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2024这一年

这一年就经济而言是“低迷”，但是本人所从事的领域并不低迷，甚至艺术和娱乐领域也显得很活跃。这些与经济的境况有些不般配。但这也是实情。

今年对我来说是方法论/进路探索的一年。5月中旬在云大召开“社会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论研讨会（云大-北大合办），11月初又办了一次“人类学、哲学和语言学”工作坊。窃以为这两次会议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都有推动。

在方法论会议之后，我用一段网文小结道：

“定性vs定量经常是国内方法论会议的争论中心；再加本土vs统一社会学，也成为对抗胶着的话题；还有教科书上写着的笼统的方法论药方，如参与观察，延伸个案等等，VS实践中秘而不宣的种种通关秘诀等等。此为再有前些年很响亮的反对方法主义之说。今次会议按参会的北大罗祎楠老师之言，此中有新的代际浮出，已经出超过去的种种对立。我们将另择时间作更进一步切磋和交流。”

在11月的工作坊会上，我也作了会议小结，以下是会议报道的几段话：

“罗永现老师以日常语言的角度去谈论隐喻及其概念化，启示了关于解释中细微且丰富的可能性，不仅对认知语言学有意义，也对人文社科方法论起到指导作用。陈保亚老师以“亲知”语言规则对话AI语言规则，揭示介于生活实践的人类自然语言和AI代表的言知语言之间的张力关系，迸发一系列关于日常语言使用、符号、人类语言习得机制和人工智能伦理等重要讨论，也对社会科学如何理解语言与思维关系有着重大且丰富的启示。郑宇健老师关于“路径意义的回溯式重建”的报告对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论研究能引发重要反思作用，与传统如格式塔心理学等研究思路不同，为人文社科提供了一种哲学进路的整体论洞见。毕明安受奥斯汀及维特根斯坦思想启发，对命题逻辑等西方哲学传统认识论进行“解构”，为建设整合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提供新思路。他探讨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现象学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语言现象的边缘，但似乎对于别种语言日常用语能指部分的讨论仍有心无力。也就是说，哲学已经提出了扩展语言现象学边界的问题，但跨语言的目标如何达到、怎样达到尚不太清楚，而人类学应该承担这一需要田野工作完成的任务。朱晓阳老师最后提出应反思当下普遍但畸形的三种观点，以阐明当下跨语言现象讨论的必要性：一种是某些中国学者以西方的命题逻辑哲学去透视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后者缺乏逻辑，不是哲学。另一种是认为中西方哲学范式之间无法共度，而举起“本土化”为旗帜，将自己“他者”化。第三种是以一种“同情”（或比较哲学）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将其与西方命题式哲学放在不同层面进行交流和讨论。毕明安的研究之启发性正在于从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式进路出发，以一种整合哲学视野发现中国古典思想的分析哲学性，反思西方哲学“搭建纸房子”的方式，从而开启重新看待中西方哲学讨论的问题。他认为跨语言现象学作为一种进路超越哲学领域而和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对话碰撞有巨大启发和潜力。”

11月工作坊的话题是上半年方法论研讨会的深入。例如关于因果推断等当下社会科学方法论热点，5月份会议上仅仅是由北大李建新、陶林等提出，北大罗祎楠和政法大李岱等有回应，会上并没有形成共识。在11月工作坊上郑宇健从当代分析哲学整体论视野，以“回溯必然性”为题，将因果推论的底层逻辑做了演示。而毕明安的跨语言现象学则干脆对命题对应事实的比较哲学认识论基础做了批判，在这里因果推论只是“数据呈现的一种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而已。罗永现带来的隐喻化概念也应该是非命题逻辑认识论的重要议题。例如与相似性和类比性等非命题逻辑思维的关系，很遗憾这一方面没有被展开。

当下AI自然语言处理与毕明安所称之语言现象学“关联性视角论”及中文思维的类比性和相似性等受到注意。我在最近修改一篇文章时，有一个注释有些关系：

“（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的所谓）“经验主义方式”令人想到本文的关联性视角论。类比性和相似性等思维形式与人工智能的经验主义方法很接近。如果情况如此，我们会对中国思维的关联性视角论的意义和潜力有更深的认识。是否可以说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就是关联性视角论的统计分析化。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就真是站在一场哲学认识论批判和革命的开端了。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Hinton也认为人类智能的本质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学习（learning）”，并认为人工智能的学习与人类是一样的。Hinton并不认可人工智能的学习仅仅是统计分布和大数据基础上的“随机鹦鹉”。Hinton批评追随乔姆斯基理论，将智能视为逻辑推理的人不了解人工智能的能力，也不理解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Hinton的批评如同毕明安的语言现象学一样，看出命题逻辑和推理并非哲学本质，从而也并非智能的本质，但是Hinton不理解类比性、相似性、关联性等与人工智能学习接近的认识形式背后同样有“亲知”。这是人类语言与人工智能的随机鹦鹉或“机器学习”不同的。”

方法论讨论还有一个重要推进面是在人类学领域。今年5月的会上，人类学方法论讨论并不是传统的方法论话题，如参与观察、民族志调查等等，而是基于当下学者和学生们实际使用的方法论进行挖掘和推进。这次会议与图像或影像、感官有关的话题，在7月份中国社会学学会年会（哈尔滨）的影像社会学论坛上有进一步展开。我在年会上也有一段小结：第三届影像社会学论坛的一个小结：

“从Image and society或者image and culture这样的视角来说，确实是在生长出一种学科图式，其包括内容、形式和进路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就进路而言我觉得有三种趋势：第一种现象学的。浸入“生活世界”因为图像或影像能提供了一系列非常好的工具而游刃有余。我去年在这里讲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去年底的《社会》上，就是想说摄像机可以把过去我们呈现不出来的东西呈现。我说的过去呈现不出来是什么，就是我们叫on-stage与 off-stage之间的东西。在当下，我觉得我们这一屋子里的人熟悉采用的这些手段，能把它给呈现出来。这是我这些年印象最深的，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会把过去我们认为不是在我们这领域的包容进来了，例如戏剧、博物馆等。

除了现象学，另外一种路径可以称为“现实主义，即社会科学传统上使用来分析影像的进路，包括经验主义，实证论等。这种进路的潜力还是挺大的。现实主义有好处，但是它有局限性，我说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科学-理性这种研究进路。它会使我们错失科学-理性之外的一些东西，所以要拓展这条进路。

第三种是从语言哲学出发的。我自己从日常语言视角出发，也是与现象学路径接近的。我想通过这一进路将台上和台下之间的那种“间性”的真实呈现出来。

这三种路径是互相通的。感官人类学探索的视觉、听觉、触觉之间是互感的。视觉模态与文本之间并无真的隔绝。从研究范围来说，影像社会学将把包括声音世界，包括博物馆吧包括戏剧。

补充几句。我们和斯科特前辈的一个区别是，他仅关注on-stage和off-stae的对立，注重挖掘off-stage或hidden transcript，并解读为抵抗、不从或逃避。斯科特在这个意义上是现实主义的。我们今天因影像（包括声音）技术的进步，对“之间”的部分有可能开掘，并能呈现出其更丰富和复杂的面相。这种呈现又与影像设施/技术有关，也与我们对感官之间关系的预设有关。“

我本人今年的方法论写作主要是以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进路去处理政治/法律人类学、影像社会学/人类学。这方面有3篇文章和一本书[1]。其中从年初一直持续到此刻的工作是从戏剧进路来处理人类学。到此为止，只能说仍然在方法论/进路方面打转。但是我对这个领域有很高期望，能前瞻到人类学以戏剧为进路不是艺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相反它是人类学的内在部分，当然也不是传统社会/文化人类学基本概念对戏剧的“解码”。有关于此的讨论我已经在“人类学：以戏剧为进路”（《开放时代》）作了尝试，目前正在修改的续篇“一目了然看魔法——人类学戏剧进路与维特根斯坦《〈金枝〉评论》“试图有更多推进。人类学以戏剧为进路的推进需要跨越社会科学和艺术教育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其间的现有差异比影视与人类学之间的差异还大。但是今年在北京的戏剧舞台上已经出现拉图尔的《地球三部曲》。这应当是拉图尔有远见卓识的”平衡社会学“之说的体现。而一些学术会议（如《社会》的年会）上也有戏剧演出作为会议内容，或有”哲学戏剧课（清华大学）出现。我们在云南大学至公堂4月份上演的《魁阁时代》则是我一直当作人类学戏剧进路体现的案例。

我在这篇小结开头说今年的艺术和娱乐实际上是很有活力的。这些学术与戏剧的结合得以很顺利地出现在今年，与所谓经济的低迷形成对照。这种相互映照的现象并非仅是偶然，实际上无论方法论的推进还是戏剧的推进都是一些成本低的活动。这些活动在过去不大能吸引人去全神贯注地做。再有一个重要伴生或缺失现象是不大有人跳出来做意识形态指责。这方面戏剧领域更明显。例如今年所见的一些舞台剧，如按照过去的官方演出标准，会很难走到公众面前。但是今年似乎没有人来管，感觉像是说：你们自生自灭吧，只要不来找我们要钱，只要有观众认可，怎么都行。因此如嘲讽一些说，今年的学术（如以方法论为例）和艺术（以戏剧为例）显得生气勃勃的都是“烧烤摊经济”。就像今年的经济是“特种兵旅游”，今年的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砸锅卖铁”（非税收入）一样。