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不久前，投资者和媒体几乎一致呼吁和期盼政府救市，以至于“两会”期间有领导说“政府不承担救市职责”时遭受到了广泛的攻击。4月20日和23日管理层如愿连续出台了“限制大小非减持节奏”和“降印花税”两项政策，市场终于扭转下跌趋势，但同时我们又听到了有关“政府救市”的非议，对“政策市”的质疑有逐渐蔓延之势。

    客观地讲，每一个证券从业人员都希望市场能按其自身的规律运行，都希望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越少越好，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在国外成熟市场，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金融研究权威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一书中说：市场总体运行良好，但有时也会超负荷，需要帮助。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累积了近20年的大小非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释放，对市场形成了极其巨大的冲击，“超负荷”的市场急需政府的“帮助”！

    从更深层次看，中国证券市场今后较长时间内仍难以摆脱“政策市”的阴影，这主要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不完善，存在着市场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或困难，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国内证券定价的机制还不健全，在今年之前，参与市场的投资者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金融资本，今年以来以大小非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开始“入场”，虽然参与定价的主体进一步完善，但一方面这些产业资本“入场”的方式是集体性的单边卖出，“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姚刚副主席在4月20日晚记者会上的原话），另一方面，市场目前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容易形成价格的扭曲，这种定价机制上的不健全极易形成市场价格的严重偏离，并且自身难以克服使价格回归正常，这就为政府干预埋下伏笔。

    二是投资者结构上的问题，虽然说这些年国内机构投资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市场上以个人为主的中小投资者仍占据了超过60%的份额（其中很多是新入市的投资者，尚未包括借道基金的间接股票投资者），相比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理性，这类个人投资者在投资上往往表现出更多的盲目和不成熟，伴随着市场的波动经常性地出现或者无畏或者惊恐的集体性行为，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市场的波动，需要政府出面“帮助”，前一阶段，很多人呼吁政府出来表态（或降印花税）稳定人心稳定市场，道理正在这里。政府多年来始终把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证券政策，虽然也取得了积极成效（10年来从无到有，目前已经占据了近40%的比重），但可以肯定短期内这种投资者结构还将难以彻底改变。

    政府救市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政府直接入市，这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就曾多次出现，1998年香港政府动用1200亿资金抗击对冲资金，多年来一直为业界所称道，实际上证券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其价格形成的基础正是实体经济的表现，这就为政府干预证券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相比于国内直接面向证券市场出台政策的直接干预，境外成熟市场更多地采用调控经济的手段间接干预，象美国这次次贷危机暴发后，美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就频频采用降息、向市场注资等一系列政策来化解危机和刺激经济发展-----间接救市，所以我们看到暴发次贷危机的美国，其股票的下跌幅度反倒远远小于非发生次贷危机的其它大部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