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继续“小故事”这个系列了，主要是这些故事虽然读起来很小，其实背后的故事相当复杂。

最开始写这些小故事，大概也就是想凸显一种“无常”的心情吧。本来想着，做口述历史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的阅历呈几何倍的增长。结果做口述历史越来越多，自己的“触觉”反而是越来越钝了。应该说“司空见惯”么？还是应该说“无能为力”呢。究到深处，就是感觉世事的“无常”。

顺便缕清一下“小故事”这个系列。第一作是2014年12月的《一则小故事》，第二作是同月的《又一则小故事》，第三作是2015年1月的《一个错乱的小故事》，第四作是2015年8月的《第三个小故事》。

这么看来，的确是很久没写了。

总之，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这次的小故事，依然讲的是一个清末民初的旗人世家的故事。

这个家族，在当时被称为M胡同W家。

M胡同W家是清代著名的内务府世家。

之前的故事里，也或多或少提到过内务府世家。在当时市井人的眼中，对于内务府的官宦人家，有一种偏见，用俗语来讲，就是——“树小房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究其本质，是因为内务府世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清代中后期突然兴起的“暴发户”，他们祖辈大多只是中下级官僚，没有传统世家的那种传承数代的“规矩”，也没有科举世家那种世世代代“书香门第”的风雅，只有资财的丰富而已。这种家风，几乎必然形成“纨绔”。

当然，内务府世家里分成很多种，其中既有科举世家，也有世世代代的高官，当然也有那些被旧贵族瞧不起的暴发户。这个M胡同W家，恰恰就是那种“暴发户”。

M胡同W家原本只是旗内军官，从道光朝开始，在内务府内升转如意，家世就兴起了，之后连续三代人出任内务府总管，同族都出任织造、海关、银库等职官，故而门第一下子提升，成为了“豪富”之家。如果当时有京城财主排行榜的话，W家或许是要进前十名的。不过，正因为暴发户这种出身，导致其家门第虽然不低，但是既没有“规矩”，也没有“世守书香”的文雅。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个故事的悲剧色彩。

清末民初的时候，W家的当家人，是某代内务府大臣的儿子，故事里称之为“老爷”。这位W大老爷有前后两任夫人，各生了一个儿子。辛亥革命时，大儿子15岁，小儿子1岁。到了民国七年，“老爷”去世，这时候大少爷22岁，小少爷8岁，就开始正式“当家”了，家里的长辈只有小少爷的母亲而已。

前面说过了，W家是一个豪富之家，虽然“大清”已经不在了，但是其家的“家底儿”却一点都没少，而且还有大量的田产、房产，在外国的银行也存了大量的金银。而因为家风的缘故，其家人对读书等均不倾心，故而22岁的大少爷便开始了“喜闻乐见”的行为——“造”。

W家到底有多富，有多能“造”钱，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当时最有名、最讲究的斗虫儿的“局”，也就是专门组织斗蟋蟀的场子，是在他们家。除了鱼、虫这些旧派的“玩意儿”外，W家还很赶时髦，要玩新的“玩意儿”——足球队——他们家自己花钱组建并且养足球队，到处踢比赛。这些有记录的，其实还是1930年之后“玩儿”的，之前的，就更不用提了。那时候，王世襄先生还是小孩子，却也好“玩”，经常往W家跑了。

但是W家，到了30年代，有了一个烦心事，那就是乏嗣。

大少爷当时三十多岁，和大奶奶之间没有生育，纳了妾，依然是“没找落”。在旧社会，绝嗣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所以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小少爷身上，16岁就让小少爷娶了亲。后来在小少爷22岁那年，“不负众望”的生下一子。全家喜气洋洋，尤其是大少爷，仿佛看到了希望。

这之后，大少爷不断地催促小少爷再生一个。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弟弟再生一个，过继给他，这样自己这一房也不会绝后。而长期以来的纨绔生涯，也让大少爷的身体越来越差，虽然只有三十出头，却开始病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少爷更加急切的想让弟弟生第二个儿子来延续香火。

结果，三年后，小少爷生下了第二胎，却是个女孩子，大少爷、大奶奶的希望一下子落空了，全家几乎都开始仇视这个女婴。似乎如果她是个男孩子的话，两家就都“幸福美满”了似的。本就身体不好的大少爷，更是在刺激之下，一命呜呼了。

于是乎，哥哥和妹妹各自成长了起来，而家人对于哥哥和妹妹的态度，却是天壤之别。哥哥作为“独苗儿”，“理所当然”成为了家族的心头肉，一切好的，都要尽可能的供养哥哥。妹妹呢，则是“晦气”。至少在祖母和伯母眼中，就因为生了这个妹妹，而不是弟弟，才让大少爷“气死了”，才让生活不好，没有后代。以至于各种生活上的所有不顺心，就都是这个“晦气”害的。

大宅门之中，主子们必然不会“俗骂”，但是会把歧视融入在生活之中，而且还会“想着法儿的损你”。这对哥哥和妹妹之差三岁，在同样的年纪时，哥哥有三个老妈子，妹妹却只有一个，零花钱、待遇、也是很大区别。哥哥跟大长辈住在上房屋，妹妹只能住在偏院，特别是不能让她的伯母看见她，因为她的伯母“恨她入骨”。更重要的是，在大宅门中，歧视的可怕，在于它或许只发端一人，但是却“上行下效”，以至于一个负责洗洗涮涮的最下层的老妈子，都会没事儿叨叨两句“晦气”，毕竟，“连长主子们都那么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妹妹，性格内向，也不是很合群，更加缺乏自信。万幸，这个家里至少还有一个全心全意想着她的人，那就是她的亲哥哥。每当家里长辈给哥哥什么东西的时候，哥哥永远先问一句话，“妹妹的呢？”以至于到了四十年代，哥哥和妹妹都要上学了，而因为时代的问题，W家已经显露出败落的情况，哥哥依然如此，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妹妹。

那时候，哥哥要面临是否上大学的问题，而妹妹则面临是否继续上中学。在W家里，一向偏向的哥哥的祖母、伯母，毫无疑问的认为应该不让妹妹继续读中学，省下钱来，供哥哥上大学。而平时还略微向着亲生女儿的小少爷和小奶奶，也转而支持这个说法。或许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概念中，还是根深蒂固的男孩子“读书做官”，女孩子“有点文化就得了”、“找个人嫁了”的思想吧。这时，唯一一个，也是决定性作用的反对，即来自哥哥。

哥哥说，大学我不去了，钱留给妹妹上中学。

家人认为哥哥也就是说说而已，最终拗不过大人的，而哥哥却在毕业之后直接跑到外地去了，态度很明确，就是让妹妹上学。如果你们没送妹妹上学，我以后也不回来。一家人面对着突然“叛逆”了的“心头肉”，也没办法，只好照办。

过了几年，妹妹中学毕业，这时候W家的家境已经进一步恶化，于是准备把妹妹嫁出去，以减少家庭支出。这时，哥哥从外地回来了，跟家人寒暄之后，说明了来意——我在外地工作了这几年，已经开始能赚一点小钱了，妹妹很聪明，我要供妹妹上大学。

当然，“杀手锏”依然是——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回来了。家人只好继续照办，送妹妹进了大学。

又过了几年，中国解放，妹妹继续留在大学深造，哥哥则一直在外地工作，不断地往家里写信、寄钱。后来，哥哥成了某地的中层干部，生活条件很好，每年依然给妹妹买各种好东西。妹妹则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颇有成就。

我见到故事中的“妹妹”，已经是在2016年的时候了，当时，故事中的“哥哥”刚刚去世不久。对于自己的家族，“妹妹”说的很直白——“对于那个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就算有，也都是不想去回忆的。”所以对于自己的经历，她更多的是讲述她在大学里的情况，以及如何跟钱学森等教授一起做研究的故事。但是在最后提到自己的哥哥，她却有些失控。

“你应该早来的，他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

连问了三遍，“妹妹”就哭了。她悲痛的是，“哥哥”走的时候，她没能去看最后一眼。

后来听她的老伴儿说，“她哥哥在的时候，无论是她不想见到的一些亲戚，还是她父母等近亲的事情，都由她哥哥料理的很好，她就全心全意的做自己的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有点让人羡慕。

这就是第五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