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榴东晋墓的发掘看开漳前的闽南 原发于《闽台文化交流》2006-1 王文径 漳浦县是闽南地区古老的县份,古书上称“处八闽之极地，为漳潮之要冲”。 商周时期，隶属于七闽，秦以后，又隶属于闽中郡，东汉时属于东冶县，但当时人口稀少，这里尚为中原政治中心的强努之末，梁山以北属候官，梁山以南属广东揭阳，三国时属于吴国的范围，到了东晋义熙九年才第一次立县，称绥安县， 隋废绥安县并入龙溪县,唐初改隶广州岭南道。 　唐以前，这里地处七闽八粤交界的泉潮之间， 是少数民族和汉人混 居的地方， 唐初这一地区发生了“蛮獠”“啸乱”，朝廷派了陈政和陈元光父子入闽平定，经过二代人二十多年的征战，终于平定了少数民族，鉴于当时的泉州和潮州地域太广，不便管理，遂疏请朝廷建置了漳州府和漳浦县，陈氏父子带来的五十八姓从此定居于闽南一带，成了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构成，以至现在的闽南人，包括一大部分台湾人，都自称祖先来自河南光州固始。 在陈元光入闽前的闽南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绥安县又建置于何处？中原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地位等等问题，由于史乘和考古资料的缺乏，在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长期以前都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 最近，漳浦县博物馆在石榴镇清理发掘了一座东晋太元年间的墓葬。出土一批文物。这一考古成果可能将对研究以上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 东晋墓群发掘情况 2002年１１月，石榴镇畜牧场农民在村子边挖掘蘑菇土时，发现了一些印有花纹的大砖， 当即上报县博物馆。县博物馆根据墓砖的形制，初步断定是一座东晋或南朝时代的古墓，鉴于此发现为闽南首次，有较大的考古研究价值，而墓葬位于村边，村民正在取土，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在上报省市主管部门的同时 ，采取了抢救性的发掘。此后，又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以及现场勘查，前后用了半年时间， 发现并发掘了五座墓葬。 墓葬位于漳浦县石榴镇石榴村畜牧场，该地点西面为崎溪山东侧的小山坡，海拔78.3米,东面约100米处即为漳浦县的主要河流鹿溪上游的支流，墓葬处于畜牧场职工宿舍后侧，海拔在30米左右，五座自北至南排列，并全部朝东，正对着小溪流。 M1 距离地表仅20--50cm，墓向正东，全部以长４３×15×6.5cm的大砖和楔型砖砌成券顶墓顶，分为甬道和主墓室，平面呈刀型，甬道位于前左侧，墓室的立面分为高低二层。深５７８cm，主墓室深380cm,宽150cm,复原高度205cm，墓室内高175cm，人可以站着行走，在甬道上整齐地排列着四排竖立的大砖，砖面上多数印有几何纹或纪年文字，主墓室的券顶因水土流失已在早年坍塌。墓室中的棺痕和骨骸均已无存，从墓中的甬道和主墓室之间出土了 青釉盘口四系罐，青釉钵，红陶印纹釜、在墓室内侧清理出一件青白釉和一件黑釉瓷杯、银簪等三件文物，同时在室内部分清理到十几片瓷片，经复原后为一件完整的褐釉四耳罐，证明是的埋葬的过程中，有意打碎撒在墓中的。 墓砖采用横砌，在墓墙中间二道横砌。券顶采用特制的楔形砖，以十六至十八块拱筑，地面上以和墙面同规格的长方形砖按45度斜角铺成席纹。墓砖大部分在侧面，靠墓室内侧都印有菱形、圆圈或直条等纹饰，一部分为太元年号的纪年墓砖。 M2位于畜牧场一名职工宿舍的后墙，墓的前部分即甬道部分埋在这户民居的厅里。墓向东偏北10度，墓长550cm，主墓室宽164cm，高204cm，室内高180cm。甬道也是处于主墓室前左侧，宽100cm，墓中平摆着二条长砖，应该是放置棺材用的，墓室前排列着三块竖立的大砖，中间留有约10cm的空隙，里头平放着一把铁剑，中间的空隙里放着一件青瓷三足砚盘，一件青釉小瓷杯，另一个空隙空着，估计原来放着书本，或者木器等容易腐烂的随葬品。 M2的墓砖规格和M1一样，但只有一部分出现印纹，没有纪年文字。 M3位于垦牧场 村口的路边，同样属于砖室券顶墓，墓向东偏南5度。墓全长535cm,主墓室深374cm.宽149cm,甬道和M1、M2相反,位于主墓室右前侧.宽72cm,在主墓室靠近甬道的位置上,竖立着二排大砖,在墓室的内侧,清理出了一对金手镯,一对银手镯,和一件金戒指。估计这座墓的墓主是女人。 M4 的M3 是并列的二座墓，相距240cm。全长554cm，宽128cm，主墓室长394cm，甬道宽88cm，即主墓室比M3狭长，而甬道比M3宽。同样在主墓室靠近甬道的位置上，排列着二排立砖，在中间的一个空隙里，放着一件青瓷钵，在甬道口放着一件青釉鸡首壶，鸡首壶的壶嘴，鸡头，壶执都已残破，在出土的位置上只找到一部分碎片，但还是无法全部复原，可见也是在入葬时有意打破的；在墓室的最里侧，也就是在墓主头部的位置上，出土了一件半圆方枚人物神兽铜镜。 M5位于M1东南侧10米处，墓作长方形，长240cm，宽100cm，已残破，残高仅20cm，结构简约，没有发现随葬品，可能属于儿童的墓葬。 关于出土的随葬品 在这五座墓葬中，共出土陶瓷、铜、铁、金银器二十件，分述如下： 陶瓷十件： 东晋青釉盘口四系罐，出土于M1，盘口沿内外侧作小弧形，外侧有二道旋纹，束颈，丰肩，肩部划五道旋纹，旋纹上粘四系，系的剖面略呈扁形，下腹弧收，无圈平底。灰白胎，外旋青釉，色淡带黄，胎釉结合甚好，未出现脱釉现象。口径12.5，底径11.8，腹径18，高20.5cm： 东晋青釉鸡首壶，出土于M4，作小盘口，盘沿内外侧弧收，细颈，丰肩，球形腹，无圈，小平底，肩上作二道旋纹，双桥形系，作鸡首，开口,鸡首略残，有执，连接于盘口上，已残缺。白胎，青黄釉，部分脱落。壶口径10.8，底径14，腹径18，高20。5cm.。出土前已有部分残缺，经清理，寻找到一部分残片，未能全部复原。 东晋红陶印纹釜，出土于M1，大侈口，略上弧，圆唇，弧肩，腹部浑圆如球状，无圈无底，红陶质，无釉，器腹下到器底印满方格纹。口径24，腹径22，高20.5cm; 东晋青釉三足瓷砚，出土于M2，沿弧，外壁斜，上下底平，作三足，其中一足残，外施青黄釉，内底素面，缺盖。在砚面上出现六个支钉痕，下底有三个支针痕。口径10，底径9.8，高2.7CM; 东晋褐彩四系罐,出土于M1，圆唇口，无肩弧腹，宽底，内底有一乳突，无圈足，唇部、肩部各有一道旋纹，腹部亦作粗大的旋纹。肩上作四系，灰白胎，施淡褐釉。口径16，底径18，高20cm。出土前已打破为十几片，散见于墓室内，经复原后无缺。 东晋青釉钵，二件，钵1出土于M1，钵2出土于M4，小唇口，器壁斜收，中部略鼓，有圈平底，胎色白，外旋青黄釉，基本脱落，素面。口径19.5，底径12.2,高8.5cm；钵2亦为小唇口，器壁斜收，有圈小足，足底略呈三角形，下底平，胎色白，外旋青黄釉，素面。口径15.4，底径9.8,高6cm； 东晋小杯，三件，杯1为青白釉，圆口唇，弧壁， 底圈，平底，施青白釉，釉基本脱落。杯口径7.5。底径4.7，高2.8cm；杯2与杯1同式，为深褐釉。深褐釉杯口径6.8，底径3.6，高2.5cm。二件同出于M1，出土前已打破分散于墓室内,经复原后均无缺；杯3出土于M2，同式，无釉或釉层全部脱尽，口径7.5,底径4，高3cm。出土时基本完整。 铁器一件: 东晋铁短剑.一件,出土于M2,铁质,双面有刃,后宽前狭,剑尖作三角形,总长28cm,宽2---3.5,柄长仅2cm,锈甚。 金器三件，出土于M3，为二件金镯，一件金戒指，均素面无饰，金镯直径6CM，剖面呈圆形，剖面径约0.3cm,金戒指直径1.5cm,剖面直径0.2cm。 银器五件,其中银镯一对二件,出土于M3,剖面作椭圆形，素面。直径6,剖面径约0.2厘米；银簪三件，簪1出土于M1，长24cm，柄直径0.3cm，簪头饰一瓷质的菱形珠，珠直径2.5,厚2.0cm；簪2出土于M4，长18cm,柄直径0.3cm，簪头弯,作匙形.残断；簪3出土于M2，已充分腐朽，未能复原。 铜器一件，为半圆方枚人物神兽镜，出土于M4，镜直径15cm，厚0.6,沿宽1.5,半圆钮，圆钮座。主纹饰区环状分布为六个人物分坐四方,其中一方有三人,人物两边均有神兽,似可以看作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人物似为东王公和西王母等，边饰区为十二个半圆形的瓦当,十二个方枚,每个方枚中有四个字,共48字， 由于汉晋时期的铜镜铭文大量出现通假、错别、减笔、省偏旁和反写等问题，目前仅解读了:“吾作明竟（镜） ，幽湅三商，周刻无口------”等几句。 关于墓葬的年代和墓主 这五座墓中，有四座都发现数量不等的，墓砖的侧面印有菱形，直条和圆形等几何纹饰，是两晋到南北朝墓葬中很常常采用的形式，这一纹饰，也见于泉州丰州、洛阳桥南等处在二两晋南朝墓，尤其可贵的是，M1R 部分墓砖属纪年砖，所见有“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九年年”，“泰元二十一年”等三种纪年，泰元应为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第二个年号“太元”。亦即386年、３９４年、396年，可见M1墓葬建于东晋太元二十一年（３９６年），是这个墓葬群的断代具有明确的依据。 石榴东晋墓五座墓葬自北而南沿着同一等高线排列，朝向 基本一致， 从出土器物和用砖的规格看，年代应该按Ｍ１、Ｍ５、Ｍ２、Ｍ３和Ｍ４为顺序排列。当然从间隔的距离上分析，不排除其间还有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的墓葬。这批墓葬中，除Ｍ５为儿童墓葬，余四座墓葬的长度分别是578.cm,550cm,535cm,554cm.高度均约在１８０cm左右。规格之高，体量之大，都与福建的闽北，福州、泉州乃至中原地区的同一时期的墓葬规格相近。 M1的规格最高，且大量采用印纹和纪年砖，随葬品之多也在墓群中为最，入葬年代也相对要早，应该是这个家族的男性长者；Ｍ２随葬有铁剑，瓷砚盘，可见墓主应是一位通晓文武的武士，两晋之间，社会动乱，战事频繁，有志向有抱负的士子，除了读书外，也有习武的风气，以应对这个动乱的社会，随时报效国家，如闻鸡起舞的祖逖和刘琨；M3的随葬品均为金银首饰，显然草鞋墓主是个女性，而拥有可供入葬的金器银器，足见墓主是出自有一定身份、富有的家族，从M4排列的位置看，和M3是一对夫妻，随葬的方枚人物神兽铜镜、鸡首壶，都是很有时代特征的，可以说是时髦的，在当时是足以反映出墓主所拥有的财富和身份的器物。 在这批出土文物中，Ｍ１出土的褐釉四系罐，二件瓷杯，是完全打碎后撒到墓室中的，Ｍ２出土的瓷砚，缺了一个盖，砚足也残断了一只，在清理中没有发现残片，可见也是在入葬前就打破了的，Ｍ４出土的鸡首壶，鸡首，执、盘口均残破，虽然在墓室中找到一部分，但还是无法复原，可见也是在入葬前有意打破的，此外，在Ｍ１的砌砖墙中，也发现了数片青瓷钵的残片，可能也是在入葬时有意打碎的，将当时很珍贵而完好的瓷器打破，撒入墓中，应该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葬俗。 相关问题的思考 石榴东晋墓是东晋墓葬群中出土的这批文物, 其中青釉鸡首壶.都是东晋时期的典型器物,其中鸡首壶作为一种酒器,始烧制于三国，一般为高颈、侈口、器身矮小，鸡首无颈、鸡尾短扁，三国西晋时鸡首闭口,到东晋开始出现张口 ，并基本采用盘口, 而西晋鸡首壶较为圆矮，到了东晋鸡首壶则变得比较修长，西晋出现鸡尾,到东晋基本演变成执柄，而桥形纽也正是鉴定二晋瓷器的要点。可见这件鸡首壶,应该属于西晋未到东晋初期的作品。而小盘口罐、青瓷三足砚，也正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典型器物，其中同式的青釉三足砚也见于杭州西晋太安二年（303年）的纪年墓。 根据考古资料，在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闽南地区的先民就能够熟练地制作印纹陶，釉陶等生活器具和礼器，而瓷器的生产，目前最早的仅见于几座唐墓，从1987年在漳浦杜浔凹仔圩埔出土的南朝四耳罐和青釉钵看，瓷的成份还较低，工艺尚不成熟，还处在原始瓷的状态中， 而东晋时期，这批居住在鹿溪流域的漳浦人，是否有能力生产出这种与福建以北地区在工艺、造型上如此相近的产品呢？ 同式的半圆方枚神兽镜，近年来在浙江绍兴，江西南昌，湖北武汉等地区也有出土，这种镜最早出现于东汉晚期，盛行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以后渐渐消失， 这种铜镜的形式，采用十二个半圆瓦当和方枚作为边饰，主纹饰区作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故事，神兽，内容复杂，且多采用高浮雕， 铸造精良,纹饰极为精美细微，表现了高超的铸造工艺。铜镜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墓葬群的年代是在东晋年间。 而闽南地区是一个青铜器的制作原料，制用工艺都很薄弱的地区，早期移民漳浦的居民，是如何获在短时期内，获取当时在中原地区流行的铜镜形式，并全面地掌握这一铸造工艺的呢？同时，随葬品中的铁剑，金手镯，银手镯等，也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批随葬品中的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墓主们的故乡。 石榴东晋墓群是一个家族的墓地，这些墓主们为了逃离中原动乱的社会，从遥远的祖居地迁徙到鹿溪流域定居的时间，应该去东晋太元二十一年不会很远，很可能就是进入闽南的第一代人。这个家族应拥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不会只有五个人），举族携带了部分珍贵的铜器、铁器和金银首饰和一部分作为生活用具的瓷器，也说明他们的身份并非普通的农民、从战乱中逃离的流民，他们拥有相当可观的财产，甚至金银等奢侈的首饰，拥有可反映其身份的铁剑和瓷砚，可以从故乡带走一部分生活所需的瓷器，也说明他们的迁徙是有组织的有计划有秩序的行动。 唐代林蕴为《林氏族谱》作序指出： “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 《福州府志》也有这样的记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这些记载，以永嘉年间衣冠南渡。但近年人有不少学者认为，两汉以降，就不断有汉人入闽， 而永嘉年间可能曾形成一个大的南迁浪潮，衣冠南渡，也未必是南迁到闽中，可能仅仅是南迁到江南地区。至于 中原人入闽的时间，除了史乘一般认为的永嘉年间，由于南安县丰州、莆田西岩寺，等地均先后发现了西晋太康年间的墓葬。以及 惠安锦田黄姓开基祖，就是三国吴大将等史料的发现。论者提出，从二汉以降，中原人就陆续南下了，在两晋之间才开始出现迁徙的高潮，所以当时进入福建的远不止上述的八姓。也有一些甚至提出入闽的中原人未必是衣冠望族，可能仅仅是一些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 ）晋武帝析建安地，建立了晋安郡，漳州地区属晋安郡中的晋安县，梁天监年间，又在现龙海华安一带建立了龙溪县，在南靖一带建立兰水县，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在漳浦一带建立了绥安县 。其中绥安县的具体范围，县治所在地，当时的人口构成，人口密度等，所知甚少。在此之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只有二条：一、《漳浦县志》记载的吴与太儒人王氏墓志称，“王氏本琅琊，自东晋肃侯（王）彬始迁于闽，其后子孙世居龙溪。龙溪分置，是为漳浦”。其二，1958年，在祖妈林水库工地上，采集到一块有“升平二年”纪年的墓砖，升平二年为358年，比太元年号还早17年。显然，如果中原的晋人当时还没有进入漳浦地区，是不可能平空建立起一个绥安县的。 我们还注意到，古榴东晋墓群的M1同时砌入了东晋太元十一年，十九年，二十一年等三个相近的年号的墓砖，这一现象给我们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墓主死于太元二十一年或者稍后，构筑墓室时并不是自建砖窑厂烧造墓砖，而是到附近某个专营墓砖的砖窑或商店购买，在运走有“太元二十一年”纪年的墓砖时，同时也运走了一部分积压多年的太元十一年，十九年等年份烧造的墓砖。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在石榴附近，也就是在鹿溪流域的上游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密度，有相当隐定的居住空间，并因此形成了一定的商业氛围。 鹿溪是漳浦县的母亲河，以发源于黄炉山的温斗溪，发源于梁山的绥安溪汇成鹿溪，自西而东南从旧镇入海，在漳浦县中部形成了大约30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这里土地宽阔，肥沃，水源充足，农业环境极其优越，是漳浦县历史上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史前文化最为集中、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全县已知的六十多处从旧石器晚期到周代的史前遗址中，就有三十几处出现在鹿溪流域。可见唐开元四年，漳州府治和漳浦县治迁到现在的漳浦县城，而距开漳前三百年前，刚刚入漳的中原人选择了这样的地区，以供世代聚居繁衍，都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石榴东晋墓是漳州地区的发现，证明了东晋时期，陆续进入福建地区 的中原人，除了定居在闽北，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闽南地区。这些入闽的中原人中，除了有大量的避乱的百姓外，确实也有一部分堪称衣冠望族， 他们在距陈元光开漳前的三百多年前，已经在鹿溪流域，在当时被称为“蛮獠”的土著长期聚居的闽南大地上，形成了繁荣的中原人文环境。 此外，石榴东晋墓群的发现，还将对古绥安县的地望，县治所在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