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6：一（六）-（九）

       （六）战鼓之歌。恩格斯在此处写道，在这首诗中，我们的社会主义诗人（倍克-笔者）又一次证明，他由于已陷入德国小市民的鄙俗风气中，就总是把他给人留下的那点微弱的印象破坏了。

      倍克说一团队伍在战鼓中出发了，人民号召兵士和他们一起参加共同的事业。令人兴奋的是诗人终于鼓起了勇气。但是很可惜，最后我们才了解到，这里我们所谈的仅仅是皇帝的命名日和人民的呼唤。

      恩格斯下面强调，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作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在海涅那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地把它们抛到现实的地面。而在倍克那里，诗人同这种幻想一起翱翔。自然，当他跌落到现实世界上的时候，同样是要受伤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藉。不过布拉格的起义使他有机会来描写和这种滑稽剧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

      （七）移民。恩格斯叙述了倍克的诗句。我从树干上折下枝条，看林人就走去报告，主人把我捆得紧紧，给我打出来这个伤痕。恩格斯最后点评到，所缺少的只是看林人的报告没有用这样的诗写出来。

      （八）假腿。恩格斯没有涉及诗句内容，直接评论道，诗人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败得实在悲惨。整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叙述和描写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篇的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暴露出来。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或者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

       （九）马铃薯。恩格斯在简短列出倍克的有关诗歌后，简要评述道，能哭的和诗人一起放声哭吧。假如诗人不是像他的穷人缺乏马铃薯那样缺乏精力，他会因为能够喝到去年秋天用马铃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帝，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之一）做的饮料而高兴。德国的地主和资产者会允许在教堂里唱这首诗，这对他们是毫无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