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初中时，对平面几何最感兴趣，常跟同学比着解难题，乐此不疲，做梦都想着如何添加辅助线。可惜这套“本事”日久荒疏，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个文革失学的小兄弟要考“业大”，拿了两道几何习题向我讨教，一面抱怨说：学这玩意有啥用？两条线，平行又怎样、不平行又怎样？我说：学习不是猪八戒搂草，每一耙子都能搂着点什么；学几何如同磨刀，作用是练脑子、训练我们的多向思维、缜密推理，每步推理都要有根据、合逻辑。学好这套本领，将来才好干大事。“磨刀不费砍柴工”啊！

前两天收拾废纸，找到一个本子，上面抄满几何公理、定理，什么“两点之间线段最短”、“通过直线外一点只有一条线可与直线垂直”……想起来，这还是当年给小兄弟辅导时用的“教材”。

翻着发脆的纸页，一些旧知识不禁在脑子里浮现，仿佛又回到中学课堂，数学蔡老师用粉笔敲着黑板反复叮咛：“公理”就是经反复验证、无需置疑的真理，可以直接作为几何推理的根据；“定理”则需要验证后再用……不知现在的中学课堂是否还这么讲？

出了校门，走上社会，逐渐感到：社会上的“几何题”比课堂上的要复杂得多。但解题的过程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公理”可循。

譬如我们的先人倡导“礼义廉耻”，那不正是经数千年社会生活验证过的 “公理”吗？您说话办事，拿这个一衡量，是非对错立见。再如“仁爱”“宽恕”“悲悯”“同情”，也都是千年不变的道德公理，不但在我们这里推为至理，世界其他文明也莫不视为人性高标。

可是后来忽然有一天，我们这里有人站出来，把这一切贴上 “奴隶主文化”“封建道德”“大资”“小资”的标签，不经讨论、不容申辩，抡起大棒统统打碎、拉杂摧烧！——当这些旧“公理”化灰化烟之际，一些新“公理”迅速填补进来。

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遇到何种难题，领导只要请出新“公理”（如同鉴宝节目主持人断喝一声：“请出护宝锤！”），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那时的新“公理”尽管表述有别，实质却不变：“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旦祭起这样的“公理”，哪个还敢乱说乱动？有谁不识时务，接下来便是高帽子、大棍子、粗绳子、手铐子伺候——这比我们课堂上学的那套繁琐推理，要简单得多、干脆得多！

只是对于许多社会学“公理”，我常不免心生狐疑：它们是怎么产生的？诞育它们的天才大脑可靠吗？它们产生的经济文化背景是什么？真的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会不会因水土不服而导致上吐下泻、五劳七伤？它们经过反复论辩验证了吗？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可以佐证它的正确？又有多少反面的教训彰显着它的错误与不足？它头上戴的那顶“颠扑不破”的帽子又是打哪儿来的？如果是自己缝的，又有多少含金量？为什么上面明明破了许多洞，可仍被屡屡描述为囫囵的、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每逢这时，我总怀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知究竟哪一个出了问题。

几何学中的公理是有限的，经过人们几千年的努力，大致也就发现那么多；而且由于严密论证、反复校验，一旦树立便很难打倒。——社会学的“公理”却不然，指导者灵机一动、心血来潮，总有新鲜表述：今天是“某某挂帅”，明天是“啥啥哲学”，后天又是“某某道理”……支持这些“公理”的，显然既非试验，也非实践，更无需逻辑推理：即便有一点理论阐述，也多半是牵强附会的“马后”说明——也许这些东西压根儿就不能称之为“公理”吧？

 我辅导的那位小兄弟，后来业大毕业，也拿了一张文凭。多年后偶然遇到他，从宝马上下来，人已发福，几乎认不得了。他回忆说：当年考业大，几何题一道也没做出来；幸亏政治分高，勉强录取——这位逻辑推理不及格的老兄，如今已是某部门的老总了！

想起当年煞有介事地教导人家“学几何、学逻辑、将来可以干大事”，如今推着自行车的我，不觉脸上先自发起烧来……

（本文发表于2012年6月10日《今晚报》“今晚副刊”；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