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长篇连载

                      骗子成就的一部著作

谈到《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这部作品，不能不谈到我个性中一个最大的缺点——轻信。

由于轻信，我上过不少当。

一次，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子来找我，哭哭啼啼地说她父母离异，没人管她，生活没着落。她爱写诗，希望我能帮她推荐一下。我信以为真，看她的诗写得不错，就向电台推荐并被录用了。没过几天，电台的朋友来电话告诉我，她的诗全是抄袭的。

又一次，一个中年女子拿着一篇小说，从外地专程跑来找我，我看完小说对她婉转地提了一些建议。她却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声泪俱下，一定要我收她做学生，我不答应她就死活不起来。我好说歹说总算把她拽起来，做了六个菜招待她。她说不吃牛肉，我只好把牛肉撤下去。可她又气呼呼地说：“我不吃！六个菜待客，五个菜待鳖！”我觉得这人精神不正常，只好下了逐客令。可是，我从阳台上看到她哭着离去的背影，心里又觉得很过意不去。

还有一次，一个文学爱好者进了监狱，来信说他家里不管他，让我给他寄点钱，说等他出来后就还给我，结果音信皆无……

朋友们说我太幼稚、太善良、太单纯了。

是的，这种善良和轻信，可能源于我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那里没有那么多谎言和欺骗。父母从不许我们撒谎，说撒谎可耻，还说撒谎是万恶之源。我不会撒谎，以为别人也不会撒谎呢。

但是，世界是丑陋的，它充满了谎言与欺诈。

事情发生在1994年夏天——

在《当代》杂志发表了那篇《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的报告文学之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少人想跟俄籍华人姜堪政合作“场导机”项目。有的专程从新疆、山东跑到佳木斯来找我，要我帮他们办理赴俄考察手续。我就托人找关系帮他们办签证，担着风险给他们当担保人……

有一个姓高的烟台人最为积极。他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他是英国某公司的中方代理人，对“场导机”很感兴趣，让我把姜堪政请到北京来洽谈合作问题。我和高某在电话里达成协议，我负责把姜堪政请到北京，他负责承担五千元费用。他满口答应。

8月28日晚间十一点三十分，我在北京黑龙江宾馆正准备休息，忽然接到高某打来的电话，说他刚从香港飞过来，要立刻见我。我只好穿上裙子跑下楼去。

在大厅里，看见一个长得又矮又黑、头发稀得连天灵盖都盖不住、半边面部神经麻痹的男人，身着一套劣质米色西装，手拎一只旧密码箱，匆匆地走进来。

我心里大为疑惑：这人能是英方代理商吗？可转而又告诫自己：不要以貌取人……

高某开口就说：“对不起，张女士，我下飞机时钱包被偷，所以来晚了！”

我并没有多想，还为他惋惜一番。

接下来，他说他认识一位旅韩华侨韩晟昊博士，说韩博士给韩国几任总统当过保健医，是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他说可以请韩博士来投资“场导机”的项目……

第二天，高某与姜堪政洽谈之后，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随后，高某让我等他电话，说要带我去见韩晟昊先生的儿子。

我从下午一点等到半夜十一点四十分，高某终于打来电话，却是满嘴醉话：“张女士，你猜我是谁？”

我说：“你不是高先生吗？”

“不对！你猜我是谁？”他一连问我好几遍。

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告诉你，我是国际大骗子！”

我脑袋“嗡”的一声，急忙问一句：“你谁都骗吗？”

“对，谁都骗！”

“……”我顿时哑言了。

他却话锋一转：“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接触你吗？”

“不知道！”

“我是想利用你这支笔……”

在以往的通话中，他曾经流露过，说他的一生很坎坷，希望有人能写写他。但我从不充当这种“御用”文人，也就没搭茬。接下来，他的话就更离谱了，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觉得我这人气质好，说他要是没有老婆就让我离婚，他要娶我……

简直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高先生，请你自重点！”我厉声打断了他，“希望你能兑现诺言，关于这次来京的费用，你什么时候付给我？”我不得不考虑最实际的问题了。

他说：“明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你这儿！”

“我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电话挂了，我却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不禁担心起他所承诺的五千元费用问题。

果然未出所料，第二天上午九点刚过，宾馆服务员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雅文女士，我为你的事东奔西跑，你却说我是国际大骗子，我不能与你共事了！”

这家伙明明自己说他是国际大骗子，反倒栽赃到我头上了。但毫无办法，只能认倒霉了。这么大个北京我上哪儿找他去？再说也没那个时间，南京一家公司还邀我带姜堪政去洽谈合作问题呢。

可我带来的几千元钱，买完两张去南京的机票仅剩下五十元，连机场都去不了。恰在这时，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读者王依媛女士来拜访我，目睹了我的狼狈，请我到家里做客。临走，她硬塞给我二百元钱，这才帮我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还好，南京那家公司向我支付了差旅费。

在南京，我脑海里总是转着高某说的那位韩晟昊博士，凭着我对题材的敏感，觉得如果确有其人，这将是一个难得的独特题材。

在南京办完事之后，我立刻返回北京去寻找韩晟昊先生的儿子。可是高某只说他在北京某中学工作，并没说具体是在哪个中学。偌大的北京，茫茫人海，上百所中学，上哪儿能找到这位韩姓人士？

我在北京跑了三天，这天傍晚，终于在一所中学的医务室里，找到了韩晟昊先生的儿子，从而又敲开一个绝妙的素材——

韩先生说：“我父亲这一生真可谓饱经沧桑，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太值得一写了！”

之后，我贸然给韩老先生接连发去两封信，不见回信，又发出第三封，不久，终于收到老先生的回信，同意我去汉城。

1995年8月2日下午两点。

我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走进韩晟昊先生在汉城开的新东和汉医院，走进古色古香、摆着奇石古玩、墙上挂着用金刚经绘制而成的观音菩萨像的会客室，来到瘦小枯干、神态高傲、手里把玩着两块小石头的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第一句话却问我：“张女士，你为什么这么远跑来写我？我告诉你，我可没有钱！”

面对老先生的坦率，我只好坦诚地说：“韩博士，如果为了钱，我用不着跑这么远来采访你了。在国内有人出价二十万让我给他写传，都被我拒绝了……”

的确，不止一个人找过我，让我为他们写传，有的还让我自己开价。我是一个穷作家，去俄罗斯采访都得靠卖皮夹克来赚旅费，当然需要钱。但我觉得人生有限，不愿为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空耗生命，所以一概谢绝了。

我说：“韩博士，听说您这一生很坎坷，也很辉煌，尤其在打开中韩通道方面作出过很大贡献，我觉得很值得一写……”

听我这么一说，老先生长叹一声：“唉，我这人九死一生，真是一言难尽哪！”

于是，这位生性高傲、刚愎自用的老先生，终于把他坎坷一生以及从未向他人敞开的内心世界，第一次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作家敞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