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香港啊香港！难道就没有我一家三口的立足之地？

不久，董健在九龙调景岭西边的绍荣钢铁公司找到一份电工工作，日工资36元港币，加班费另算。

他在调景岭租到一间 12平方米的木房，月租300港币，从姨妈家里搬了出来。一家三口总算有了落脚之地。

1979年8月，父亲和台湾母亲终于从美国转飞香港，来看儿子了。

晚上9点20分，在香港启德机场，董健一眼认出了鹤发童颜、相貌堂堂的父亲，随同一起来的还有穿戴考究、满脸笑容的台湾妈妈。

三十年的骨肉分离，三十年的相见不相识。

一对从未谋面的父与子，紧紧地拥抱到一起……

天太晚，回不去调景岭的家了，全家只好住进一家宾馆，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衷肠。然而，有些话是不能当着台湾妈妈面说的。

凌晨一点，父亲要洗澡，一定要董健陪他一起洗，还说：“健儿，你都三十岁了，爸没尽到一点为父的责任，就让爸爸给你洗一次澡吧。”

进了澡间，父亲急忙把水龙头扭到最大，哗哗直响，忙问董健：“你妈怎么样？”

“妈刚退休，挺好的。妈让你保重身体，不用挂念她。”

听到这话，父亲手捂面颊，老泪纵横，连声道：“我对不起你妈呀！我有罪呀！我有罪呀！”

“爸，你别这么说，那也不是你的罪过。”

“儿啊！爸愧对你妈，也愧对你们姐弟俩呀！”

哗哗的水声，掩盖了父子俩的哭声，却掩盖不住历史留下的悲剧。

父子俩躲在狭小的洗澡间里，时而抱头痛哭，时而爱抚着对方陌生而血肉相连的脸颊，时而又争抢着给对方搓背。

“儿啊，还是让爸给你搓吧。爸从没给儿子洗过澡，爸心不安哪！今天就让爸弥补一下吧。”父亲边搓澡边给儿子出主意，“明天你看你台湾妈高兴时，你就提出让我给你们在香港买房的事……”

这时，洗澡间的门“咚咚咚”地响了起来，只听台湾妈扯着嗓门喊道：“你们爷儿俩的悄悄话还有没有完？我要上厕所！”

父亲急忙冲儿子耳语：“你台湾妈聪明得很，你对她勤叫点妈，让她高兴。人生就是一场戏，把戏演好，不要演砸，也不要弄僵，弄僵就不好办了。爸真想帮帮你呀，可是……”

董健深知父亲的难处。

父亲是国大代表，是台湾有名望的画家和书法家，曾出版过《罗甸服画集》，封面印有于右任先生的亲笔题字：“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求大功”。内文有何应钦将军的亲笔题词：“服乘益有利世功，寄情翰墨见深衷，指端挥洒极生动，篆马传神艺事工。”有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先生的题词：“孝思不匮”。

罗甸服这位黄埔军校毕业、文武双全的将才，在外面风光无限，但在家里，却主宰不了自己的家室。

不仅是罗老先生，从内地溃败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是如此。

然而，这场戏能演成功吗？

 

第二天，台湾父母来到他们位于调景岭的家。

一进门，看到儿子简陋、狭小、闷热的小木屋，屋里只有一把椅子，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父亲的眼睛顿时湿了。

没等董健开口，姨妈、房主、邻居等人都开口为董健说情，请父母帮董健买套房子，让他们在香港有个落脚之地。调景岭的房子便宜，有一家石头垒的30平方米的房，要价3.8万港币。

一听这话，台湾妈妈的脸顿时沉下来，屋子里一片死寂。

父亲急忙说：“健儿，还不快谢谢你妈！她把台湾的房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你们不去。我看调景岭这套就买了吧，回去就给你们汇钱。快谢谢你妈！”

董健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开口道：“妈，就当我借你三万八千元，将来一定还你。”

台湾妈开口说了一句：“我回去再想办法吧。”

父亲赶紧说：“虎走遍天下都吃肉，狗走遍天下都吃屎。我的儿我知道，有我的血脉，我娃是一只虎，将来肯定错不了！”

听父亲这么说，董健的心里却在哭，可怜父亲，为了儿子真够难为他老人家了。

 

四天后，父母要回台湾了，董健一家三口前来机场送行。

在机场，台湾妈妈避开父亲，对董健说：“我一会儿进关还要买些免税烟酒，身上没零钱了。你把你爸给你的美元先给我拿去用一下。”

前一天，父亲和台湾妈妈在香港华丰国货买东西时，父亲随手将找回的80美元塞进了董健的上衣口袋。听她这么一说，董健只好掏出还没有焐热的80美元递给台湾妈妈，却让父亲看见了。

父亲问董健：“你台湾妈问你要啥？”听完董健的回答，父亲一跺脚，厉声道，“她胡说八道！她身上咋没钱？太不像话了！”

临登机，父亲与董健拥抱时，悄声道：“健儿，不要生气，回台湾，我叫你台湾妈尽快将三万八千元港币给你汇来。”

董健只说了一句“保重”，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盼了三十年，终于盼来了父亲。但此刻，他心中却感到无比的失落，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为了区区80美金，一个堂堂男子汉，却让人家如此耍弄。他不是孩子，他是三十岁的大男人啊！

送走了父亲，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位刚强的西北汉子，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就在机场大厅外，拥着妻儿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哭天，哭地，哭他自己！

他仰天长叹：香港啊，香港！难道就没有我董健一家三口立足之地吗？不！命在天，运在己！从现在起，我再也不靠任何人的施舍！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去奋斗！我一定要在香港拼出个人样来！我要把含辛茹苦的母亲接来，我要为自己争口气，为我妈争口气，也为内地人争口气！

本来，他对台湾妈妈汇款的事，已不抱任何希望。但是，父亲最后说的一番话，又让他不得不抱有一丝幻想。姨妈也怕那间木屋被别人买走，就借给董健2000元港币，催他快去把订金交上，免得被人买走喽。

当董健交完订金第二天，父亲打来电话却如同晴天霹雳，把董健和妻子一下子击懵了。

父亲说，台湾妈妈回去就变卦了，坚决不同意汇款。他跟她大吵，也丝毫没用。父亲在电话里唉声叹气，并答应给董健寄来1万元港币的私房钱，以解他燃眉之急。

董健赶到卖房的房主家，已是深夜。

他敲开门，进屋就将父亲不能汇款的事全盘端出，末了说道：“对不起，我失约了。你不退我订金我也没话说，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没钱买房了。”说完，扭身就走，他不愿让房主看到他满脸的泪水。

还好，房主总算将2 000元港币订金退给了他。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一些先进电子产品涌入香港，最受内地人喜欢的则是那些物美价廉的电子手表。

一心想改变命运的董健，看到了这个商机。

他想，要是将电子表零件发往内地肯定能赚钱。于是，他给好多手表厂家写信，自荐曾在西安手表行业工作过，并提出了如何打进内地市场的途径。

1980年4月，董健收到香港德兴钟表集团公司老板的邀请，聘他为中国部经理，月薪3 000元港币。于是，他向香港绍荣钢铁厂提出了辞职。

来港一年零四个月，从打工仔变成了“白领”。

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很感激老板的知遇之恩，工作十分卖力气，跑广州，跑西安，而且，很快就谈成了首单生意。

更为幸运的是，他在深圳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深圳市规划局的王凤龙局长。俩人聊得很投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当时的深圳：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杂草丛生，蚊蝇铺天盖地，街上只有一家宾馆，没有一家像样的餐厅，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大屯子。

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王凤龙局长，却向董健展示了深圳未来的规划蓝图，他说：“你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深圳，不要光看现在。香港当年不也是个小渔村嘛？深圳已被中央列为经济特区，用不多久就将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现在，深圳的发展刚刚起步，一凭嘴皮，二凭地皮！嘴皮就是宣传，地皮就是积累资金的本钱。地皮由你来挑，可以先不交地皮钱，卖完楼花收了钱（预售楼花），再交地价。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和胆量了。”

说得董健心潮澎湃，十分激动。

他有眼光，也有胆量，就是没资金！但他有一张能说的嘴，还有一种西北汉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吃苦精神。

他返回香港，四处游说，终于说通了他所在公司的老板。

老板长相英俊，举止斯文，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年人，操着一口流利的国语，对他说：“我对内地方面的事不懂，这事只能拜托你了。就算咱俩合作，重新注册一家新公司，就叫德兴中国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港币，不用你出，你没钱。你任中国部经理，深圳的事你负责，我负责在香港卖楼花。我给你15%的干股，你跟公司按15:85的比例分成。口说无凭，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我的亲笔信就放心了。我要食言，你可以凭此信到法院去告我嘛。”说罢，便用英文“唰唰”地写了一封信。

“老板，咱们以心换心，大家精诚合作，同心协力，好好地大干一场吧。”西北人憨厚实诚，董健看不懂英文。

到家，他让粗懂英文的妻子将信翻译成中文，不禁大吃一惊，信上写的干股不是15%，而是10%！

第二天，董健找到老板，开门见山，说出分成的百分比写得不对。老板淡然一笑：“啊，可能我写错了，要不我重新写一封？”

“那倒不用了。”董健怕伤了和气，觉得能兑现10%，他就知足了。

不久，董健在深圳选中一块地皮，即德兴大厦项目，德兴公司也因此成为深圳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从此，董健变成了一只陀螺，忙得团团转，每周三天跑深圳，三天在香港，跑客户，跑楼盘，跑销售。

早上5点起床，匆匆吃完早点，赶乘6点的头班船，从调景岭坐船到香港市区，再坐过海巴士赶到九龙红磡火车总站，乘上去罗湖的火车。9点30分火车到罗湖，百米冲刺般地冲到前面排队、填表，再去排队验证，然后跑过罗湖桥来到深圳，又是排队，又是海关查检，又是一大堆的手续！总算过了海关，已是上午10点30分了，便急忙向他销售的楼盘奔去。

深圳海关下午5点封关。下午4点半，又开始重复早晨一样的路程，进关、出关、赶火车、赶乘过海巴士、赶乘去调景岭的渡船，爬完十几分钟的山路，赶回家里，已经是繁星满天，半夜时分了。

无论多苦、多累，他都感到无比快乐，因为希望就在前面。

董健口才好，又长着一张憨厚的面孔。经他一宣传，在香港预售的楼花十分抢手，均价350港元一英尺，等于3500港元一平方米，可分三种方式付款。而且，在深圳购一套房可免税购买一套进口彩电、冰箱、洗衣机，可将外地两人农村户口或四人城镇户口迁入深圳。那时候户口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啊！

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蜗居在斗室里的香港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公司租了一间写字楼，聘用了两个售楼小姐，第一天就售出27套住宅，第二天又售出25套。几乎天天有钱进账。用香港人的话说：“数钱数得手都软了。”半年下来，公司在深圳的德兴大厦楼盘售出90%，筹集了一亿港币的资金。

老板在沙田买了200多平方米的豪宅，将德国宝马轿车换成了100多万港币的劳斯来斯豪华型轿车。老板的弟弟也另置新房，将原在香港北角的40平方米住房租给了董健，租金日后一起结算。董健一家三口终于搬离了贫民窟——调景岭，把母亲也从西安接了过来。董健的工资由3 000港币涨到5 000港币，又涨到了7 000港币。

 

拼了三年半，董健将德兴公司在深圳四座三十层高的德兴大厦全部售完。

粗略一算，德兴公司可赚4 000万港币，扣除应交付深圳的600万所得税，净剩3 000多万港币！

董健暗自高兴：即使按10%分红，他也可以拿到300万港币。他就能彻底翻身了。

淳朴的西北汉子太实诚，只知道傻卖命，并不知道香港是冒险家的乐园，能产生亿万富豪，也能产生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