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事，有许多是要做起来才会更多地发现它的价值的。

    当初要在云南大学筹建“云南文学研究所”只有一些大约的想法，并不是很具体。不断地有人问我：这事有意义吗？值得吗？说，云南文学，有多少值得你花这功夫？有几个值得研究的作家？早有人说了，三年不看云南的刊物，不会漏掉好作品。他们绝大多数只在当下热闹，还只在云南圈内，用不了几年就被人们忘了。还有些更刻薄的话。

    有人劝我，在高校建立学术地位不是靠采粗矿，而要采精矿，成本小收获多。说的不能说没有道理。我想起了我自己。评职称、接受国际学术会议邀请，靠的都是对张爱玲研究的成果，对云南区域文学研究所写的那些文章，许多时候填表都填不进去。说的，劝的人多了，我也开始怀疑起这事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我们对云南文学真的了解了吗？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宾所言，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的正是中国人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云南新文学积淀下了多少精神价值，产生了多少有意义的艺术经验，我们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许多事只存留于当事人、过来人的心中，有的已经灰飞烟灭。至今云南没有一个专门收藏云南文学资料的地方，我已经多次听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流失的故事了。

    我想起了巴金先生呼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有人质疑吗？这么多图书馆还需要专门的“现代文学馆”吗？可是中央拨出专款支持建馆，事实已经证明巴金先生的远见。河北省近年也建立了自己的文学馆，那也是大手笔。云南却在自己怀疑作家们写的东西有无价值，更没有人把资料的收集当作一件事来想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区域文学的研究开始升温，一些省区早已写出了自己有深度的文学史，不仅有断代文学史，还有一些专题文学史，如广东省的《广东儿童文学史》。稍为一想，就会发现，广东的儿童文学创作是难以和云南相比的。一些省由于前期研究的深入，近年已经以区域文学研究为课题，申请到了国家级科研基金，如湖北大学文学院去年拿到的课题基金。湖北大学的“湖北省文学研究室”已经存在了20多年，出过10多本“作家论”，发表过大量的论文，对湖北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南不要说有深度的整体研究，就是资料收集也几乎要从一片空白开始。80年代以云南大学为主的一批老教授们曾花了许多宝贵的精力写出了《云南地方文学史》，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原因之一即是一些云南作家对书稿中的评价不满意！多么可笑的原因。

    云南作家们和云南批评界这么多年来没有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云南文学界的一个突出现象。云南的批评没有主体性，没有独立性，这是云南文学发展的隐性病灶。云南批评成为云南作家的附庸，需要时请来说说好听的话，说了不好听的话，下次不请了，给你点颜色看看！哪能像湖北批评家刘川鄂那样写池莉，书名就叫《小市民，名作家》，这是对池莉的“作家论”。湖北省的领导照样拨出专款支持。湖北的文学发展远远高于云南，这是不争的事实，出了多少在全国有影响的大作家！在云南，文学批评是为云南作家们“服务”的，而且把这服务理解得极浅薄，等同于“说好话”的宣传、造势。不懂得那怕是否定性的批评也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引来不同判断的批评，从而将作家作品的理解引向深入，作家对否定性的批评应心存感激。一些脆弱的云南作家心理经不住稍具深度的解剖，一解剖就跳，希望的是批评按自己的意图来写。云南作家总是以批评是否解读了他的创作意图为判断批评价值的标准，不吻合，他就轻蔑地说“他乱说些！”“他不了解……”“他观念、写法……”。他们不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批评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解读作家，而是批评家主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在以自己的浅薄迫使批评浅薄，一些客串的、本职的搞批评的人也安于浅薄，要么一味夸好，要么昨天说得一文不值，今天称为世界名著，公开场合称为杰作，私下里认为垃圾，由此，云南批评丧失了起码的尊严。久而久之，云南作家写出了作品，没有人请，就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说不好，冷淡处之，无人理睬。云南作家只好等外省批评家们那几句浮光掠影的话，奉若至宝，以此证明自己走向了全国全世界。云南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越来越少，几乎见不到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

    云南文学界的另一个现象是谁也说不清云南作家们有些什么作品，达到了什么程度。作家们相互间是不看别人的作品的，即使在所谓“圈内”也只是“听说过”、“知道一点”、“看过点”、“翻过一下”、“他以前写过……”。一些书出来了，也就是送送朋友，朋友也不会太多，送了也未必看，知道他出了本书，知道书名罢了。想要的人又找不到，更何况想要的人也不多。从事批评的人在等待别人的邀请去说让人悦耳动听的话，很少有人静得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些作品，作出自己的判断。偶尔有一点宏观一些的东西，也就是做了点分类，尤如菜摊上卖菜的人告诉读者：这一堆是白菜，那一堆是萝卜，白菜中有大白菜、小白菜，萝卜中有红萝卜、白萝卜，如此而已。文学批评对云南文学的发展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看看一些最近出来的关于云南文学评论的书和文章就知道，写作者并没有读过多少云南的作品，作者搞错、文体搞错的低级硬伤让人哭笑不得。如我的一篇关于李乔小说的评论变成了潘灵所写，黄玲的学术著作《李乔评传》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也罢，评论也罢，都在争夺的是“发言权”。长此以往，就变成了谁在当下的声音大，谁的成绩就大，谁就了不起；谁有话语权，谁手中有“话筒”，谁就了不得。有的人“话筒”抢去了，说出来的是废话。有的人丢失了“话筒”，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有人认为人老了，就成为“历史”了，也就意味着没什么价值了。因此，一些老作家与当下“圈子”渐行渐远，好像没他们什么事了。没有经过深入些的研究，也就难以积淀下有效的精神价值，一波又一波地成为过眼云烟。一些好的作品、艺术经验被淹没在大量不可避免的平庸之作中。只有极少数的作家由于实力强大，引起外界的热情关注，重新回到云南被认可，如于坚。

    这样的现象应该继续下去吗？能不能做一点需要静下心来，花一些时间才能做好的事呢？能不能扎扎实实地做一点为云南文学的积淀有所贡献的事呢？在这个不吆喝、不钻营就没有机会的浮燥时代，这是可能的吗？我想试一试。

    在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建立起来了。首先做的是资料的汇集，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也是需要长时间才能做好的事，是一个永远也没有完成的过程。云南文学数十年的资料从来也没人专门收集过，四处流散，有的已经消失了。要经过数年的努力在云南大学汇集云南文学最完备的资料，这是我们的目标。逐步建立“作家文库”、“专题文库”，对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建立个人的“作家文库”，对一些云南有特色的创作建立“专题文库”，如“云南儿童文学文库”、“云南军事文学文库”、“云南女性文学文库”、“云南大散文文库”，还有各民族文学文库等等。这项工作启动之初就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鼓励和支持。老作家彭荆风将他新时期以来创作出版的21本作品全部捐赠给了我们，并一本一本地题签，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建立的第一个作家文库即是“彭荆风文库”。云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欧阳常贵捐赠了他的一部份藏书。于坚、范稳都将收集自己的作品捐赠给研究所，还有一些知道这一情况的作家都表达了捐赠的意愿。这只是建立研究所一个月内的事。

    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资料收集将首先成为云南作家展示创作成果的平台，谁写了什么，写了多少，写得如何？在这里将变得一目了然。“话筒”、声音将远去。我在做这项工作时，恰逢黄玲在写一本关于“云南女性文学综论”的书，力图全景式地描述云南女性文学，她收集资料的工作与我重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云南有一批低调写作，却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的作家，有一些各有特色却少有人提及的作家。陈约红，她写滇南的那些散文，地域的特色由内向外自然地展示，触摸到了滇南人的精神层面，不仅仅是景观与风物，文字的老练也非一日之功，她却离“话筒”很远。王坤红，她那些写城市的作品不正是云南最缺乏的吗？云南的城市文学当有她最有份量的一笔。老作家冯永琪写云南文化人的那些散文那么生动有趣！彭荆风新时期以来竟创作出版了21本著作，新时期开始他已经50岁！他还说，他最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完成，《解放大西南》已经九易其稿，大约后年才能出版。在他家里我还见到了他没来得及修订的手稿，如《西南边疆军事文学35年》。这一事实至少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我今年也50岁了，能像他一样地勤奋而有成就么？难！

    资料的收集不是最终的目标，收集的目的在于研究。云南大学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云大中文系已有40多位在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还有一批文艺学、美学的博士、硕士。这是一批新生的力量，如何引导他们进入区域文学研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李广田也是云南作家，又曾是云南大学校长，2006年恰逢李广田百年诞辰，借学校纪念之机，我们组织了关于李广田的学术报告会，两位研究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李广田研究综述》，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李广田的研究综述，也是关于云南作家的第一篇研究综述文章。这是我们引导研究生进入这个领域探索的第一步。今年，在读的研究生已有人将云南作家作品或现象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并且通过了开题报告。

    慢慢做吧，一点一滴地，扎扎实实地。汇集云南文学云南文化的资料、各种类型的作家研讨会、报刊文艺作品的评述、当前文艺现象的评述等等，都是可以做的。

                         ——原载《文学界》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