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7：一（十）-（十三）

       （十）老处女。关于倍克的这首诗，恩格斯重点评论道，（德国-笔者）社会主义洋洋（原文扬扬-笔者）得意的议论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手法就是唱这样的高调：从另一方面来看，只要没有穷人，那就会万事如意了。这种议论可以被应用到任何对象上去。它的真正内容就是在慈善掩饰下的伪善的小市民的庸俗气。它完全同意现存社会的正面，使它悲痛的是除了正面以外还存在着反面-贫穷。这种庸俗气已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而它的唯一希望就是现代社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不要它存在的条件。

       不过，在这首无定形的长得没有个完的诗里，间或也有一些写得好的地方，例如对流亡无产者的描写。倍克在这里，第一次超出了德国市民的一般道德水准，借一个老乞丐的口诵出了这些诗句（笔者没有再引用这些诗句）。这个老乞丐的女儿请求父亲允许她去赴一个军官的约会。老乞丐向他的女儿描画出她的孩子将列身其中的那些阶级的充满痛苦的景象，并且直接以她生存的环境为根据把他自己反对的意思表示出来。不过并没有（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向她做道德的说教。

       （十一）不要偷窃。恩格斯这样叙述了倍克的这首诗并给予尖锐的批评。倍克写道，一个俄国人的道德高尚的仆人（仆人自己把这个俄国人叫做善良的老爷）为了接济他的年迈的父亲，在夜里偷了他那个似乎在打瞌睡的主人的钱。这个俄国人悄悄跟在他后面，偷看了仆人写给他父亲的信。信的内容如下：“你收下这笔钱！父亲，你向救世主祈祷吧。求他将来从他的宝座上对我的罪给以赦免......直到我能够给我善良的主人补上了这笔偷盗了的钱。“这个道德高尚的仆人的善良的老爷被这个吓人的自白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仆人的头上，为他祝福。但是这是一个死尸-在恐怖中他的心却裂开了。还有谁能写出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东西来吗？倍克在这里降到了科采布和伊夫兰特的水平以下。这出仆人的悲剧比市侩的悲剧更胜一筹。

       （十二）新的神灵和旧的痛苦。关于这首诗，恩格斯写道，这首诗嘲笑（往往很中肯）的是隆格，“光明之友”，新一代犹太人，理发师，洗衣妇，抱有温和的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市民。最后，诗人在庸人面前替自己辩白，因为他们将要用这一点控告他。虽然他在风暴和黑夜里唱出了这首光明的歌。然后他讲述了一篇用社会主义的词句修饰过的，以特殊的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关于博爱和实践宗教的教义，从而把自己的敌人的一种性质和他们的另一种性质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倍克就怎么也收不了场，直到他再次断送自己为止。因为它自己已深深地陷到德国的鄙俗风气中，并且过多地考虑自己，考虑沉溺于自己诗中的诗人。他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一个漂浮在云雾中的“诗人”，但这些云雾不过是德国市民的朦胧的幻想罢了。

       （十三）（这是最后为倍克做的小结-笔者）恩格斯说，倍克无疑地比德国文坛上的大多数小卒具有更大的才能和更多的天赋的精力。他的唯一的不幸就是德国人的鄙俗气。他那装模作样的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是这种鄙俗气在理论上的表现。在社会矛盾还没有因为阶级的明确分化和资产阶级迅速夺取政权而在德国采取较尖锐的形式以前，德国诗人在德国本部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一方面，他在德国社会中不可能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因为革命分子本身还太微弱。另一方面，由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着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力的作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他，可是过一会却又重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对于一切多少有些才能的德国诗人暂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