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等待许久才得见的统一。晋曾经一度统一天下，在那一次的统一瓦解后，已近三百年岁月。如果从后汉末的黄巾之乱算起，更长达四百年之久。因此，这的确是一桩伟业。

对位于中国北方的突厥，隋的对策也非常成功。突厥其时正处于分裂状态下，以可汗自称的人有四个之多，文帝则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对立关系。

隋文帝是个生性节俭的人，对南征将兵实行犒赏时也相当小气。节俭是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期间一贯的基本方针。文帝之所以废太子杨勇（长子）而立次子杨广，也是因为杨勇过于奢侈和好色。实际上，新太子杨广在奢侈和好色两方面比起哥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成为炀帝的杨广，堪称为中国史上难得一见的奢侈人物，只是他佯装老实，文帝没看出来罢了。

和节俭一样，作为文帝施政主导的是严罚主义，尤其是对官吏，他绝对以重罚对待。皇帝的特务常常暗中刻意对官员行贿，官员一旦受贿，就立即被处死刑。由于有这样的陷阱，官员再也不敢受贿。不过他对民间百姓的刑罚则远较对官吏为轻。

文帝的治世，可以说是经过长久分裂后的人们得以喘息的时期吧？

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驾崩，四月时他就卧病在床了。继位的当然是太子杨广，是为炀帝。由于隋的江山断送在他的手中，因此，这位皇帝自此以来就在历史上恶名昭彰。身为太子的他，即位是当然之事，但是连这一点都有许多风闻。

杨广企图横刀夺取父亲文帝宠爱的陈夫人就是一个例子。陈夫人是陈宣帝的女儿，也就是陈叔宝的妹妹。好不容易逃出虎口的她，跑到卧病在床的文帝面前哭诉道：

“太子对我无礼！”

“这个畜生！国家怎么可以交给这种畜生呢！”

盛怒的文帝立刻命令枕边的柳述和元岩道：“唤朕的儿子来！不是广，是勇！”

他准备再立一度被废的长子杨勇为太子，以托后事，果真如此，太子杨广就要被废位。杨广派在文帝病房的眼线立即将此事报告。杨广于是逮捕带着诏书、正要前往勇处的柳述和元岩，将之投狱。然后，他把病房内的人全都赶出。之后不久，文帝便死了。

这件事情暗示，杨广弑杀了父亲。一个名叫马总的人于《通历》这本书中，更有如下刻划入微的描写：

——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

而正史《隋书》记载的是：晚年的文帝，任何细节都必与皇太子共同裁决，表示他对后者的无限信任。该书对文帝的临终情形，描述如下：

 七月甲辰，上（文帝）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

 也就是说，文帝向文武百官道别，握手歔欷，于三日后去世。遗诏中述及皇太子处有“仁孝著闻”之语。弑父事件，是不是有人为了陷害挥霍无度并且使国家走上灭亡之路的炀帝而杜撰的呢？

炀帝杨广于公元604年即位。登基后，他立即着手凿建大运河工程。

天下分裂为南北已久，最后完成统一伟业的是隋。为使统一巩固，南北必须融合为一。凿建连结南北的大运河，是炀帝在皇太子时代就有的梦想。他认为统一后的中国，绝对有着手进行这项大工程的必要，而以节俭为宗旨的父亲却不赞成这样的事情。

（我一旦即位……）

早有这个想法的炀帝，即位后当然便迫不及待地着手这项大工程了。

隋是北朝系政权，并吞南方而统一天下；而南方是物产富饶之地，将南方之富运到北方，对北朝系的隋而言，才是统一天下的“成果”。

另外还有一个非凿建运河不可的理由——对外出征。

文帝之所以吝于发给战功犒赏，由于南北统一之战是内战，不得大肆掠夺，也是重要的理由之一。

——为达成统一的目的，非得到人心不可。结果是，即使想要犒赏将兵也没有财源。

——所以应该外征！

文帝也有这个想法。 他企图攻打高丽。那是个以人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外征可以带回大量俘虏，以之为奴隶，犒赏给有功人员。文帝为此出兵高丽，却兵败而返。水陆三十万大军粮食不足，疫病流行，水军更因台风而翻船，幸免于难的人员狼狈归来。此次外征，士兵中十之八九难逃死神的魔掌。

——失败的原因在于补给力不够！

炀帝分析过父亲远征高丽的失败原因后，做出这个判断。为使大军能有充足的粮食和武器补给，更需要靠富庶的南方供应。就这一点而言，开凿运河一样有其必要性。

虽然大运河工程使人民陷于疲敝，也成为隋王朝崩溃的一个原因，但它却是留传后世的宝贵历史遗产。大运河对中国的统一，确实起了极大作用。

炀帝大业四年（608）三月，倭王多利思比孤入贡。虽然使者携带国书前来，其中却有如下文句：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这个倭国到底在何处？”炀帝问近臣道。

“回皇上的话，倭国在百济、新罗之东南，水陆三千里，位于大海之中，人们居住山岛，以名叫邪靡堆之处为国都。该地住民以吴太伯之子孙自称。国人以倭称之，而他们则以日本为国名。故谓之日出之国……”

负责外交的官员答道。当时担任外交工作的是鸿胪卿。

“蛮夷之邦连文书的写法都不知道。以后再送这等无礼文书前来，不要呈到朕的面前，不要理会他们！”

炀帝如此命令鸿胪卿。

虽然不接受国书，却也给予远道客人礼遇，泱泱大国的风度应该如此。因此，隋的鸿胪卿对日本使者给予适当的接待。《日本书纪》在推古天皇十五年（607）中，有如下之文：

秋七月戊申之朔，庚戌，遣大礼小野臣妹子至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

其后的十六年，则有如下记载：

夏四月，小野臣妹子由大唐至。唐国，号妹子臣谓苏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从妹子臣至筑紫。

唐王朝这时候尚未成立，因此，《书纪》中所谓的唐，实际上是指隋而言。虽然炀帝说“不要理会他们”，隋朝外交当局还是派名叫裴世清的官员带领十二名从者，送小野妹子回日本。

日本使节回国的翌年（609），炀帝招待高昌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国王麹伯雅、伊吾（今哈密市）国王吐屯设以及其他蛮夷二十余国使者，演奏“九部乐”，也以“鱼龙戏”使之欢娱。这些事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无从查考，总之，一定是非常花钱的事情。举行的宴会当然是让人尽情又吃又喝的。

隋讨伐高丽，是以“其王未亲自前来入朝”为由的。倘若如此，推古天皇或圣德太子时期未渡海亲赴隋的日本，照理也应讨伐才对。可见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目的不过是借以掠夺、补充因浪费而见了底的国库。

未料，炀帝三度出兵高丽的结果，不但未得战利品，而且每一次都吃败仗。人民因而更加疲弊，大臣——尤其武臣——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

在这个情形之下，由 文帝攻灭陈而统一天下的隋，不到三十年就灭亡。虽然如此，隋的大一统，确实可以伟业谓之。中国百姓在“不愿意再受分裂之痛苦”这一点上有共同的愿望。隋末 发生群雄并起之事，或许是人民的愿望打动了英雄的心，结果，李渊、李世民父子发挥压倒性力量，于短短时日内再度统一中国，促成唐王朝的诞生。

唐王朝维续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之久，其间的初唐、盛唐时期，更是中国史上出类拔萃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可以说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愿望之上的吧？

《陈舜臣十八史略：皇皇盛世（隋唐）》，陈舜臣著，廖为智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201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