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替之际，显赫一时的常氏商业衰落了。研究常家贸易事业衰落的原因，同样对后人很有裨益。　　

常家商业的衰落，始于庚子事变到清朝灭亡之后，民国二年（1913）则一蹶不振，基本倒闭。只留下丰镇的“天亨永”，车辋的“同济”药店，要村的“晋隆祥”，榆次的“瑞隆裕”，太原的“范华”印刷厂以及奉天、南京等地小商号企业和部分房地产业。以股金分红维持族中必要的开支，供弟子读书求学。　　

同众多晋商名门望族几乎相似，常家衰落的原因也是十分复杂的，但清廷的腐败和政局的动荡应推主要原因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在中国内地收购茶叶后，即沿长江出海北上到海参崴，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利，恰克图茶叶生意顿时冷落。俄商还在茶叶产地设制茶工厂，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无论在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的手工制茶作坊，这也是对晋商茶业外贸冲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常家为了扭转败局，联合晋商对俄国小商人采取赊销的办法以维持现状，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俄商看到清朝“气数己尽”，再无能力保护中国商人，因而找各种理由欠款不付。再加上俄国国内也遭遇“十月革命”，政局大乱，不少俄商倒闭破产，使得拖欠更为严重。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32.07万卢布。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140万两。山西省财经学院教授黄鉴晖先生，在《清代帐局初探》一文中，列举清档案资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帐局贷款41.6万卢布，以上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过一本较为明细的帐簿，“四清”运动时，从村卫生院一只破箱子里发现，被当作“变天帐”烧毁了。以当时常家的财力而论，失于俄商的财产，绝不会仅止于上述部分。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晋商向俄政府起诉，俄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作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有理难诉。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官员恋横无理、豪取强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雪，蒙受了巨大损失。例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儿子小僧王，累年向常家借款逾百万两白银。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买他的帐。到了清末，僧王垮台，这笔债也就无法收回。又如清末陆仲琦想到山西这个首富之省当一任巡抚，向常家借银五十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可是，他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事，陆仲琦父子被击毙于巡抚衙门。常家虽然多次派人到其家乡浙江省尚山县去收帐，哪里还会收得起呢？及至辛亥革命时期，常氏的商业就基本破产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说的：“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顿遭受损失。”时局不稳，帝国主义入侵，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是常氏经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商业衰落之后，常家也曾想方设法寻求重振家业的途径。受实业救国的影响，1921年，由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筹集资金，在太原创办了范华印刷厂，地址就设在太原市钟楼街7号。这个印刷厂由刘煜任经理，乔智任副经理，从1921年开始，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先后经营35年。除此以外，还与祁县渠家一起投资白银五千两，投资山西火柴厂，并对晋华纺织公司，保晋矿务公司都投了资。其间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的第四任总经理，其弟弟常宝春任监理。可惜“生不逢时”，政局一日数变，这些努力，己无法挽救“大厦之将倾”了。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纵观常家经商300多年的历史，打破了人们那种“富贵不过三代”的说法，驰骋商场兴盛达六代之多，这在晋商中也是罕见的。常家的兴盛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跟上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家族人员素质的内在提升到紧跟社会发展进步，可以说达到了最佳状态的结合。但是，晋商也好，儒商也罢，在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在对信息、物流、经商模式、资本运作的过程中，稍不留神，就容易随波逐流、大浪淘沙，很难把握自身发展的命运，作为集晋商儒商为一身的常家，随着历史上最后一个清王朝的没落，自然也逃脱不了衰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