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春节来临之际，收到出版社转来我的新著《从“恋歌”到“史诗”——彭荆风创作论》，这是我生命历程的一个部分，阅读彭老师的作品就近千万字，还有其他资料呢？写作过程中时时感到彭荆风先生的存在，我在与他对话。重返他的创作历程，与这70多年的历史一起歌哭，鲜活的形象，奔腾的情感，从一个侧面加深了我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这是我的收获。

本书的编辑与出版经历了波折，现在的效果非常好，这是我几本书中装帧设计最漂亮的一本。我将本书的“后记”发表于此，谢谢我曾经的同事海惠女士，感谢为本书出版付出心血与汗水的朋友。也以此告慰故去的彭荆风先生。

后  记

1982年春，我从北师大毕业回到云南，在昆明等待分配时，恰逢昆明正召开全国当代文学研讨会。在李乔老师的引见下，我第一次见到了彭荆风老师，没能交谈几句，他被众人簇拥着，是我仰视的人物。只感到他个子不高，却英气逼人，目光炯炯有神，语言干净利落，多少有些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意味。再见到他已经是十三年后的1995年，在玉溪与他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其他民族的作家究竟能不能比本民族作家更了解他的民族？我们谁也没能说服谁，似乎我显得年轻气盛，声音比较大，彭老师却沉着冷静，旁征博引。之后往来逐渐多了起来，他在西坝路干休所的旧居,那满屋满架的书铺天盖地，连狭小的客厅里也是书架，给人极深的印象。有的云南作家的书我找不到，在他那里却有。大多是晚饭后去，聊上一两个小时，回来的路上还带着兴奋的情绪。彭老搬到安宁被他命名为“玉积堂”的新居后，去得少了一些，每去彭老都热情地接待。八十多岁的人了，步履并不蹒跚，依然健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面容上多了许多慈祥，三十多年前初见他时那逼人的目光不大见得到了。春天我到他安宁的寓所去拜访，与彭老一起漫步在灿烂的樱花树下，雾一样的红色与喜欢穿红色外衣的彭老融为一体，粉红色的花瓣飘飘洒洒落在我们身上。远处是黛色的山脉，举目是碧蓝晴空，微风习习中听彭老讲述往事与文学……随着彭老的离去，这样的享受永不再来！

对彭老作品的阅读，已经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总之很早。动意从整体上研究他的作品，并完成一本书却很晚。一是他还在不断地出大作品，电脑里还有厚重的未完成稿在不断地交替修改。他的创造力并不见减弱的趋势，如此高龄，实在难得，匆忙去进行整体研究，似乎为时过早。二是他的作品已近千万字，涉及多种文体，要去做这件事，实在会望而生畏。我又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不读过作品不敢下笔。彭老从未向我表示过研究他的意思，我们在一起谈文学，大多说别人的作品，尤其是云南作家的近作。也说过他的作品，我说时他总是静静地听，有时会心地一笑，说一点这个作品的背景，当时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

在一次云南军事文学的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关于彭荆风的创作。发言之后，彭老师很高兴地说：“想不到家宏对我的作品这样熟悉！对云南的军事文学也很了解。”在黄玲的《李乔评传》修订版出来之后，研讨会上彭老师感叹道：“李乔很幸运！有黄玲这样的评论家，舍得花大功夫写他的评传，在他去世多年后还在修订出版研究他的著作。”乔公和彭老，在云南文坛，可以说难分伯仲。我作为一个云南文学的研究者，听了这样的感叹，心里难免升起愧意。这些年来，高校的评价机制已经很不利于边地文学的评论，C刊、项目、课题，已经把高校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挤压得所剩无几。做云南文学评论，在一些人的眼里就是个无利可图的事。但是，“利”字当先就是文学评论的目标吗？重庆的《红岩 重庆评论》向我约稿，要一篇关于彭荆风作品的评论，我迅速完成了一篇万字长文，写完才发现已经是一篇相对完整的彭荆风整体研究了。几乎在同时，中央电视台做彭荆风的专题片，采访了我。中央电视台做专题片，云南文坛有几人获此殊荣呢？云南文学评论界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我想，作为一个云南文学评论的写作者，是应该为彭荆风研究尽绵薄之力的时候了。

彭老见到了我的那篇文章，得知我要写一本《彭荆风创作论》，他没有多说，但内心的高兴溢于言表。我曾把初步提纲请彭鸽子转给彭老看，再见到彭老时，他说“我不干预你的写作，你怎么写都行。资料方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找鸽子，她一定会尽全力支持你。”又说：“慢慢写，慢工出细活。”本想在他九十大寿时把初稿作为寿礼，没想到彭老却驾鹤西去了！每念及此，内心极为沉重。2016年我们还一起去了澜沧、西盟佤山，那是他参与解放的边疆，他是第一个进入佤族寨子的中国作家。在佤山，他非常兴奋，不停地回忆往事，在崎岖的山道上，和年青人一样跋涉，令人惊叹。我感受到彭老师意志的坚强，大病之后他的健康又回来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有书没有修改完，我的书他一定能见到出版。我没有要加快写作进度的意思，可惜……

书稿完成了，这只是我对彭荆风老师创作的理解，评论都带有作者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的评论是没有温度的。相信还会有别的评论家写出更好的著作，对彭荆风创作做出更有深度的评论。原想在附录中附上一份创作年表，以方便后来者，但发现篇幅过于浩繁，而且要在短期内准确地核对清楚发表的时间及刊物，有很大的难度，只好作罢。彭荆风老师与他的女儿彭鸽子父女情深，多年来父女俩相依为命，渡过了多少惊涛骇浪，彭老师晚年得以静心写作，彭鸽子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我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她正如彭老所希望的，“尽全力支持”，我需要什么资料，只要说一声，她都以最快的时间找来，没有她，我不知是否能在这个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对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都很关心，并给予了切实的支持；云南人民出版社在出版方面也大力支持；《红岩 重庆评论》、《边疆文学 文艺评论》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已经发表了部分章节。在此一并致谢！

                          宋家宏

                                              2019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