯,全部移入靖国神社,奉为“英灵”,并以首相带头前去参拜。

    这14名甲级战犯都是什么人?

    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滔天大罪之元凶!

    靖国神社又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它原称“东京招魂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始建于18696月,为明治天皇祭祀在明治维新时期“戊辰之役”,为推翻旧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如今,靖国神社合祀着2466500多名所谓的“英灵”,供有14名二战期间的甲级战犯及上千名乙、丙级战犯的亡灵。每年都有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及右翼政客前去顶礼膜拜,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据点,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培养军国主义精神的朝拜之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

    靖国神社宫司德川康久,在神社内举行“大东亚战争七十年展”的展台上,公开叫嚣:“二战是以我国的自存自卫及建立人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目的的战争!”

    有人说,参拜靖国神社,就如同“有人到希特勒墓前献花”一样。

    因此,每次日本首相前去祭拜罪恶昭著的战犯,都会招致亚洲各受侵略国家的强烈抗议。

    但是,日本首相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照样我行我素,照拜不误。

    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在执政期间参拜过靖国神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首相们还都避开815日这个战败的敏感日子,并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1975815日,三木武夫首相,首开先河,选在815日投降之日前去参拜。之后,历届的日本首相,都在815日这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

    据资料记载,原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岸信介、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都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前去参拜。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两年多,从1983421日至1985815日,十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三次为日本投降日,最后一次为日本投降40周年纪念日。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六年,六次参拜,2006815日那天前去参拜。

    安倍晋三自2006年上任以来,就不仅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了。而是打破了中日双方来之不易的较为友好的环境,日本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决策,不仅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而且令中国人产生无法容忍的愤怒——

    安倍上任以来,挑起钓鱼岛争端,将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作为日本“国有化”的对象;安倍内阁千方百计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宪决议案,向“战争合法化”迈进;多次发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谬论……

    “日本战犯不是罪犯”,其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否认侵华战争之罪行!

    请问:日本战犯不是战犯,谁是战犯?

    而且,安倍亟欲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妄图否认战争罪行,以政府名义支持极右势力公开篡改历史……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是在19958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其主要内容是:

      上次大战结束以后已过去了50年的岁月。现在再次缅怀在那场战争中遇难的国内外许多人时,感慨万端……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动辄忘掉这和平之尊贵与其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悲惨传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并且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目的特别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作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唯一国家,包括追求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等在内,要积极推进国际裁军。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偿还过去的错误,也才能安慰遇难者的灵魂。

      村山富市的讲话,发表于1995年,比德国总理勃兰特在197012月7日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晚25年。

    应该说,村山富市是日本的“勃兰特”。

    但是,日本并不是德国。

    村山富市之后的日本首相,有几人有德国首脑的明智?有德国首脑的胸怀?

      20151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德国总统高克代表德国表示:“不承认奥斯维辛就枉为德国人!”

    而日本政府呢?

    在对待侵华战争问题上,不但不认真反思、忏悔,而且,一直在有计划、有预谋地篡改历史,把自己扮成一个战争的受害者,妄图从史实中抹掉这笔让日本人无颜面对的罪恶!

    这正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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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选《与魔鬼博弈》

 勿忘国耻:

        日本战犯为何没有受到应有审判?

    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的民族。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彻底征服了日本,令其服服帖帖,百依百顺,甚至一味讨好。

    王泰平先生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

    回顾日本外交史,日本每一次结盟,几乎都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二战中,德国在欧洲不可一世,日本又与德国结盟。近代日本的外交实践表明,它的外交一直具有功利主义、投机取巧和攀附强者的特点。

      不管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还是选择与强国结盟,总之,从投降之日起,日本就完全臣服于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了。

      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证明:

      1945818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一项重要决策:建立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慰安设施”——称其为“战后处理的国家紧急措施之一”。

       818日当天,内务省桥本政美警保局长,立刻向各府县下达募集妇女的指标。各地警察署长四处奔波,寻找“为了国家而卖淫”的女人。

       830日,日本抢在第一批美国盟军到来之前,募集了1360名慰安妇,并在美军必经之路上,开设起第一家慰安所小町园……

    此刻,距离投降仅仅三天,距离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令32万日本民众伤亡不过21天,日本政府就将日本女人主动献给了美国大兵。

     而且,慰安妇很快由两万增到五万,甚至更多。

     为此,在日本留下了一批永远也不知父亲是谁的混血儿。

     为了取悦征服者,连女人都奉献出去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1945927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天皇裕仁身穿燕尾大礼服、条纹裤子,郑重地来拜见麦克阿瑟。

     拜见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已经沦为四流国家,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显然,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失误了。

    在麦克阿瑟将军驻日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裕仁天皇先后11次前去拜见,并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麦克阿瑟不但不同意追究裕仁天皇的罪责,而且决定让裕仁继续当天皇。

      麦克阿瑟进驻日本之后,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改革举措,主要是使日本非军事化,包括:遣散军事人员、销毁军事设备、粉碎军事工业体系、清洗国家机关和重要工业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审判战犯、废除神道,以及对日本警察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等诸多内容。

    并在盟军的监督下,为日本制立了一部新宪法,称其为《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第9款规定:日本人永远放弃参加任何战争的权利与机会。为此,永不维持任何陆地、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潜在能力。

    这项条款彻底否定了日本的军备与战争权。

    对盟军所提出的一切,日本政府唯命是从,百依百顺,从无反抗。麦克阿瑟对此很满意。

    但是,世界政坛,风云多变。

    美国政府忽然转变了战略思想,导致一系列问题全出来了,从而留下诸多至今都无法化解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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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发生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关键时刻……

       19461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来审判日本战犯。但实质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就在19481月,正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紧张地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时刻,一项主宰着国际法庭倾向,掌控着众多日本战犯命运的决策,正在美国五角大楼里紧张地谋划着……

    美国陆军司令肯尼斯·罗亚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提出:“要把今后的日本,变成亚洲阻挡共产主义侵入的防波堤!把日本变成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有用的国家!为此,要放松迄今严厉的对日占领政策,把日本培育成一个‘更健全的自由国家’!”

     这番讲演受到白宫首脑的高度赞赏,迅速变成了美国政府至今仍在延用的一项重大决策。

     于是,19482月末,一个名叫乔治·凯南的美国特使,从华盛顿专程飞到东京,并于 31日、5日、21日,一连三次面见盟军全权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他转达美国政府的最新指令:要求麦克阿瑟,立刻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并提出四项具体要求:

 一、不再扩大改革和整肃范围;

二、不再清算日本所犯的罪恶,尽早结束远东军事法庭等机构对战犯的审判;

三、把发展日本经济、贸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搞改革,以消除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

四、着眼于日本独立,准备与日本媾和,强化警察力量,确保美军在冲绳、横须贺的军事基地,尽量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权限让位于日本政府。

      听到这番指令,年过花甲、深受杜鲁门总统赏识的麦克阿瑟将军,大为恼火,他与白宫派来的特使发生了激烈争吵,坚决不肯接受特使的指令!

    麦克阿瑟认为,他在日本所实施的政策是: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而现在提出的新政策,却完全违背了以往的允诺。

    他说:这四条决策与美国在国际上的承诺大相径庭!美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在受降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都明确表示:“要把日本变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和平国家”,如果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必然会招致亚洲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恶化。有损于美国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威信。再说,重新武装军队,需要大量资金,这将给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阿瑟将军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一贯赏识他的杜鲁门总统的极度厌恶。

     194810月,一份以“总统令”下发的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传到麦克阿瑟将军手里……

    总统令具有法律效力,五星上将百般不情愿,也只好乖乖地听命了。

    于是,一切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受到极大影响的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

      194811月,东京大审判的最后时刻……

    据参加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回忆,当时,各国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执己见。而且,支持判处死刑的法官并不占多数,庭长最后以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问题。

    梅汝璈法官担心罪大恶极的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投票之前,他要求向全体法官做最后的陈述。

这位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唯一一名中国法官,带着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带着中国人民严惩罪犯的重托,向国际军事法庭,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呐喊!他说:

      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庭长考虑我的这一最后请求!

      梅汝璈,当时44岁,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要职。

    他这番“以死相胁”的最后陈述,令在座的法官们深感震惊。

    人所共知,法官是理性与公正的象征。但是,当公正被某种阴谋所操纵,当正义得不到伸张之时,“以死相胁”的决绝呐喊,将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投票结果是6∶5,仅以一票之差险胜。

      19481112日,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人绞刑,判处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2名战犯在审判中死亡,1名精神异常。

    至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从194653日开始,至194811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19481223日,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

    可是,就在19481224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羁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青木一男等17名甲级战犯,却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全部释放。

       201546日媒体报道:日本西部福冈县一家博物馆对外开放,博物馆展品中有一项罪证最为引人关注,就是1945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对8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证。

      1948311日,30名日本战犯因涉嫌活体解剖、非法切除人体内脏、食用美军战俘内脏等罪名,在横滨军事法庭受审。据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30名战犯23人被定罪,5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终身监禁,14人被判刑较轻。可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媾和,19509月,全部战犯都被减免了刑罚,判死刑者无一执行。

    有人说:“东京审判只是一种象征罢了,是美国人在安抚包括受害中国人和其他受害亚洲人的象征。”

    的确如此,只是一种象征。

    在美国的操纵下,余下的数十名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之外,同盟国在南京、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共设立了49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共审判战犯5730人,被判刑者4429人,其中991人被判处死刑。

     据记载,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有称2357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有称145人,其中4名台湾籍战犯以汉奸罪判处),遣返回日933名,引渡出国27名,其余1100多人押进战犯管理所。

     除此,1950719日,从苏联远东押到中国969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6月,中国对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1062名战犯进行处理,1017人免于起诉,被释放回国,4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样一个审判战犯的数据,与盟军在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数据相比,有着怎样的距离?

    据称,盟军在欧洲各地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共8万多人。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数远远高于亚洲。在亚洲军事法庭所审判的日本战犯,仅为5700人,不到欧洲的十分之一。

      5700人与8万人相比,什么概念?

    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许多本该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成为日本上层的重要人物、教授,甚至首相。

    首先,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没有受到审判。

    战后,亚洲各国人民,以及英国、苏联和美国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要求日本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

      194619日,澳大利亚向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64人的战犯名单。

    但是,麦克阿瑟不同意,理由是:审判天皇对美国不利,会在日本引起骚乱和暴动。麦克阿瑟不仅决意在法律上免除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责,而且,决意免除天皇对那场战争在道义上的责任。这不能排除是裕仁天皇多次拜访麦克阿瑟的结果。

    让我们回头看看吧。

    德、日、意三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墨索里尼与情妇被游击队吊死在街头;唯有日本天皇裕仁毫发无损,继续稳坐他的天皇交椅。

    人所共知,天皇是日本三军的统帅,战争号令是天皇发出的,“终战诏书”的投降令,是天皇宣读的。而且,裕仁天皇为了消灭中国,将皇族家庭的重要人员几乎全部派到中国,指挥日军进攻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他们分别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昭和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明治天皇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及高松宫宣仁亲王、贺阳宫恒宪王、梨本宫守正王、竹田宫恒德王、伏见若宫、闲院若宫等十人。

     在战争中,士兵们高喊着为天皇圣战的口号,誓死为天皇流血、卖命、孝忠,甚至剖腹自杀!

     战败了,却丝毫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而且,不许对天皇发出任何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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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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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与魔鬼博弈》

对日本,有太多的话要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不”了!

    在德国的采访结束了。

     但是,对战争罪恶的追问并没有结束。

     德国,承认罪恶,向亡灵谢罪,积极赔偿……

     那么日本呢?

      极力抹杀战争罪孽,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对揭露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百般谴责与恫吓……

   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结束70年了。一个战败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回溯那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战争,不能停留在揭露其战争罪恶及歪曲历史的层面上,而是要探究其形成现状的历史根源。


[]

    对日本,我从未停止过关注,并不是为了创作,更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一切。

    我相信老一辈人都是如此。

    一个民族对那场几乎灭绝种族的侵略如果健忘的话,那就太悲哀了。

    我知道,我对日本的认识感性多于理性。我知道,要写日本,绝非靠几句激越的情感宣泄,靠恶补几本有关日本方面的书所能完成的,更不是跑日本采访一趟就能奏效的。如果我像在德国那样,向日本人提出那么尖锐的问题,说不定会遭到围攻的。

所以,我必须冷静地倾听对日本有深刻研究者的见解。

    于是,回国后,我千呼万唤寻找一位朋友——

    王泰平先生,出生于辽宁丹东,曾就读于外交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世界知识》杂志副主编、《世界博览》主编等职;曾出任中国驻日本札幌、福冈、大阪总领事(大使级),外交部大使等要职,退休后,仍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而且是一位作家,外交笔会理事,对日本有着深刻研究,对中日关系更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与王泰平先生相识多年,是要好的朋友,后来他赴日本任职,就断了联系。通过朋友,很快就联系上了。

      一个晚秋的上午,我怀着好友重逢的喜悦,匆匆来到王泰平先生在北京的住所,夫妻俩得知我的到来,早早就跑到门口来迎接我,而且,几天前就订好了午餐的餐厅。

   多年不见,老友重逢,格外欣喜,一杯热茶,便开始了一上午的长谈。

     年过七旬的王泰平先生,长相出众,性格沉稳,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

     他把他对日本一生的研究与认识,毫无保留地讲给我听。他夫人则忙里忙外,给我翻找资料,把所有与日本有关的资料全部捧到我面前,让我带着。

    临分手,王泰平先生以外交官的政治敏感,叮嘱我:“写日本,你要注意军国主义的特征,他们对内实施法西斯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另外,你要注意,我们只是要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批判。”

     谢谢您,我的朋友!我明白王先生话语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含义。

     就这样,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带着王泰平先生毕生研究日本所著的《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等一批珍贵资料,带着对王泰平夫妇的感激之情,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便一头钻进资料堆里。

    数天之后,我坐到了电脑前,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

    对日本,我有太多的话要说。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得太久太久了,它渴望着喷发。

    我一再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过于感性,只有理性才能深刻,才能客观。可我手中的键盘却常常不听从我的指挥,渴望喷发的激情常常烧焦我的理性,让我的文字变得不再是文字,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带刺的棍棒,敲击着人们有意或无意健忘的神经……

    说来,中日关系曾经友好过,更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

    且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送道,圆寂于76356日,日本为他在奈良所建的唐招提寺,仍向世人彰显着昔日的友好黄花。

    曾几何时,中国曾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向日本取经,并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得到日本的支持。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一年还去日本,发表演讲,大声呼吁,希望日本就“当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的干城”一事表明态度,希望日本能站在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边,而不要成为亚洲的侵略与压迫者!

    但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对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急切地向日本学习,渴望得到日本帮助的心情,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天真烂漫的依赖心情,与后来的历史发展相对照,简直不可思议。”

    的确,中国这头昏睡的睡狮,从未真正认清那位张口善邻、闭口友好、见人必鞠躬的邻居。

 

[]

    历史是最好的抹布,能擦亮人们被尘埃遮挡的眼睛。

    其实早在400年前,日本上层就萌生了最早的大陆政策思想,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开始,就产生了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治国道路,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转身。统治阶级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渐渐地,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道德标准,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政府强化全民习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纮一宇”,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其野心就是称霸世界。

    一百多年来,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

    1887年,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进而将这种国策转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以攻占台湾、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最后征服亚洲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1874年,日本出兵打台湾,侵占了中国附属国琉球,将其改为冲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且出兵人数最多,22000人。清廷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中分得赔款白银3479.31万两。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才被迫停止支付这笔永远还不完的巨额赔款。日本则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没有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1915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卖国贼袁世凯,秘密签订丧失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1927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件,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918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9377月,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灭掉中国!

    中国人民从19319月,一直奋战到19458月,不是8年,而是14年,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胜利。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胡平先生在其《100个理由》著作中,这样写道: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他在书中,将日本与中国的状况作了详细比较: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中国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2.51亿元,约合4.17亿美元。中国的铁路总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不仅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相差甚远,就连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都不如。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汽车却比中国多一倍以上,公路是中国的8倍以上。

    在军事装备上,中国与日本相差更悬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才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有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只能生产步枪和机枪,所有的重型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全部依赖进口。

    日本原计划三个月灭掉中国,却足足打了八年。

      八年战争,日本早已国力耗尽,民不聊生,成了强弩之末。且不谈其兵力消耗,十几岁的孩子都被赶到前线充当炮灰去了,且看看日本国民的生存现状,粮食配给,每人每天约6两,而且是大豆、面粉、白薯,填不饱肚子,只能用豆饼、橡子面、花生壳充饥,蚯蚓、蝗虫、老鼠、蜗牛、蛇、青蛙,都成了佳肴。到处都充满了饥饿,充满了面黄肌瘦、比战前更加矮小的孩子。

    中国就是在这种国力、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场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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