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道外的回忆·作坊式的工厂

     上中学借读于南马路小学，每天要来回走上一小时的路程。最兴奋的时候是拐进延爽街，迎着那扑鼻的糖果香味儿就加快脚步一直奔到糖果厂开着的窗户跟前。看着工人在案子上揉搓着大面团一样的红色绿色的糖团，嘴上咽着吐沫心里边羡慕死了那些工人。天天能吃糖，多幸福啊。才旦多玛说她长到8岁没吃过糖，后来在农奴主家里的地上捡到半块糖块儿，她每次看着没人了偷偷拿出来用舌头舔舔。舔到第三天被主人发现，暴打了半死。我那会儿有包装的糖块儿不用票，可价钱让绝大多数城市贫民望而却步，杂拌糖过年过节才给你每户半斤。还记得老娘不知道托了什么关系买回来一盒方块砂糖，放在桌子的一个小匣子后面被我看见了。忍了几天没忍住，打开盒子偷吃了一块。吃到第三块的时候，心想怎么也是逃不过挨揍。就狠了心，吃掉一层（九块还是十二块记不得了）。然后忽然计上心来，打开盒子的下面塞进去一块纸壳。这样，从上面打开看糖一块不少。

    那时候我大约七八岁了，老娘想打我一般白天不动手，因为抓不着。那天半夜，我被剧痛惊醒。听见看见的是老娘愤怒的扭曲的脸和破口大骂，还有她一双手死死掐我的大腿。从老娘的哭诉里我知道这盒方糖是准备送礼的，老娘拿着这盒糖快走到人家门口才发现糖少了一层，不然还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看怎么想。

    道外的十六道街和大新街交口处有一家球磨厂，那个小工厂日夜响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白的黑的粉尘。平常时候那里半条街都是烟雾弥漫，附近的门窗都不敢开。常常看见那里的工人倚在破歪歪的门框处，浑身看不出工作服的颜色。唯一能看清的是面部的防毒面具，那根长长的胶皮管子上灰尘一块块的往下落，而镜片后面的那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更让人恐怖。

    曾经在这个球磨厂干过活儿，当然不是看那个倒霉的破球磨机。他们进来废弃的耐火材料，比如钢砖或是类似钢砖的东西。在进球磨机之前，要把这些钢砖砸成乒乓球大小的碎块。忙不过来的时候，工厂就这个活儿派出去。砸钢砖的地方在工厂外面，吃不着灰尘，可是活儿并不好干。钢砖很坚硬，大锤上去就砸飞了容易伤人。小锤要用力，力气不大不小才能砸开还不崩出去。砸一吨钢砖给2元钱（因为没人干后来涨到4元），锤子手套自己准备，一个人一天能砸出来一二百斤就不错了。我和我的小外甥放了学就去砸，每天砸不了多少。半夜了打更的睡觉了，住在附近的人还常常把你的砸好的碎块偷到他的堆儿上。后来，有人更有了主意，把没砸的钢砖埋在碎块里面。

    砸好的碎块也不过秤，工厂的人来了用眼睛估算。认识这个算帐的人，堆儿不大也算的很多。我们很不服气也无可奈何，加上身上脸上被砸钢砖溅起的碎末崩出的口子懔子，老娘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再去了。

    下乡劳动和下厂劳动是小学生高年级和中学生的必修课，我们学校联系的工厂是南马路附近的元吉玻璃厂。给我们学生干的没有重活儿，无非是把一个个装青霉素药粉的小小玻璃瓶摆放到一个个小纸盒里。干的腻歪了，老师也不看着了，我们就把玻璃瓶装上沙子往很远的车间墙上扔。瓶子在半空中划着弧线，沙子从瓶子里飞出来，就像喷气式飞机拖着长长的尾巴。

    “上辈子打爹骂娘，这辈子就进玻璃行”，玻璃工人劳动强度大不但艰苦还极不卫生。吹一个瓶子要一个小组的人围成一圈，第一个人从炉子里用吹杆沾上一块通红的软软的玻璃料要迅速的绞断并且吹上第一口。第二个人接过来继续吹第二口，以此类推。等到玻璃料变成暗红色，也被吹成一个大泡，就用模子夹起来。还继续吹，继续轮着一个个接下来直到吹好。都是手工操作，瓶子的质量好坏全凭经验。你注意看以前的瓶子，瓶子的壁和底部都不平均。而在车间里，废弃的瓶子或者别的什么玻璃制品那就更多了。最苦的是背料工人，一大团通红的玻璃料从炉子里拿出来背上就跑。不是因为重量而是因为高温，即使玻璃料挑在很长的铁杆上，那上千度的温度也把防护服里面的工人烤的全身汗水。有时候跑得慢了或者脚下绊了东西，料从杆子上掉落下来，整个地皮都跟着燃烧。那料也收不起来，等凉透了砸碎了再回炉。

    在江边的大坝上也有露天行当————纺绳女工。这都是街道小厂，而且是纯粹的手工作坊。就两个木头架子，架子远远的分在两头，下面用石块砖头压住。八股或者六股绳坯子穿在架子上面的小孔里，两边的女工一下一下的摇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冬天的气温很低，特别是江边能达到零下40度甚至40多度。还有江风，在空旷的大江上，风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狂。纺绳女工不是在江坝外面而是面朝大江，因为江坝里面铺了道板而外面是凹凸不平的土坡无法安放架子。而且冬天是纺绳子集中时候，大概因为这时候极少行人省的干扰也省的丢失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我的一个同事的母亲就是纺绳女工，七十年代末期老人已经超过我现在的年龄可还是一直干着。如果不是她在家里穿的衣服和她的声音，仅仅从那张脸上你看不出她还是女人。那张脸不是皱纹太多而是深陷在每一道皱纹里的黑色的印记，那无数条印记又分出来无数条更细小的印记。纵横交错盘根错节就像一块干巴的黑泥团，假如不是眼睛在动嘴巴在说话你绝不会认为这是一张脸。这还是围着几层的头巾戴着狗屁帽子的结果，那只能用惨烈才能形容的江风和低温冰冻足以改变你的面貌。

    最有印象的是我家后面的锅厂。我常常趴在他们车间的临街的窗户上，看着工人抬着铁水往模子里倒。打开模子，倒扣的铁锅已经成型。就是锅底隆起一块，锅已经变成暗淡，这隆起多余的一块还是红的。工人就拿着铁锹，用很快的速度和很大的力量把这块铲下去。所以，你看见的锅底大都不平，微微斜着。

    还认识这个锅厂的一个技术员，当年这个人的工资是全厂最高的，因为他是技术权威。可他最穷，因为喝酒。据说，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喝酒。而后到了锅厂，先跑到小铺再喝酒。也没有菜，大约一两半的瓷杯一次就喝一杯。一仰脖，一饮而尽。杯子扔在柜台上还晃悠着，人早跑出去上班了。再后面还是喝酒，每次就这么一杯。开始是一个班三四次喝酒，后来是五六次。不喝酒他摇摇晃晃没精神，喝了酒满脸红光唱着歌儿干活儿。老婆跑了，前后娶了三个跑了三个。

    终于有一天，已经瘦成人干的他喝酒之后栽在铁水炉子里，再也不用喝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