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中的浪漫

          ——中原文化美丽精神的基本特点之一

    中原文化精神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整体和谐系统，它涵盖了真善美三个终极性价值追求。传统以来，人们更多的认为中原文化黏着于功利，是一种以伦理致用为主要特色的文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中原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也有其生动美妙的一面，这生动美妙的一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的美丽精神。简单地说，美丽精神主要就是审美精神。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的美丽精神，是指中原地区的人民大众在自己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不断孕育而出并不断发展的审美文化精神，它是中原人在自己长期的审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审美追求、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态度及其文化实践，它是中原人自然审美精神、人性审美精神和艺术审美精神的凝合体。

    中原文化追求“和”的精神，但对于中原文化审美精神中的“和”，我们不能理解得太死板。传统以来，一提到“和”，人们总是马上联想到一种四平八稳的、平淡实际的人生态度，而完全忽视了中原思想家和艺术家对“和”这一范畴所蕴涵的生动活泼的浪漫精神的阐发。首先，在对和的特点的论述中，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如《周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庄子·田子方》谓：“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其次，在对和的体验的论述中，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境界，如《庄子·天地》云:“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第三，在对和的内涵的论述中，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精神，如《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除了“狂”，儒家还推崇“勇”自不必说。《墨子·修身》也说：“勇,志之所以敢也。”这种观念延展到中原文化的审美追求上，便是在深沉中求浪漫，在浪漫中蕴深沉。自《诗经》、诸子散文、汉代画像石，直到魏晋、唐宋的文学、乐舞、美术等艺术实践，中原文学艺术既有儒雅深沉的艺术精神，如韩文、杜诗；同时也不乏浪漫洒脱的艺术精神，如《庄子》、南阳汉画石等。同时，在同一位艺术家那里，其作品的审美追求，也可能是深沉中与浪漫并举融通的，如白居易的乐舞诗等。

    以杜诗为例，一般人提到杜甫的诗，无非是看重其批判现实主义的文风，或者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以及它们所透露出的深沉的思想内涵，这原本是不错的。杜甫的诗确有这方面的特点，但如果以此绝言，显然不够。其实，杜诗中亦不乏浪漫主义的特色。台湾学者颜元叔在讲到杜甫的《秋兴八首》时说：“那昆明池的织女与石鲸是石头的，是死的，在诗行中却变成了活的。它们是如何变成了活的？因为它们受到全行及全诗的其他辞字的激荡，它们便活了起来。这些属性不是昆明池旁那织女石像所有的，这些属性是杜甫经过全诗辞句安排而赋给的。”这种说法看到了杜诗生动浪漫的一面，应该是合理的。但仅仅把这种生动浪漫的风格归结为辞句安排的需要，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徐复观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说：“颜教授不追溯到诗人作此诗的精神状态、感情活动，而说成是‘因为它们受到全行及全诗的其他辞字的激荡，它们便活了起来’，这便使人无从索解了。”他接着说：“就我的了解，杜甫是以庾信写《哀江南赋》的心境写《秋兴八首》。不知道庾信写《哀江南赋》的背景，及由背景而来的心境，便难对此诗作深入的了解、评鉴。八首诗中，都流注著‘哀时念乱’之心。而乱是始于安禄山之变。经过安禄山之变后，生产受到大破坏，天下到处都是‘杼轴其空’。杜甫对这种‘杼轴其空’的情形，蕴结于感情之中，通过想象之力，投射浓缩于昆明池畔织女身上，这便写出‘织女机丝虚夜月’的充满哀愁的句子。天宝乱后，杜甫所经历的岁月，都是‘带甲满天地’的岁月。杜甫对这种带甲满天地的情形，蕴结于感情之中，通过想象之力，投射浓缩于昆明池畔石鲸身上，这便写出‘石鲸鳞甲动秋风’的充满悲愤的句子。什么力量可以把死的变为活的，是杜甫挟带著深刻而强烈地感情所发动的想象力。”其实，更深入的讲，杜诗中的坚实与生动之所以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与他所接受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