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本文是应《云南日报》“读书版”而写，下周见报。

刘震云笔下的国民心理本相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长篇新作，见新浪网正炒得一片火热，我却懒得看这些文字。自己在过出版社，知道一部新书要怎么做才能火，媒体炒作阶段，过头的话多说一些是必要的，反正事后也没人当真；进入学术批评阶段，才能见到点真话实话。是否好书，还得凭自己的阅读判断。

然而，读过这部小说，发现这次参与的批评家虽然有说得不着边际者，但他们的兴奋是有根据的。网上读了些评论，又发现，刘震云自己已经把这部书说得太多了太透了。庆幸自己在阅读小说前没读过他的访谈！

小说写的是乡村社会的世俗人生，牵牵绊绊引出的乡村人物众生相，社会结构、政治意识、经济状态、历史变迁都退到了远景之中，突出的是人，是居于乡村社会的农民。而这些农民我们无法用习惯了的理论去解读，他们不是启蒙的对象，不是需要唤醒的沉睡者，不是革命的主力，不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开始的新人或者落伍者，他们也不是在物质的极度困乏之下苦苦挣扎的正被作家悲悯的人。他们从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走来，一直走到今天，走到我们面前，我们迎上去与他们汇合，从而我们不见了自己的踪影，——本来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刘震云把特写镜头推向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写出他们的心理本相。生存本相着眼于外在的物质化的生存状态，心理本相则是内在的心理状态、灵魂真相。这是一群孤独的、无目的的、没有彼岸的“沉默”的生命，他们在此岸的现世中苦苦寻找着“说得来”的人。

刘震云曾写过《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那写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着眼于人的物质生存中的无可奈何，作家对笔下人物多少有些嘲讽与自嘲，俯视中的悲悯，这种悲悯意识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美学意味；《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人的心理本相，进入孤独感、生存意义等哲学境界。他没有用故事与人物来图解现代哲学，而是从亲情与友情、人的现实存在关系细细解剖，透视出历史长河中国民的灵魂世界。国人没有彼岸的灵魂寄托，一切全依赖于现实生活的世俗关系，现实生活中的亲情和友情就成为心灵最重要寄托。然而，亲情是脆弱的，友情更加脆弱。利益的冲突、别人的挑拨、相互的误解，都会导致亲情、友情的破裂。小说中的杨百顺经历了一系列的亲情的疏离、友情的背叛，他始终在寻找那个与他“说得着”的人，他只在养女巧玲那儿暂时找到了，却又把巧玲弄丢了！孤独的人只在儿童那里暂时找到可以说话的人，儿童长大以后就又不能“说”了。人的一生都处在孤独之中，而国人的孤独是绝对的孤独，不仅没有现实世界的对话者，还没有彼岸世界的倾诉者，这一点和西方世界不同，国人在现实中丧失了亲情与友情也就丧失了一切寄托，这就是国民的心理本相。小说只是以杨百顺为中心人物，由他牵涉出的剃头的、贩盐的、杀猪的、唱丧的等等乡村人物，与杨百顺处于同样的心理本相。他们处于相互需要又相互隔膜之中，是一盘孤独的散沙。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朋友，实则在寻找精神的寄托。而知心的朋友又是最危险的，朋友的背叛带来的是最大的杀伤力。

刘震云选取农民来作为描写对象，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中国数千年来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构成了国民的主体，城市的快速发展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在国民的心理上还牢固地保持着农民的心理本相。鲁迅曾以农民“画出国民的魂灵”，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刘震云没有对农民“启蒙”的意识，他以平视的目光，揭示国人的心理本相，农民，只是一个抒写的对象而已，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群体而已。

人的孤独感，是现代作家热衷的话题，从人的存在意义上描写人的孤独感，在西方文学中已经有大量的名篇佳作。从城市人的亲情、爱情的消解来揭示人的孤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已经写得力透纸背。刘震云选取农民这一群体来抒写人的孤独心理是一种冒险行为，我们历来把“孤独”这种心理贵族化了，几乎认为孤独是一种高贵的心理，只有知识者才有得起的心理，有一句挺时髦的话叫“享受孤独”，好象说话的人从未有过孤独。当有人写到底层百姓，那些目不识丁的劳动者的孤独感时，评论家们甚至会批评他“把工农知识分子化了”。没有人写过底层百姓的孤独心理，至少没有中国作家如此大面积地写凡俗人生的孤独。刘震云在接受采访时说到：世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超越集团、阶层的视野，没有一定的人类意识，很难理解世上每一个人的孤独感。从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刘震云超越世俗生活，飞翔于精神领域的写作。

刘震云面对描写对象，入其内而出其外，又把自己划归芸芸众生。有评论家说刘震云写出了乡村的“精神史”，其实他并没有取这样的视角，他只是对这些人的心理本相作展开，没有写他们的变迁，因而不具备“史”的要素。他甚至有意识地写人物、事件与心理的轮回，小说的上部与下部构成了一个轮回，吴摩西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为了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回延津。在一些细节、场景上都不自觉地复现。让读者意识到百年时间的流逝，并没有给在时间中生活的人带来变化，一切依然如故。

生存的无目的性，是小说描写孤独之外的又一重点。杨百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干过许多活计，开始跟他爹在家做豆腐，豆腐做了一个月，就跟老杨闹翻了，他16岁离家出走，剃头、杀猪、种菜、挑水、扛活、蒸馍样样干过，他被动地而又随意地改写着人生，他没有什么必需坚守的东西。他可以因现实的利益而改变信仰，——他本来就没有信仰。由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之后再因现实的利益改名为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只有最后的一改，有一点怀念少年时代的梦想的因素。我们历来认为国人是重家族与尊祖宗的，原来并非如此，从杨百顺到罗长礼的姓名变化，他并没有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非要坚守的礼制，一切皆由现实的利益而取舍。

小说带给人沉重的思考，有过一些人生经历的读者，谁没有经历过一些友情的背叛、亲情的疏离呢？掀开暗藏于深处的心灵，谁又没有一些孤独感呢？好在这部小说并不黑暗，他的主人公始终在寻找“说得着”的人，历经艰辛，不辞劳苦，——他们倍加珍惜人间的亲情与友情，珍惜“说得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