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 浦 的 土 楼
 
                                                              王文径  
   漳浦县是福建东南部的一个沿海县份,北临漳州,东望厦门,西通潮汕, 东南面为台湾海峡,“处八闽之极地，为漳潮之要冲”，《宋史》称；“东南际海，西北多奇峰峻岭”。唐以前，这里地处七闽八粤交界的泉潮之间，人烟稀少，多为畲族等土著部落的聚居地，常常“聚啸”“作乱”。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 朝廷派左中郎将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府兵五十八姓三千六百人入闽平乱，陈政战死后，子元光代之，于垂拱二年(686年)基本平定战乱，为求得长治久安，遂奏请朝廷于泉潮之间建立了漳州府与漳浦县。
   当年随陈元光入闽的五十八姓来自河南固始的将士，从此定居于此，成为闽南，以至粤东，台湾的主要人口，之后王潮王审之兄弟入闽，宋末赵宋少朝廷率遗臣入闽，以至宋亡后一些遗族亦匿居于此，接受了几次中原人的加入; 明末郑成功入台，带去了大量的漳浦籍将士，之后清廷几次对台用兵，也大量使用漳浦籍的将士，这些历史原因，使漳浦一带沉淀，消化，和发展了各种来自中原的文化和血缘，并由此而播迁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而充当了历史上外来文化血缘聚散地的角色，逐渐形成了具有闽南特征的文化区域。
   这种文化特征也包括建筑史上的特征，其中楼堡建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闽南地区大量的楼堡建筑的主要原因，除了唐代的中原文化与闽南的本土文化的碰撞中，中原的城堡建筑技术与土著民族军事防御建筑的结合.产生了一定意义的楼堡;其次，明清之际特定的历史条件，促使楼堡建筑形式的成熟，并形成普遍意义的建筑文化。其中明清之际特定的历史条件，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开始于十四世纪末，维持了二百六十几年倭患，加上部分反明武装和海盗，在中国沿海各地进行骚扰抢劫，一度深入内地，烧杀掠夺，为患深重，直至发展到攻城陷堡，连官兵也奈何不了。倭寇所到之处，极尽烧杀掠夺之能事，漳浦地区，几乎村无完舍，民无定居，多逃入山中避难，在倭寇的猖狂洗劫下，官建的城堡也多被倭寇袭陷，镇海卫曾被饶寇攻破，悬钟城曾被倭寇践踏，铜山水寨及战船也被海寇烧毁，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二年之间是漳浦受倭患最惨重的年代，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调任福建总兵，从仙游追击倭寇到漳浦盘陀蔡陂岭，歼灭倭寇数百人，迫使倭寇逃到广东，最后被戚继光和俞大猷合兵歼灭。自此大股倭氛稍敛，改为小股零星活动骚扰。
    现存最早的一德楼，建于嘉靖三十七年，其次贻燕楼建于嘉靖三十九年，再其次庆云楼建于隆庆三年，均与倭患影响闽南沿海的年代相吻合。嘉靖时期尚属于漳浦的云霄也有菜埔堡等古老的楼堡，当年林偕春在其著名的《兵防总论》中曾经写道：“而埔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贼虽屯聚近郊，迭攻累日，竟不能下而去“。说明当时民建的楼堡在抵御倭寇中发挥了很显著的作用，以致民间相继仿校，“-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每一警报，辄铎喧闻，刁斗不绝。贼虽拥数万众，屡过其地，竟不敢仰一堡而攻，则土堡足恃之明验也”。
　     明代是极重视海防建设的，洪武二十一年江夏候周德兴就奉鸽以福建经略海防，其中在闽南海岸线上就建造了镇海卫城，六鳌，铜山、悬钟等所城，其主要防御对象还是倭寇海盗，官军建城的同时，民间也纷纷仿校筑堡，民建的城堡则以赵家堡等聚族建造，聚族而居的城堡为代表。土楼的建造则从嘉靖时期出现的一德楼，贻燕楼为标志，此时的土楼必然是在总结了前期同类型建筑在平面布局，工艺成就的基本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
     林功懋林士宏父子于嘉靖万历间建造的万安楼，长方形的外圈，东西面中间各建有楼门，二层的楼门其实就是一个传统城楼的形制，四个角各建了一个突出于城墙的角楼，角楼并兼备了马面，谯楼的作用，除了防御上的功能，对又长又高的外楼墙也起了加固的作用，而楼外也开凿了护城河，设吊桥，更是对城的规制的摩仿了。像万安楼这种情况，还见于人和楼，赵家土楼，顶车楼等年代较早的土楼,此外,开始出现于乾隆年间的阜安楼,清晏楼等"卍"字形土楼,其四角均突出了一个半圆形,或四分之一圆形的角,这也令我们想到了中国传统古城的影子.
      以一德楼为例其墙体夯筑的配料、配筋、墙厚，平面布局，防火、排水、排污、楼门、楼匾的设置、且方形圆形的结合，都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此后的贻燕楼，康熙间的永安楼乃至晚清的垂裕楼，瑞东楼等基本沿用这一形式，可见这是一种成熟的建筑模式，楼堡的结构如倾水和传话的斜孔，楼门设置，灭火的斜孔，三合土的夯筑方法等，也都已成为让后来者严格尊循的模式，在这几点上，后来的楼堡基本无法超越。这种模式的形成，当不可能是三五年的事，必然经历史过一段产生和改进发展的过程，只不过，一德楼以前的楼堡目前还不被我们所知或者确实全部倒塌了。一德楼为外圆内方内通廊式三层方土楼，其墙体夯筑工艺，平面布局，防卫设施，甚至浇水防火，通话，楼门楼匾这些工艺细节，均已经很成熟了。说明土楼的出现应该更早，这种古老而奇异的建筑工艺和建筑形式。只是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被激活，被唤醒了。
明代的倭患是楼堡建筑兴起的重要契机，民间建造之时，又得到官府的鼓励，闽南人民一方面对官建的城堡进行模仿，同时又加入了民居的形式，或土堡山寨、或土楼，从而形成了一个村村建楼筑堡的习俗，并一直沿用到清代。
    但是今天我们在漳浦能看到的明代楼堡，除上述的的明确纪年匾的一德楼、贻燕楼和庆云楼，万历十三年的晏海楼外，较可信的属于明代的土楼还有万历二十八年建的完璧楼，万安楼（嘉靖十一年进士林功懋，万历八年进士林士宏父子建）。东山楼（万历八年进士，云南布政薛士彦建），梅月楼（隆庆进士赵范建，废弃后再建赵家堡），人和楼，刁氏土楼，保安楼，上黄楼等二十余座，多数也只存残墙。显然。这与林偕春所称的，明嘉靖间“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的景象大不一样，这主要是沿海地区经历康熙元年清廷实行的迁界政策。
    当时，郑成功以闽南沿海一带为根据地，进行反清活动，漳浦的旧镇城，黄家寨，横口城等都成为郑军的主要据点。郑成功入台后，清廷为了隔绝百姓与郑军的联系，孤立郑成功的势力于海外，实行荒谬的迁界政策，从康熙元年开始，沿海二十里作为弃土，不准耕种、居住，更不能下海，强令沿海二十里内的居民迁入内地山区，房屋一概拆除。连原来属官军把守的城堡也一概拆除，散见于闽南沿海的大小民建的楼堡更无法保存，二十年的迁界，给漳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漳浦人民带来了不少历史的机缘，也留下大量的史迹。
    漳浦佛昙的人和楼，墙体和墙体上的木檐洞是完好的，从遗址上看不出任何火烧的痕迹，也找不到一般的生活遗物，破碎的陶瓷器皿，唯一的解释是该楼建造不久，便被人工拆除. 此外，旧镇的晏海楼，赤湖的保安楼，霞美的贻燕楼，庆云楼，上黄楼等显然也是被人工拆除的，沙西的承孝楼，在复界后迁入的林氏村民眼中，就已经是一座废楼了。
    改朝换代导致了多年的沉默，前朝的权贵败落了，新朝也在呼唤着新权贵的出现，漳浦的湖西赤岭异军突起，在康熙初年就相续出现了蓝理，黄性震、蓝廷珍、杨世茂和蓝元枚等以平台起家的新贵，他们都官居一品，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本和财力，康熙二十七年，当时官至湖南布政，太常寺卿的黄性震，以及杨世茂等率先再创修城筑堡，建造土楼之风。之后又有蓝廷珍等人的发扬光大。由此而带动了民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土楼主要以方型楼为主。往往被视为传统建筑的府第，或城堡的附加建筑。
   漳浦现存的楼堡大多是清乾隆年间的建筑，兵灾和倭患的阴影还笼罩在这条海岸线上，经过多年的动乱，康熙后期和雍正间的安定，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稳定，村落基本恢复，家族的地位也已形成，具备了建造大型建筑的财力，同时土地的兼并财富的掠夺也导致了村庄和姓氏宗族之间明里暗里的矛盾，以至到嘉庆间。沿海地区发生了一起由佃户和地主之间的争斗，而引发了宗族之间封建械斗，形成了红旗和白旗二大阵营，把全县大半以上的村庄和宗族卷入了这场维持了七十多年的，深重灾难的封建械斗。这段发生于漳浦的惨痛历史，曾使民间出现了村村建堡筑寨以自卫，也部分地剌激了一些土楼的建造。
      修造楼堡成为沿海地区普遍人们追求的大事。从乾隆到嘉庆，是漳浦楼堡建筑的全盛时期，从现有的纪年匾看，几乎每年都有土楼建造，有时甚至一年建造数座。通过清乾嘉时候漳浦的土楼，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大量属于传统民居建筑的理念，工艺被引用到土楼之中。方楼，圆楼，万字形楼，多圈圆楼，不规则形的楼形出现并长期并存，大量的石雕、木雕、彩绘纷纷加入土楼的建造。乾隆初又开始出现了阜新楼、清晏楼这种工艺复杂的“卍”字形楼，锦江楼建造之后，能够遂渐加至三圈，大安楼能不厌其烦地雕凿楼墙的条石，把无关紧要的接缝加工到仅仅几毫米，这些反映了此时社会的安定，楼主具有充分的经济能力，反映了土楼在传统建筑领域中的地位的提升。可见此时的土楼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已受到了社会的认可。
     但是，嘉庆六年，许氏族人在建造瑞安楼的同时，又于楼边建造了六座同式的堂屋，这种现象说明了沿海地区土楼的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则平时人民依旧居住在传统的堂屋中，土楼只是一种备用的防御性建筑，夜间可以让村里的壮丁到楼中守夜，除非有了战事，村子可能受到攻击，这时村民才携带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和细软，躲进土楼。这是从一德楼开始就出现的情况，在赵家堡的完璧楼里也表现得很充分。   
    土楼是提繁荣昌盛为常规性的居住建筑。或是继续作为临时性的居住环境的问题，令漳浦人思考了足足二百年。  
    对漳浦早期土楼的考察，特别是对万安楼,人和楼等资料的分析, 我们还可以找到土楼的父本，即对城堡规制的摩仿。 那么, 瑞安楼的总体规划, 以及单元式楼的的单元平面,其母本都来自于传统的民居。曾经因为面临着圆形或方形的建筑，中国古老的宗族观念，传统的聚落形式、分配方式，社区关系、自卫体系受到冷落。由于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土楼得以挑战封建宗法制度在建筑领域的束缚，而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模式。内通廊式就是这种思考的产物，当然也是这种违反常规的建筑模式对宗法观念的妥协。
     田野调查资料也证明，漳浦在乾隆以前，土楼基本都是采用内通廊式的。之后，有一部分通廊式被改造成了单元式，多半是由每户各自增加了一座简易的木梯。或有直接构筑成单元式，各在底层前增建一组小平房，构筑起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如土城楼，新禧楼等纯粹的以单元式则极为罕见。也可以说，嘉道以后，土楼的主要功能开始从以防御性为主向居住和防御相结合的功能转变，土楼开始向传统民居形式的回归，甚至部分原来的内通廊式土楼也被主人进行了单元式的改造，通廊单元混合式土楼出现了，为了对单元式的适应，土楼的平面形式趋向于方形为主。单元式或混合式土楼由于属于各家各户独立使用或独立建造，其质量也有所下降，夯土和三合土同时使用，一些单纯的生土建筑也出现了。这是土楼从军事防御建筑向民居建筑靠近的结果。
    漳浦土楼终究没有成为民居建筑的主流，其实人民在建造土楼的同时，就已经在谋划着如何离开了，在人们就相续离开了土楼
作为一个最早建造土楼的县份，漳浦人也是最早走出土楼的，离开土楼的，清代初年的迁界，逼使漳浦人第一次离开土楼，这批土楼多半在风雨的摧残下，成为一坯残垣，清代建造的土楼，由于一部分土楼不作为平常的居住环境，只在战时，在遇到外敌的情况下才进入楼中躲藏，既然没有战事，土楼很快地被人们所遗忘，长期的闲置，废弃，也就自然地破落了。较好的农业经济使漳浦人有能力离开土楼，回到传统建筑的空间里。但是，漳浦西北面的南靖，永定人，直到近几十年，依然在群山环绕的山村里，夯筑着他们的家园。

在漳浦现存的土楼中，目前统计为130座，圆土楼占60座，方楼占50座，万字型7座，余为其他形式。土楼中绝对年代最早的是建于明嘉靖37年（1568年）的绥安马坑一德楼，以下是建于嘉靖38年的霞美过田贻燕楼年代运头庆云楼，旧镇潭头晏海楼等。这一年代在闽西南的土楼中尚属最早，最晚的为民国五年的温斗庆云楼；属明代建造的土楼约26座，占总量的五分之一，建于清乾隆嘉庆间的45座，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强。内通廊式计85 座，一般分散于县境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以锦江楼最为著名；单元式土楼25 座，主要集中在石榴，盘陀这二个靠近平和县的西部乡镇，盘龙新楼是这类土楼中的代表作品；土楼中直径最大的为崎溪村的土城，达108米，最小的为周军堡，直径12米，层高一般为二至三层，其中东升诒燕楼高四层。
 漳浦土楼的墙体绝大多数为三合土夯筑，用料讲究、工艺高超，质量上乘，保存数百年强度不减。早期的一些土楼，甚至不用石地基，而直接从地面上夯筑。清代中晚期的作品，特别是西部乡镇一带的土楼，则常常采用外墙三合土夯筑，内墙用生土夯筑的省工省料的办法，个别的全部采用生土夯筑。明代的三合土中，含土量大，混入了大量的未经烧透的海蛎壳，相当一部分海蛎壳完整地保存在墙体上。清初的三合土含粗砂量较大，比例适当，混合充分，硬度进一步提高。由于大量采用质量较高的三合土，墙体裸露在风雨中而不怕被雨水冲刷，所以屋面绝大多数为硬山顶，有的甚至使墙头高出屋面，以便于守楼防卫。
漳浦是岩石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岩石在土楼中的运用极为普遍，有相当一部分土楼，底层采用条石构筑，二层以上才用三合土夯筑，位于前亭镇文山村的大安楼，外墙全部采用条石构筑，且经过精细加工，实为罕见。

唐代的中原文化与闽南的本土文化的碰撞中，中原的城堡建筑技术与土著民族军事防御建筑的结合，催生了土楼建筑，明清之际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加入，促使了楼堡建筑形式的成熟，以致形成了一种普遍意义的建筑文化。在漳浦的古建筑遗存中，土楼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中赵家堡完璧楼布局立意特殊，文化底蕴深厚，建筑特色显著；一德楼贻燕楼等纪年准确，绝对年代在闽西南中最早，四百多年来历朝历代纪年土楼没有间断，发展脉络清晰；土楼形式丰富多姿，单圈双圈、三圈多圈并见，方形，重方，半圆，不规则形种种平面并存。万安楼、人和楼如小型城，锦江楼立面壮美，东平堡平面一如八封神奇莫测，土城楼体量巨大气魄恢宏，清晏楼阜新楼等万字型楼在土楼家族中绝无仅有；三合土，生土的夯筑工艺精湛，和各种石木结构自然揉为一体，多种建筑工艺并用，楼堡防御体系完备，汇聚了明清时代军事建筑的所有防御技术。在土楼的平面设置和使用分配中，单元、通廊，混合等各种居住形式共存。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我们以漳浦土楼为一个支撑点，审视整个闽西南土楼，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极富特色的建筑，它具备了民居建筑的特征，又加入或者强调了军事防御建筑的特征，从而区别于当地传统的民居，而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城池。虽然在平面或立体空间上，各种楼堡各尽不同，各有特色，但它无论是平面布局，空间结构，都形成了共同的特征，无可非议地被归纳成一种举世瞻目的建筑文化。
    楼堡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关注，首先是它独特的空间形式，楼堡又高又厚的楼墙，内部容纳了种种建筑成分，而外部线条极其简洁明快，无论是方，圆，半圆，万字形，重圆，重方，以及庞大的体量，都明显地区别于各式各样的民居，而从乡村低矮，散乱，芜杂的民居群中脱颖而出。
　　楼堡的空间布局是通过多层次展开的，首先，楼堡本身追求就是一种独立的，以外界，与村子有所隔离的空间环境，单元式楼以底层的厅堂为中心，两边卧房组成常规性的空间，又与二层用乃至三层的卧室联系起来，构成每家每户具有私密性的空间，底层前的小天井以及门厅和正厅又组成一个既有私密性，又可对外联系，具有礼仪性质的空间；通廊式楼的隔间代表了供一家一户活动的空间，和单元式楼的二、三层隔间一样，关上门是独立的，打开门，通过通廊又可以与同一楼层的人接触，所以每一个楼层也都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与这些具有私密性的空间相对应的一是楼堡中的大天井，这是农村的晒谷场，女人洗涤和晒衣服杂物的地方，老人的茶馆，故事和佚闻的传播地，泼妇骂街的场所，学校的操场；二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公厅，这种地方常常也是家族议事的地方，相当于楼中的会议室，法庭，也是祭祀祖宗的祠堂，奉祀神明的寺庙，是神圣庄严的公共活动空间;三是某些楼堡的顶层，因为这个楼层的隔间通常是可以相互通达的，甚至是无隔间的大通间，供楼中族人守夜，未婚男青年集体住宿的地方，也是公共的活动空间。如果楼堡是二圈三圈，这种空间还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扩展。
　　楼堡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建筑整体，以楼中的水井为圆心，圆楼的各种建筑体围绕着这个圆心构成了若干个同心圆，而方楼，也以大小不同的矩形构成了独特的直线和折线，或虚或实，而这些虚实交错的方圆线条又被概括成若干个实体(楼顶复盖)或虚体(天井，通道)，从高处低看，规范性的线条令人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美，万字形楼的平面本身就代表了释家的某种符号，灶山顶上的东平堡构成了类似八卦的群体平面，周军堡则以单体屋顶表现八卦形平面，以及拱福楼亚字形的平面，塔底楼半圆形的平面，大油柑清晏楼不规则的八角形平面等，都会使人们联想起神秘的东方文化，从而接受这种神秘的美。一但走进楼中，置身于相对稳定的，独立的空间环境，体验到的是楼堡特有的安定和谐的气氛；  在不同的楼层里，对楼中变幻着，但规范得有如几何形体的天幕的体验，内外圈之间长圆弧形的空间，单元内部狭小而多层次的空间，这一系列规范，但又极富变化的线条和空间形体中，这是一种奇妙而宁静的线条的美，是在世界上任何传统建筑中未能感受到的。
　　楼堡是庞大恢宏的建筑雕塑体，在线条纷繁，色彩多变，空旷岑静的乡村，巨大的墙体立面是一种逆转，一种调整，是无穷的慰籍，迎合了处在离乱动荡生活中的人们的心态，矗立起安全的屏障，阻断了楼外边的险恶和混乱，这是无比安祥的美。构成楼堡的立面的岩石和黄土的色彩是地面上的一部分，两者是协调和谐的，然而这墙体也不是呆板的，圆形的立面从人的视点开始就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发展直到视线所难及的背面;微微内倾的墙体不只是建筑力学的需要，形成略似复斗的立面，给人以稳定感，下层不设窗，二层以上设窗，且越高层窗口越大，形成下实上虚，这也不单单是防御的需要，同样给人以稳定的暗示；万字形的楼四角凸起的半圆柱体是对略微单调的方形立面的调整，同样的，楼顶上的瓦片组成规整细密的竖线，也使墙体的立面以冷静而生动的变化，楼顶瓦面呈现出的是梯形的立面，与墙体的立面构成了一组统一的块面，即使有的楼顶坡度较大，出檐深远，而被形象地比喻为雨伞楼，这恰当的比喻适应南方多雨地区人的心态，也反映了这种立面具备了美的条件。
      楼本身所具备的历史的、科学的、文化的意义都是极其广泛的。 今天，它正披着历史霞光，朝我们走来，向世人展示着举世无双的风姿。

                            (本文系应马来西亚陈先生请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