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决策管理学派的比较研究

杨鸿杰  周毕文 

一、西方决策理论学派与中国决策学的代表人物的个人背景比较

西方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赫伯特·西蒙，他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在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被人们称为“博物学家”。他1916年出生，193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4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于1849年得到卡耐基工业学院管理研究生院教授职称。1966年得到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职称。毕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由于他在决策理论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被授予197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主要研究的是生产者的行为，特别是当代公司中决策的组织基础和心理依据。

中国决策学的创建者张顺江教授，生于1937年，曾经做了“八年的王国奴”，196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原子核物理系。毕业后长期从事核工业设计和知道核工业建设的工作。鉴于对国家级重大决策失误和重大工程项目决策失误给国家、民族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深刻反思，开始下大力气，研读中西哲学、历史、决策管理学，结合自己参加大型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指导工作的经验，研究开发中国决策学。经过三十年多年的不懈努力，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完成了从“哲学基础、大学科方法论、决策管理理论基础，到决策管理理论应用”的“一以贯之”的完整的学科体系。这种完整的决策学科体系虽然还没有产生像西蒙的决策理论那样大的世界性影响，但笔者认为，假以时日，随着中国决策学的普及和应用，必将对促进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由中西的决策理论的代表人物的背景情况可知，西蒙自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一致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他的学术研究的涉猎面很广，因此被人称为“天才”。而中国决策学的创建者张顺江教授本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达到了自然科学的高峰，后来出于研究决策的需要，横跨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并且他是从“实践”转到“理论”上来的，从事了23年的核工业的设计与指导施工工作之后，才转到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上来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于对“当亡国奴”反思，自幼拜多位武术名师学习武术，习武不仅强健了他的体魄、锻炼他的意志，更为重要是通过长期的“文武双修”，使他在文武两道都达到了高峰，从而具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博大的胸怀、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这使他能够站在众多思想巨人的肩上，从而具有世界的意识，开发出了能使人们“从必然王国达于自由王国”的中国决策学！

二、研究的对象比较

西蒙主要研究的是生产者的行为，也就是当代公司中的决策问题以及与决策相关的组织基础和心理基础。他在50年代对经营管理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对公司行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时，公司的行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前提的。而他对此提出了挑战，强调了大公司复杂的内部结构以及目标的多重性。他提出必须建立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决策模型。之后，又对大象组织的信息处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信息本身以及人们对信息的处理能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为大公司的决策人员提供了决策的模型决策所需要的辅助模型。可见，西蒙研究的决策问题主要是组织内部的决策问题，尤其是大公司内部的决策问题。

而中国决策学的创建者张顺江教授所研究的决策问题并不限于大组织内部的决策问题。他是把“决策”看作是人类最普遍的现象，把决策能力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他开发的决策学体系包括了从个人决策、家庭决策、组织（企业）决策、大型工程项目决策、地区发展战略决策、人类向何处走的决策等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决策。学习了这个学科体系之后，我们才明白，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每个国家都与“决策”息息相关，决策的正确与否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每个国家，甚至是整个地球的前途与命运。

总之，在研究对象方面，西蒙把决策研究限定在了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而张顺江教授则把决策研究拓展到了整个人类社会。

三、中西决策理论基础比较

西方的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吸收了行为科学的观点，并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运筹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综合运用于管理决策问题，形成了一个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其方法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依笔者对西蒙的主要著作进行研读的心得，西蒙教授的确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意义的观点，在某些操作层面上已经研究得非常细致，遗憾的是，很难说西蒙教授形成了“逻辑一贯”的决策学。

应该肯定的是，以张顺江教授为代表创建的中国决策学大量地吸收了西方决策理论学派以及西方其他管理理论学派在技术层面、操作层面上的内容。但是这种吸收决不是硬性的照搬，而是把他们合理地、有机地融入中国决策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成为中国决策学的血肉的一部分。

至为难得的是中国决策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组织内部，而是把决策看作是人类最普遍的现象和最重要的实践（精神实践）活动加以研究的。由于现代的决策问题涉及到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因此，中国决策学的创建者，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和操作的层面上研究决策问题。

基于现实的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的复杂性，必须开发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于这种认识，张顺江教授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研究中西文化、哲学、宗教、方法论，找到了世界文化的原点，找到了正确的信仰，找到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的出发点，对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进行归一性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学科方法论体系——法元论，法元论的提出实际上为决策管理提供了一个无上的法宝。

法元论是大学科方法论，是逻辑公理体系。“元”就是太极，就是矛盾对立统一体，我们也可以把元近似地理解为“系统”。元不是什么具体的事物，而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最高抽象，因此，“元”本身是“空”的，正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它是可以套进去任何东西的“活套子”，是一种可变的“法宝”！！下面，笔者以西蒙教授的观点为参照，阐述张顺江教授的观点：

1.西蒙教授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因此，管理就是决策。”而张顺江教授把决策与管理的关系分析的更加透彻。他认为，决策是一个元概念，而管理不是元概念。因此，可以在定义出决策之后，用决策来定义管理。他说：“决策是人对未来实践的方向、原则、目标，以及坚持方向、贯彻原则、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所做的决定”。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决策——实施——再决策——再实施……”的过程。如果把一次次的决策看成是“微分决策”，而管理正是“微分决策的积分”。这样，就把决策与管理的关系彻底地搞明白了。

2.西蒙教授把决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搜集情报阶段、拟定计划阶段、选定计划阶段、评价计划阶段。并认为这四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中国决策学的创建者张顺江教授把决策的过程分为：

A 分析问题：包括决策问题与决策目标、“决策问题”与“决策目标”的概念开发（含“决策问题”的科学结构、价值准则、决策目标、决策目标的检验准则）、系统分析问题的方式与模式

B 决策分析——制定对策：包括对策与最优对策、决策分析、拟定决策方案

C 抉择决策方案——审校对策

在《决策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张顺江教授给出了创造与逻辑思维分析问题的模式。这个模式从“不满”开始，到“输出”结束，经过了调查研究、概念开发、查证（完备形式）三个阶段。其中，调查研究又包括认识环境（理想与现实）、收集资料、研究资料三步；概念开发包括松弛、理性抽象、创建诞生三步；查证包括发展与查证、概念获得、问题的确切表述三步。

3.在决策的准则上，西蒙教授用“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的准则。把现实中的决策者看作是“管理人”，以代替以往的“理性人”假设。

在中国决策学中，西蒙教授所提出的“满意”准则以及用“管理人”代替“理性人”的假设都已隐含在中国决策学的前提之中。因为中国决策学是在“九圣归元”的基础上开发创立起来的。她的第一公理是大道，是总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之道”，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她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看成是一个个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她否定两个极端，取两个极端中间的“变”的存在为最高公理。因此，在现实中，完全的理性人假设、没有前提条件约束的最优的选择，在中国决策学这里根本没有存在的地方。

4.在决策的分类以及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方面，中国决策学大量地汲取了西方决策学派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的内容。如一个组织的决策根据其活动是否反复出现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根据决策的前提条件，可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和非肯定型决策。一个组织中的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是和决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有关整个组织的决策必须而由于组织内的决策过程本身的性质及个人认识能力有限，分权也是必须的。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决策学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决策学派理论的技术层面操作层面上的内容吸取过来，而是用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对其进行合理化的处理和安排，使之成为中国决策学的一部分。

四、中国决策学的独特优势

中国决策学是由“道（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经（决策学理论基础）、技（决策学的理论应用）”所组成的逻辑一贯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张顺江教授通过对世界文化影响深远的三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进行归一；对我国传统文化源头的三宗——周文王的《周易》、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儒学》进行归一；对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进行归一；三三得九，九圣归元，从而找到了世界文化的原点，为决策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本元论》中，他解决了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问题，在《法元论》中，他给出了逻辑公理体系，在《决策学》中他首先开发出“决策”的概念，作为统帅整个决策学的“定义性公理”，然后，用逻辑公理对定义性公理进行推演，得出了逻辑一贯的学科体系。这种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不再是经验的总结，而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得出的逻辑一贯的学科体系。

随着中国决策学的普及和应用，他必将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伟大复兴起到巨大的作用。

杨鸿杰  河南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邮编：467001）

周毕文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