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是一篇旧文，发表于《文艺报》 2003年9月30日。前些日子，张昆华先生很高兴地送我一套书，即《文艺报》（2002—2007）文选《见证与步履》，内中收入了本文。 

     市场不该“冲击”文艺吗？ 

“市场经济对文艺的冲击太大了”，文章里、会议上，常见说这话的一些人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进而把当前文艺创作中的种种“不良现象”归之于市场经济“冲击”的结果，并对当前文艺市场运作的方式深恶痛绝，一概否定。一些善良的人也基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地认可了这一说法。

然而，这样的认识和立场已经与十六大以后阔步前进的社会环境不相吻合了。

他们首先把文艺创作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自己不自觉地站到了计划经济的立场上来判断当前的文艺创作状态，来理解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似乎文艺创作天然地与市场经济对立，他们把文艺创作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纯而又纯的天外来客，是在象牙之塔中一群特殊的人群把玩精神的结果，而把人间的“市场”看作是洪水猛兽，他们把市场理解为性、暴力、政治黑幕、拜金主义。他们习惯了文艺家被政府“养起来”，按上级领导的要求来写作、演出，作品接受拨款资助出版、演出、展览的计划经济方式，创作一些自以为“高尚”的作品，而不管这些作品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市场，这个“利益”和“庸俗”的领地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

十六大以后，中央高度强调文化市场的重要作用，“贴近群众”，而群众就在市场中。我们整个国家已经开始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艺不可能独立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文艺只能融和于这一新的体制之内，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市场经济对文艺创作，不是外来的“冲击”力量，而是内在的必然要求。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文艺创作的外来“冲击”力量，是不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理解十六大精神实质，思想还没有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的结果。

文艺创作与市场经济不是天然的对立物，从更早的历史看问题，它们本来就是相互融和的。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批大师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计划经济的保护、资助，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市场”之中，那时的“市场”更加残酷，许多作家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没有人读的书不会去写，出版社也不会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钱钟书等，人在市场中，灵魂仍然是高尚的，他们没有写性、黑幕、暴力，没有拜金主义，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时从未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把市场仅仅看作是性、暴力、黑幕、拜金主义的园地，是极端片面和错误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市场的消费者，文化市场内并非只有粗卑和庸俗者，高下之分、文野之分在市场中必然存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都要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市场，就必然需要市场运作方式，在种种市场运作方式中，自然也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分。

不能只看到文化市场中一些不良的作品和不良的运作方式，而更要看到市场经济给文艺创作带来的勃勃生机，产生出的大量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对粗俗的作品，对违反社会道德原则的作品，要通过文艺批评的方式引导读者。在经济领域里要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在文化领域同样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法规，更重要的是通过文艺批评的方式，完善文化市场。批评家、知识分子，就是要对社会上、文化市场上种种不道德、不公正、非正义、反历史、粗俗等现象发言，维护社会的良知，也推进市场经济中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文艺创作的发展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吻合，书报刊要接受市场发行量的检验，影视、戏剧的演出要接受观众多少的检验，票房的检验，这是社会历史进程必然的要求。也许一些学术著作和一些确有价值的项目会得到一些财团、基金会和政府的资助，但文艺创作作品得到资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尤其是文学作品，找些钱买个书号印一堆拉回家送送朋友哄哄领导，这样走不进市场的作品受冷落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许多中青年文艺家们已经开始理解“市场经济”，从而把自己的位置摆到市场中来，不是高高在上地自以为了不起，俯视芸芸众生，而是把握社会脉搏，投身于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写出心灵的体验，写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贾平凹、陈忠实、毕淑敏、余秋雨、池莉、毕飞宇、余华、阿莱等许多作家受到出版社的追逐，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市场上深受读者群众的欢迎，市场经济不是“冲击”了他们的创作，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贫穷已经不属于这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他们在为广大读者带来精神食粮的同时，市场也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诉说贫穷、埋怨没有地方出版和发表作品的“作家”们应该反思自己作品的优劣得失。没有市场效果，而假借“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的托辞也将难以生存，因为没有几个人读到你的作品，“社会”效果又从那里来呢？文艺作品不接受市场的检验，而靠保护、资助的方式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极大地解放文艺家的创作生产力，从而产生出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