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举办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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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生存与行走 |
边地评论家素质建设问题
宋家宏
导言
云南文艺的繁荣发展,内在地蕴涵着文艺评论的繁荣,其中后续力量的成长是一个关键。当前的现状是,青年文艺批评写作者极度贫乏,不仅在一些活动中见不到青年批评写作者的身影,在报刊上也很难见到他们的文章。这严重影响了云南文艺评论的时代特色与冲击力,也是云南文艺创作与批评界缺少对话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来,文艺创作方面已经出现了一批担当重任的青年作者,而批评界却主要由一些中老年批评家担纲,对话中的错位现象时有发生。青年中未成长起自己的批评家,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在云南更加突出一些。
就整个文艺门类来说,文学评论相对而言要活跃一些,无论是报刊的来稿,还是出席各种活动的文学评论家要多一些,但是,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是由中老年人构成的,40岁以下的都很少见。又由于一些作家、编辑可以客串文学批评的写作,因此,这支队伍似乎显得人数较多。其他文艺门类从事批评的人很少,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是云南创作上取得重要成果的艺术门类,但是,专门从事这些艺术门类研究与评论的人很少,青年更是难觅踪影,很多时候,组稿都难以得到好的稿件。
这就是云南文艺评论的现状,希望应该寄托在云南青年评论写作者的身上,只有他们的成长,才能推动云南文艺评论的繁荣。面对云南文艺青年评论家缺失的现状,我们必须认真分析,通过有效的组织工作,营造有利于青年文艺批评家成长的环境,帮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在需要做的许多工作中,我今天要讲的是理论批评写作者自身建设的问题,提高云南批评家综合素质的问题,这是首要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总起来说,要成为一个好的评论家,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对艺术的敏锐感觉,以及丰厚的知识储备,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说说我的理解。
一、评论家主体性的建立
文艺批评首先是批评家主体的精神漫游,是批评家面对作家作品和其它文学现象的创造活动。批评家是借作家作品和其它文学现象来说自己的话,表现的是批评家自己,如法朗士所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评论是评论家的创造,是评论家面对作家作品的再创造,它要渗透评论家自己的主体意识。但是,在批评的现实语境中,文艺评论经常处于主体性丧失的状态。
即没把文艺批评看作是创作的一种,而认为只是为创作“服务”的,是从属于创作的。把文艺批评推动文艺创作理解得极为功利,极为直接,也极为短视。最常见的是,一部作品出来了,找评论家来写写文章“宣传宣传”,当然要说好,不说好,谁要你来“宣传”呢?一些人写评论文章只是应别人之邀,替别人宣传,为别人服务,缺少为表达自己真实感受而写作的愿望。只要是有人相约就叫好一片,垃圾一堆,在他们的笔下也变得鲜花满园,美其名曰:“鼓励为主”。久而久之,自身对文学作品好坏判断的艺术感觉也丧失了。有的人写了许多年的批评文章,你就找不到一篇认真解剖和批评的文字,严肃地指出作家作品问题所在的文字,四处说好,八方叫卖,无论多么愚蠢的作品,他都能找出好处来吆喝。有的人在文章里,在会议上对只叫好不说坏的批评现状也愤愤不平,列举出种种不良现象,但一读他自己的文章,仍然是只听见莺歌燕舞,不见电闪雷鸣,他所列举的种种不良现象都可以在他自己的文章和行为中找到,他说起这些又是一付无可奈何的表情。包括批评家自己也在批评云南文学批评“不敢说真话”,实践中却少有人说真话。他们以为这样就讨好了作家,可以游走于各种会议上和餐桌边,其实只不过是搏得大小作家一时的欢心,时过境迁,那点欢心也就荡然无存了。
一个有主体性的评论家,在批评过程中是与作家作品“对话”,诉说他精神漫游过程中的种种感受、认知。丧失主体性的评论家则不是这样,有的评论家以解释作家的创作意图为己任,文章常常以复述一遍作家显性的故事为目标,或者以推测到作家的意图为满足,即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舌人的批评”,或者盲目提升作品价值,以博得作家一时高兴为荣耀,“评论家”成为作家的“吹鼓手”。有的评论家又以“教师爷”的身份出现,他们总是不忘给创作开“药方”,愚蠢地去教作家应该如何写作,应该加强些什么。他不知道评论家只是一个学养深厚的读者与“对话者”,他诉说自己阅读中快感,给作家带来更大的快感,诉说阅读中的种种不满足感,试图提醒和唤起作家自己已经具备的而又没有意识到的某种潜在能力。入心之语,作家自能感悟,也会在将来的创作中有所借鉴。
3、冷静对待中原主流评论家们的言说
作为一个边地的评论家,他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如何面对中原主流评论家们对边地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的言说?特别是当他们的言说、判断与你的判断发生分歧的时候,能不能坚守你自己的判断与感受?许多人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判断与感受,或者在言说自己的感受与判断时,因为与主流评论家们有分歧而底气不足。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如果你的主体性强大,你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
二、评论家自身艺术标准的建立
是否建立起恒定的内心价值和艺术标准,是判断评论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方面看他的艺术感受能力,另一方面看他的艺术标准是什么。
我始终认为,一个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人,只有深入研究中国以至世界一流作家之后,才会在内心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坐标,只有对中国当前的文坛有大致的完整了解,才不会发生价值判断的混乱。一个评论家是否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作家作品研究的课题上有突出的贡献,有超越于别人的理解,并且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对他的价值标准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他参与到全国的平台上去,在全国平台上有对话能力。
这样的评论家在云南少之又少,在全国范围的某个学术点上能够不被忽略的人难觅踪影。再加上云南从事文艺评论的,客串的多,专门的少,其中受过较好学术训练的人更少。这样,云南的文艺评论往往只能在云南文艺界的圈内有点知名度,他们对云南文艺创作言说时标准的混乱也就再所难免了。你会发现在一些云南评论家的笔下,云南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些传世佳作,可是这些作品放到全国的平台上却了无声息。这样的状况在云南年轻一代评论家中应该有更大的改变。
一个人的艺术感受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多种门类艺术的陶冶,一个评论家更应该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可以自由游走的空间越大,他的艺术感受能力越强,他的判断也就越准确。
云南搞文学批评的,对影视、摄影、戏剧、歌舞、美术、书法全然失语,反之亦然。一个人学有所长,专家就是专家,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不可能门门通,门门通也就是门门不通。但文艺各门类又是有所相通的,举一反三,对本行之外的一两个门类也能说出个所以然,并不是过高的要求,批评史上的“大家”都是有宽广领域的多面手。
在文艺学、美学的层面,文学艺术的各门类却是相通的。古代的批评家,能说诗的人,有几个不能说画?说文的人,有几个不能说戏?不仅文艺门类,古代中国文人还必须精通某些中国的器、物,琴棋书画,文房四宝,扇面彩屏,青铜宝鉴,香茗醇酒,玉佩银簪,松竹兰梅,都是文化人的爱物,中国的审美意识总是与这些中国的器、物相生相伴。而今天的文化人却对中国自己的器物少有了解,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现代文学史上的批评大家,鲁迅、朱光潜、茅盾、李健吾等,谁不是在多方面有贡献的杰出人物呢?
三、评论家艺术理论背景的确立
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在文艺精神密林中的漫游,以及在漫游过程中的识别、认知,有个性有价值的文学评论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背景和切入文学现象的独特视角,拥有独特理论背景和视角的批评家在识别作家作品时才会有独特的发现。而二十世纪被称为“文学批评的世纪”,出现了众多的批评理论与流派,每一种理论与流派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批评家们根据自己的理论背景和切入视角对文学现象进行识别,这样,有的作家作品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可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而在另一些批评家眼中毫无价值。个别的批评家要对作家作品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评论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对批评家作这种要求。有个性的批评常常是“片面而深刻”的,评论不能求全,全面而深刻的评论只是一种理性追求的境界。批评的百花齐放,多种视角的切入,才有可能出现“全面而深刻”——它存在于众多的评论文章中。
这就要求评论者有自己富于个性的理论背景。可惜许多评论家并没有自己的理论背景,也就是说,他没有深入研究过某种与自己心灵相契合艺术理论,并把它在批评实践中运用。许多人的评论停留在阅读感受的层面,很少提升到艺术与审美的高度去评论作品。
2、化用与套用
这里还有两个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所用理论是否符合评论家的个性,是否与作家作品契合,二是套用还是化用。
并非所有艺术理论都可以拿来运用,理论的运用有一个是否符合评论家个性心理的问题,有的人适合社会批评,有的人适合心理批评,有的人对形式、语义等特别敏感,有的人对原型批评有兴趣,这都与评论家的个性心理有密切关系,选准了理论,深入研究才会有收获。
深入研究某种艺术理论,使之成为自己文艺批评的背景,而不是所谓运用理论来“解剖作品”,化用理论,而不是套用理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从前人的经验中可以吸取营养。王国维是最早接受西方艺术理论的人,他走过了套用到化用的过程。最先他用西方悲剧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是他的套用西方理论时期,虽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总体上来说是非常生硬的。之后他逐步进入了西方艺术理论的化用时期,完成了《人间词话》,建立了中国理论批评的一个体系。在我看来,套用是初步,化用才是目标。当前许多学院派的文艺批评不受创作界的欢迎,自说自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处于初步的套用理论阶段。用即定“理论”去“套”作家作品,手提一把砍柴刀,先到理论之林中去砍下一些自己喜欢的理论之竹,然后把它们编成一个自认为不错的筐子,再用同一把砍柴刀,把作家作品砍得七零八碎,从中挑挑捡捡,适合自己筐子的丢进去,不适合的弃之不顾,然后提起筐子高叫:这些就是好东西!术语堆砌,云山雾罩,以势唬人,一些文章让人不知所云,还认为这是“有理论”!我对“用理论解剖作品”这个词是很反感的,他们往往把一个鲜活的艺术生命大卸八块,杀死人了告诉你哪儿是哪儿,这就是套用的结果。而化用理论,是让理论成为批评家的背景,一种眼光,尊重艺术的生命价值,重视理论是否与作品、现象两相契合,让理论帮助你发现艺术生命的魅力所在,或者看到它的艺术缺憾。
3、史家眼光
评论家所写的文章要具备学理的价值,是离不开史家的眼光的,对文学史要有相对完整的了解,能从史的背景上来看当下的作品,在相互关联中来判定作品的价值。就作品谈作品,只从某一个作家自身来看作家作品,不可能得到接近作品真实的价值判断。
于坚80年代末开始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口语诗的推崇,诗艺上对隐喻的拒绝,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是不可能理解的。而刘心武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盲目赞颂,闹了天大的笑话,也是因为他缺乏文学史的眼光。
四、评论家职业道德的坚守
文艺评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学术活动,它就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评论的写作者应该受过一些基本的学术训练,知道一篇学术文章的要求。比如文字的准确,评论家所写的文章不是报社记者所写的媒体批评文字,吸引眼球不是第一位的,严密、准确是基础,之后才是鲜活、生动、轻松。还有如何引文、如何注释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能抄袭、剽窃,不能把别人的成果化为己有,抄袭和剽窃是一个学者终生的耻辱。
2、坚守伦理底线
我以为批评界的伦理标准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鲁迅说过的话。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很难彻底做到,但至少可以坚守一个评论家的道德的底线。就是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对有承受能力,心胸开阔者,多说一点,没有承受能力,什么都不说也罢,你也可以保持自己的沉默。
有的人的批评文字只要认真一读,或者前后一比较,你就会发现,他昨天把一个作家、诗人说得一文不值,今天则称为世界名著,昨天认为是了不起的贡献,今天则认为是垃圾,公开场合称为杰作,私下里认为垃圾。你都不明白他怎么自圆其说,当然,他本来就不想说圆,写评论,只不过是他换取眼前利益的一种方式;只要有眼前利益,管他别人如何笑话。在一些有组织的讨论会上、版面上,除了颂扬之声、溢美之辞,我们很少听到见到有价值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理性分析。由此,云南批评丧失了起码的尊严,也丧失了它的公信力。
结语
我上面的说的评论家的素质建设问题,是我这些年来从事评论的体会,也是我的目标与追求,我自己远未达到一个评论家应该有的素质。如果翻开我的论文集,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它也成了我对自己的要求。
“评论家”现在是一个用得太泛的称呼,文艺批评的文字似乎人人都可以写,许多人认为创作不成就可以去搞批评,于是写批评文字的人很多,“批评家”满天飞,“著名”的也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没有在全国文艺界产生相当的影响,是很难称为“家”的,更不要说在名称前还冠以“著名”了。我自己面对“文学评论家”这个称号深感惭愧,在文章里、会议上,我都是称自己为“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很多时候认可“评论家”这个指称,仅仅是因为它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