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我是啼笑皆非。
陈先生辞世那天我正在香港，不是工作也不为购物。前一天在深圳主持完节目后，身心很疲惫，只是很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晒晒太阳、吹吹海风。
然后，我就在那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坐在赤柱的海边小店里，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短信息，简短的几个字：陈逸飞先生去世了！
我和陈先生有过两面之缘，算一算，第一次竟然在十二年之前。
那时，我在北京的一家夜总会里驻唱，那是一家号称当年网罗了全北京最好的夜总会歌手的地方，所以，它的消费也是非常贵的，每天晚上，那里都是熙熙攘攘，商贾云集的。
我刚到北京不久，就落脚在那个地方。
有一天，我刚唱完歌，夜总会经理就对我说：楼上包房有一桌客人很欣赏你，想请你上去坐一会儿。
这么说大家可能会有误会，觉得我们歌手怎么还会去坐台，其实这种邀请一般都来自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或者是经理的朋友，可以看作是对我们的赏识吧。
事情很多巧合，那天，著名作曲家叶小钢回国开他的作品
本文选自《字解日本》 2009年6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制服（せいふく／Seifuku）的历史应该非常悠久，广义说来，古代中国或古代日本朝廷官员依不同官阶所穿的礼服，就是一种制服，天子祭宗庙时着用的衮冕也是一种制服。而宗教神职人员更是以服装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有制服，大商铺员工都穿染有“屋号”（やごう／Yago）或“商号”（しょうごう／Sho–go）的外衣，而各类职业的职人也都有其固定的服装。甚至连幕府的下级武士公务员，穿的看似都是和服，其实也依所属部署及身份高低而有别，甚至可以看对方结在头顶的小发髻形式，而一眼分辨出对方是刑事警察还是保安警察。
有关军队、警察、
南方都市报:从年初到现在，你接连在内地出了三本书:时评集《常识》、艺评集《噪音太多》和日记体散文《我执》，这三本书的写作状态有什么不同吗？
梁文道:当然不一样。时事评论通常是命题作文的东西，你必须根据新近发生的事儿来写作，有时甚至题目都是编辑给定的，因此它不是一种毫无限制的写作。但是，《噪音太多》就是一个比较随性、比较闲适的写作，写作的时候很自由，我不用考虑最近什么电影成为大家的话题，我就有任务去看、去写。至于《我执》，它看起来像日记，其实有一个完整的叙事在里面，当初写的时候是想帮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做一番重新的注解，但是写着写着就跑调了。
南方都市报:有读者认为，你的时评有更多的理性，但是像《我执》这样的文字则会具有更多的感性色彩。
梁文道:也不至于，我觉得我都很稳定。我是一个写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很理性的人，我不是那种容许自己的文笔去放纵的那种人。我用字很节制，我的字典是很有限的，我很节制自己用字的范围，尽量不用僻字、生字，我的表达也是尽量约束自己，越简洁、越可
昨天上午，陈丹青在合肥科技馆带病开讲《我的丹青生涯》，一开场他就自我调侃道：“因为写《荒废集》长期‘荒废’，从头到脚都长了风湿癍疹，痒得不行，这可能就是我的报应吧！”观众当即以热烈掌声致敬。
原以为陈丹青应该是典型的“愤青”，言辞激愤，态度张狂。可是昨日的陈丹青看起来相当儒雅，说话态度很谦和，没有愤青的叛
近20年的等待，2002年至2003年甚至失业在家……当年日记，结集为《小导演失业日记》，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里面全是和“美感与崇高感”看似毫无干系的过往。接受本报专访时，魏德圣感慨，曾经赤裸裸的尴尬与苦涩，在人“功成名就”的一刹那，都变作励志故事。
《海角七号》大卖，导演杨德昌没能看到，魏德圣非常遗憾。“原来2007年4月开拍，后因资金、工作问题停拍，直至7月才再恢复拍摄。停拍间隙，杨德昌去世了。他生前经常说，他们这一代电影人里有谁谁谁，然后问我，你们这一代有谁？面对他的‘挑衅’，我常常无言以对。我总不能说有我吧。”
《海角七号》之前，魏德圣在台湾影视圈已混迹将近20年， 1996年在杨德昌《麻将》中任副
小津安二郎是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在当了一年志愿兵后，他获得陆军步兵伍长的军籍。他收到征集令的时间是1937年9月9日，加入了近卫步兵第二联队，到1939年7月16日征集令解除时，他的身份就是一名士兵，恰恰被派往中国战场。他的日记也许能让我们看到战场的另一面。
第一个是刊登在《电影旬报》1939年7月1日号上的小津安二郎《续·信》，文中记下同年3月20日渡修水河的情形。
3月20日16点30分，进攻南昌的修水河渡河战役的枪声已经全面打响。炮声隆隆，迫击炮摇曳着火尾在头顶上交错爆炸，把满树的杏子震落下来。
19点30分，开始渡河。铁船从树丛中放下来，士兵们很快就跳上去，离开了岸边，消失在浓浓的黑夜之中。没一会儿，对岸的碉堡就吐出更加猛烈的火光。我被安排在第三渡河处的第三个，船底一碰到河床，就跳了下去，水深没过了膝盖。子弹从身边一掠而过。连忙跑到河岸上趴了下来。碉堡中还有敌人。连把小铁锹放下的工夫都没有，就用双手刨起沙子来，做好一个架枪的地方。四周漆黑一片。透过黑暗，眼前是一道铁丝网
谈到胡兰成跟朱天文，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很少。她（朱天文）是叫他胡爷的，叫他爷爷。其实张爱玲的电影是不能拍的。张爱玲的小说是不能拍的。那是一个陷阱。但《海上花》是她翻译的。因为她的文字感太强。徐枫曾经找我拍《第一炉香》，我说可惜我拍不到。因为那个绕来绕去、那个幽委的感觉对我来说太难了，而且一定要讲上海话，一定是上海那个时候的氛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说你找王家卫吧，王家卫有可能，因为王家卫是唯一呈现上海风华呈现得很好的导演，他是有这个印记的。因为他的家庭，他（出生在上海），因为他是上海人，小时候跟他妈妈到香港，他妈妈常常打牌，带他去看老电影，他爸爸在夜总会工作。香港还有上海的那种繁华，因为（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还有那种东西。可能王家卫从小就接触，所以他对上海有一个（感觉），不是真正的上海，就是一个想象的上海，这个是华人电影里面没有，只有他有，只有王家卫有，别人没有的。这一块你要我去学，是学不到的。我们是乡下人，所谓的这种野人，我只能拍这种朴素的，可以做到。《海上花》是在中国传统的脉络中，我拍的是另外一种，跟后来现代化的上海风华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拍张爱玲的小说是想都别想，但是张爱玲
十几年前，中学刚刚毕业，我和几个好朋友带了一大叠批判选美的自制传单跑到一个选美现场，预备一边散发一边抗议。结果当然给人赶了出来，只好在门外傻傻地把传单塞给路人。至于那些会场里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当然甩也不甩我们，照样美美地谈笑风生。
为什么要抗议？当然是因为选美侮辱女性。我们所有读过点女性主义的人都知道 “女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被造成女人的”（西蒙 ·波伏娃语）。而这制作女人的主要力量，就是男人的目光了。选美正是依男性目光打造样板女人的经典示范，一个个女孩想尽办法历尽训练，好把自己装进男人设计的一套套格子里，再拼个你死我活，好产生一位所谓“智慧与美丽并重”的佳人。
十几年后，我了解即使是一些被认为很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也不再坚持单调的反选美立场，反而懂得以更多元的角度切入，把选美当作有待剖析的现象多于一个只能否定的对象。但是我仍然本能地说不出地厌恶，躲避选美，躲避不了的时候，就视而不见。
所以，当我今天因为公司工作的关系必须要去做选美会的评审，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视而不见，我不存在。
那天早上十点十五分，在酒店里，我接到一个叫做 “小马 ”的女孩的电话，说原订
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下）已闪亮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