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会上阎锡山在演讲中说：“人群现在已陷于最危险之地位，因政治程度超越教育程度甚远。政体已成为民主，而民实无主之之智能；主之者既非民，即失却民主之精神，无民主精神而曰民主，危险孰甚！欲渡此一难关，惟有积极发展教育之一途。”是故，“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 有鉴于此，阎锡山在他执政山西之初，即把发展教育置于施政之首，予以相当的关注与重视。在他的手书格言中有两句话，其一，“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其二，“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从这两句话中，足可见其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阎锡山所说之教育是广义上的教育，依次分为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这里所说的“国民教育”，专指普及义务教育，亦即基础教育。

        阎锡山认为：振兴教育，譬如建屋，屋之在地上者，人人皆知注重，但能建筑房屋者，皆会讲究。殊不知屋之能否经久不坏，却不在地上之轮奂，全在地下之基础；教育亦犹是也。人才教育，屋之在地上者也；国民教育屋之在地下者也。人才教育，对于社会上有报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谋发展，故社会上皆知重之；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也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知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知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基于上述认识，阎锡山将他所说的国民教育，“视为最重”。他在手订之“人民须知”中告谕：“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那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侮，也就和乡下那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侮是一样的，所以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他，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打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因而“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 这里所说的普及国民教育，实际上就是普及小学教育。 

　　阎锡山普及国民教育的措施和步骤是： 

　　一、扩充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队伍；

        二、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学；

        三、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

        四、全省分六次普及：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县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县乡镇及三百家以上村庄至八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庄至十年二月普及。 

　　通过以上措施与步骤，山西全省之内普通小学校逐年增加。据统计，到1921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近500所，在校学生约近50000人；男女国民学校19463处，学生人数722156。当时山西人口逾千万，在学龄者应不下百万。若按此统计数字，阎锡山的国民教育普及率当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排除统计数字中之水分）。【网络文魁根据网络文章和《阎锡山大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